■丁东亚

　　写作向来是孤独的。某种意义上，它似乎更容易让我抵达内心最为隐秘之地，亦更能唤醒我对往昔所经之事与人及物的记忆，令我在怀想中自省与沉思。换句话说，写作应该是一种自我心理需要，是通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述方式，亦是我对抗恐惧或孤独的一种方法。

　　2011年开始小说写作至今已七年有余。更早之前的诗歌写作，显然训练了我小说写作的语言，也使得我在虚构与叙事的同时感到自信和坦然。事实上，我对诗歌一向有着难以名状的偏爱，那种更为简洁或隐晦的表述，一些时候更为有效地将人生况味和顿悟升华至审美之高度。只是更多时候，我还是迷恋小说的复杂与多义，它似乎更能将生活的多面意义得以展现。

　　谈及小说写作，我首先想要说说阅读的重要性，毕竟除却生活经验和生存经验的积累，阅读是自我提升不可或缺且最为直接的方式。何况阅读不仅能够使我们规避同类别或同题材的书写，也能激发我们去创作一些不一样的作品。在个人阅读习惯中，我对80年代的先锋作家有着非比寻常的喜爱，不管是格非迷宫一般的小说布局，苏童小说迷人且酣畅的叙述，还是孙甘露刻意打破小说故事发展诗意的讲述……他们无疑相通的一点是，一些作品都无法逃脱阅读西方经典作品带来的影响（特别是作为终其一生对短篇小说写作实验的西方代表作家博尔赫斯，他的作品可以说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先锋作家），只是他们更为令人钦佩的是兼备中国式和本土气息的创作非但没有被这一影响带走，偏离轨道，相反却滋生了更具价值的创作意识和作品。这也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之一，即作家在意识受到影响的同时要保持自我的独立思考和创作独特性。从阅读影响而言，起初我对西方经典作家的偏好始于马尔克斯和麦克尤恩，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及短篇小说和麦克尤恩的短篇小说是我读到的印象甚深的作品，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开始了“南方系列”的写作：《南方》（广州文艺）、《风行无址》（上海文学）、《请你蒋梦带出黑夜》（长江文艺）、《隐秘盛开》（野草）……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和对西方作家作品的关注，科塔萨尔、奈保尔、鲁尔福、乔伊斯、卡夫卡、舍伍德·安德森、厄普代克等一大批具有影响的作家相继出现，促使我的灵魂一次次受到不可名状的冲击，欢喜之余，他们的作品也使我写作的欲望更加激情澎湃起来。但在此需要澄明一点，一开始我的写作更多还是受到中国作家的影响，如贾平凹、陈忠实、方方、王安忆、迟子建、潘军等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都成为我汲取营养的根本。类似某种无声的召唤，我在他们不同的写作领域回到了现实，第一篇中篇小说《如是我闻》（《长江文艺》2015年第2期）便是自此而生。也正是这种传统的现实回归，我在写作的同时更为关照现实生活与历史，先后完成了中篇《云落凡尘》（《钟山》）和短篇《半夏生》（《山花》）。

　　其次我想谈谈编辑的重要性。现今身为一名杂志编辑和业余作者，我似乎更能理解一名作者遇到好编辑是何其有幸，作为作品的第一读者，他们第一时间给予的编审意见以及对文本的看法，不管是批评还是肯定，都会激发我继续写作的激情。故而我必须在此感谢何子英老师。2011年是我小说写作甚为勤奋的一年，一口气写下了十篇短篇小说，眼下看来，那些习作虽稍显稚嫩，但少数得以发表的作品还是给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短篇小说《纸月亮》就是在何子英老师的指导下发在《长江文艺》正式改版后第一期。此后连续三年，这一杂志都成为我最为重要的发表平台。另一名我必须深表谢意的编辑，便是《人民文学》的徐坤老师，短篇《人间无恙》的发表，她给了我很多宝贵且细致的意见和建议。

　　起笔至此，想到题目，我想更为详细地说说另一篇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想来，那已是二十年多前的事了。或是天性顽劣，我在豫东平原那座小村落四邻口中自小就颇有“坏”名声，直到一晚途径村头那家小卖部，参与了小众的赌“糖”游戏，开始了赊欠，父母无奈之下，将我送至了远离故乡的武术学校。如今想来，那是怎样的一种冒险的雀跃，再也不能体会。仿佛在四方木桌上将赊来的糖果作为赌注按“道”设下，庄家把两张骨牌发放到手，我就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小赌徒”。输赢的乐趣与心跳的加速有无关联，无从获知，但输的次数渐次增多，小卖部账本上的欠账越发在“+”的过程中变成一笔数额颇大的款项。如若记忆属实，我对现实第一次感到恐惧，是在一日下学途中，那个我按辈分该喊“大娘”的小卖部女主人突然喊住我，表情严肃地来到我面前，告诉我倘若再不想办法还账，她就要登门去找我父母。我害怕极了，之后便遵照她的指示，翌日清晨去上学前，在书包里装了两个馒头、口袋里装了一对鸡蛋（馒头两毛一个，鸡蛋五角一对），还下了二十分之一的欠款。似乎有了还账的出口，我夜晚出现在小卖部赌桌上的次数多了起来，同时胆子也愈发变得大了，开始用冬日御寒的针织帽盗取家里的黄豆和小麦，掩藏在院墙外的柴堆里，以便早日还清欠账。事后多年，试想若不是母亲当年发现及时，我被父亲追至几里外的砖窑厂抓回，遭遇了此生最为惨痛的教训——父亲把我悬吊起来，将我狠狠揍了一顿——或许我早已步入歧途，令他们一生受辱。那场皮肉之苦，也有幸使我暂时结束了少年的恐惧，父亲当晚便去了小卖部，为我还清了全部债务。

　　此刻回想四年的武校生涯——它犹如一场噩梦，令我不禁深感恍惚。那时除了酷暑与寒冬时节的苦练，以及偷懒或懈怠时会受到的严酷体罚，很长一段时日我甚为担心黑夜的到来：宿舍墙壁上挂钟秒针不停转动的响声在黑暗里像一把悬在我头顶的利刃，使我不觉会莫名惊惧。“嚓-嚓……”，当你静静聆听，它似乎就有了谜一般的寓意。以致多年后我辗转陌生城市，总是会把出租房墙上的挂钟取下，将电池抠去，让它暂时停歇。大概是情感与记忆所致，十多年后我写下了《童象》（《长江文艺》2013年第5期），算是对武校那段灰色时光的恐惧祭悼。

　　回想三十岁多年的生命记忆，我一直都觉得逃离像一种宿命。十岁那年，当父亲和母亲骑着自行车，将我送至几十里外的武术学校，我终于逃离了故乡，却在一方陌生之地陷入恐惧，渴望再一次逃离；当我终于从武校逃离，进入大学，来到北方那座陌生城市，面对爱情与工作带来的恐惧与伤痛，再一次选择了逃离，在南方继续着漫长的孤独与漂泊生活。直到一日倾诉的欲望成为自我救赎的唯一通道。然而，书写是否是唯一逃离现实的出口，我依然一无所知，或许只有那些我终其一生写下的文字能在苍老之年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写作本身就像一粒粒落在墙脚处的爬藤种子，等到它们生根发芽，某一日爬满冰冷斑驳的墙面，向着光亮之处生长，最终构成一道绿色的风景，我也许就有了独属自己的小小领地。到那时，我相信我无须再次逃离，因为恐惧早已远去……

　　

　　丁东亚，1986年生，祖籍河南，现居武汉，供职长江文艺杂志社。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钟山》《山花》《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清明》《星星诗刊》等期刊杂志。曾获第二届“中原诗人奖”、“百花奖”优秀编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