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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

　　有宋一代，虽然在政治上因为诸多因素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在文化上却是中国历史上的高峰，陈寅恪先生曾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在科技、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此，笔者拟从技术、政策、教育、经济等方面出发，试阐述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

一、技术进步带来知识传播的深刻变革

以雕版印刷术为例，其在宋代的广泛应用，不仅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还极大地推动了民间印书业和书籍销售市场的发展壮大，从而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

　　源自捺印技术的雕版印刷术，在唐代主要运用于刊刻佛经，从五代到北宋初期，才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刊刻儒学经典，但整体刻书数量有限，随着雕版技术的成熟和印刷市场的扩大，宋代知识的普及性相对前朝有了极大的改善，很多普通士人也能比较容易地在书肆中买到想要的书籍。

　　对此，神宗熙宁九年(1076)在密州任上的苏轼曾有过如下的体会：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这是苏轼为好友李常(1027-1090)藏书房所写题记，虽是表达了对后生科举之士在诸子百家之书易得的条件下，仍在文词学术方面不如前人的质疑，但从中可以看出刻书业的发达和对宋代读书人的影响。

　　由于刻书业的发达，宋政府对坊间摹刻御书和一些不当言论始终加以禁止。例如，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正月有“诏开封府：‘自今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绍兴十五年(1145)太学正孙仲鳌希望高宗能对民间书坊中不经裁定、随意刊行的“诡僻之说”严加禁止，得到了高宗的支持。一方面这体现了宋代政府对刻书业管控得严格；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说明坊间书坊摹刻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无论是从苏轼的正面描述，还是两宋控制书坊政策的延续，都可以看出宋朝的印刷业的空前发达，也正是因为宋代印刷业的发展，才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化的繁荣。

二、崇文抑武政策的强力推动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时期，统治者的政策变化始终是史学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五代时期，天下纷乱，在这一时期，权臣篡位事件频繁发生。出身行伍的赵匡胤对“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有着深刻体会。他希望自己建立的王朝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于是听从宰相赵普提出的“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确定了抑武崇文的政策，即“王者虽以武功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兴文教，抑武事”是宋朝的一大基本国策，终宋一世，统治者的目的是“欲广致天下之士以文治”，客观上这也提升了士大夫的地位。

　　历朝宋代皇帝恪守“祖宗家法”，不轻杀大臣和言事官，故“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士大夫既无杀身之虞，其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之勇气和自由是很大的。而这正是文化繁荣的前提。同时，儒家本来就倡导积极入世，在宽容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活力与创造性会被极大地激发。

　　宋代文化政策的宽明虽是势所必然，但与宋初太宗对文人和文治的认识是密不可分的。雍熙北伐失败后，太宗赵光义大兴文化工程。《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相继编成，同时太宗还喜爱书法，命人刊刻《淳化阁帖》来临摹。太宗之后,其他诸帝也有比较好的书法修养。高宗赵构曾说“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特书大书，飞白、分隶，加赐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王曾瑜先生也说过“宋朝各代皇帝的御笔，多少反映了他们当权和施政不同的个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宋朝历代政治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宋代皇帝的文治取向或直接或间接地保障了宋代文化得以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发展繁荣。在现存宋代文献资料中，有大量宋代皇帝赏赐御书的记载，《宋会要辑稿》更是专辟“御书”一门，归入“崇儒”类。自北宋太宗朝设立翰林御书院以来，从真宗朝便开启专为皇帝建阁贮藏御集的传统：北宋五阁、南宋六阁，地方庙学寺观也多建立御书阁来供奉皇帝御集。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无论是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会很自然地将其与天水一朝“文治之盛”联系到一起。

三、科举制度为阶层流动带来新的活力

科举制度于隋唐间形成，在宋代臻于成熟，成为了宋代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造纸业和雕版印刷业较前代取得的长足进步，为宋代教育的兴旺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科举的兴盛则直接促使宋代教育向纵深发展。

　　相较于唐朝，宋朝的科举开始逐渐规范化和平民化。从宋太祖开始，下令及第考生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及第考生都成为天子的门生，一定程度上预防了考官为自己的官途而主动帮助他所考中的考生。其次，宋朝在防止舞弊方面也制定了许多制度，如省试的考官为临时委派且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不得与外界联系，考卷要糊名、誊录且由多人阅卷等，这就使得科举考试更加公平。

　　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有不少增加。唐朝取士的人数极少，每榜取进士仅二三十人，明经约一百人。科举及第之后只是取得入仕做官的资格，还需经过吏部铨选考试，才能出任官职。宋代科举及第一般不必经过礼部铨选考试，即可马上释褐授官，出任官职；科举取士人数大为增加，两宋取士约有十二万多人，平均每年科举取士三百七十多人，其科举取士之多，空前绝后。由于宋朝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多，除少数家赀殷实者外，许多无法为官的士人会选择到地方书院教书，促进了书院的繁荣和发展。

　　文化教育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使得宋代的启蒙教育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宋代为启蒙教育编写了很多蒙学教材，像欧阳修、王应麟等人编撰的蒙学教材往往集趣味性、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天文地理与自然社会的基本知识，也教导学生读书、识字、做人的基本常识。

　　总之，科举制度为宋代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不仅使得社会上形成了崇文之风，还使大量落第士人成为了文化传播的生力军。读书考取功名成为民心所向，只要些许可能尚存，就连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也会竭尽全力供子弟读书。与此同时，对于落第士人而言，教书作为最直接、最合适的职业选择，极大地充实了师资力量，为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经济发展带来的催化作用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作为物质基础的经济发展，宋代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助推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相较于前代，宋代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由于宋朝长期受到北方契丹和西夏的军事威胁，以及澶渊之盟贡纳岁币的规定，宋朝在其军事、外交方面的开支极大，如果还是效法前朝不重视商业贸易上的税收，那么宋朝的财政收入将难以跟上军备与外交支出。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对商业的限制和干预可以说是较其他朝代宽松的。

　　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了免役法，免役法使一些不愿服役的人通过出钱免除服役，政府用这部分钱再雇佣人来服役。这样人身依附减弱，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宋代市井生活的丰富，于是市井文化出现繁荣的景象。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于是在城市里就出现了一批说书人，他们起初只是根据民间流传的传说说书，没有文字的记录。后来随着说书的发展，为了便于传述和传授，才产生了文字记录的本子，即话本，话本的兴起促使市井之人的文化素养有一定的提高。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进步，宋朝的书坊也随之兴起，当时的书坊是具有商业性质的私人出版业，宋时的读书风气十分浓厚，商人们认为有利可图，就开始大量的刻书，书坊与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个空前繁荣的宋代文化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宋代灿烂的文化成就，使后世的中国人得以享受丰富的精神熏陶。钱锺书先生曾说过，“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可以说，宋代文化是传统社会的一个高峰，其出现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不仅是汉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还成为明清文化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