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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军事和政治事件，以及男性抗战老兵身上，而对于女性在抗战中的工作少有提及。但在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过程中：“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中，冲击着传统观念，使民众不断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被认为受封建压迫最深的中国女性，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极力推动中国女性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体现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女性早已不再局限于躲在男性身后眼看着日军屠杀我国民，夺掠我土地而无能为力。她们走出家门，聚集起来，整装待发，与男性一起赴前线抗日救国。

一、“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满腔爱国热情的云南妇女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及省妇女运动委员会的领导、组织下，也积极投入到全民族的抗战中，组成了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组成六十人战地服务团

“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青年纷纷团结起来组织救亡团体，参加抗日工作。在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云南省妇女会的支持下，1937年10月5日昆明市女学生，发动了游行请愿活动。队伍很快从几百人发展成一支4000多人的庞大队伍，她们一路来到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省政府主席龙云盛赞她们是云南新时代的花木兰，同意组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军抗日。

　　1937年10月7日，经报名体检，省府挑出60名女学生组成“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团员大部分由昆华女中学生和几名助教组成，其中年龄最大25岁，最小15岁。推选徐汉君为团长，胡廷璧为副团长，关秉坤、宋志飞、姚仙名为区分队长。每人交5元伙食费，自带行李到昆明西山华亭寺集训。由服务团人员构成可以看出知识女性在其中起了极大带动作用，这与她们思想解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军车过滇至黔，次日到达贵阳市。贵阳人民举行了欢迎大会，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口号的号召下，贵阳上百女学生蜂拥挤到主席台前，要求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前线抗敌。不得已，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又增添了6名贵州女战士。此时，战地服务团的成员基本上确定下来。

(二)宣传抗日

女学生们为到前方抗战，冲破父母和朋友的重重阻挠，走出家门，换上戎装，整装待发。此时她们不再满足于深处闺阁“谨守本分”，她们深觉作为“公民”应尽自己的一份力为抗战救国奔走。1937年12月13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奉命开赴前线。有人被其爱国举动打动，作词赞云：“南滇女儿，何让须眉，挥戈从戎挽狂澜。赴沙场，把丹心碧血，为国奉献。”服务团女子的抗日救国精神激励了更多处于观望状态的男男女女加入到抗战救国的队伍中去，在精神层面对促进全民抗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37年12月22日战地服务团到达湖南，驻水绿洲集训，并参加当地野战医院服务。驻扎长沙期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女儿张素娥前来慰问，赠送了锦旗、棉服和慰劳金。湖南的机关团体和普通市民，也送来问候。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送去关怀，鼓励她们为国效力，为云南妇女争光。这种备受民众、政府以及革命人士多重关注的情况对于服务团的抗日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元旦后，服务团离开水绿洲，来到60军驻地湖北纸坊，受到60军军长卢汉和所属师、旅长的接见和欢迎。此时正值农历春节，服务团的团员们随即分赴各师、团去做慰问演出，受到云南子弟兵的热烈欢迎。

　　军长卢汉为了让服务团成员掌握更多技能和知识，特意委托汉口女青年会，借汉口心勉女子中学集训，聘请在武汉的知名人士讲课。战地服务团的科目设置包括：日本侵华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战地救护、街头剧排练、救亡歌曲的演唱指挥、墙报编写宣传等。当时在武汉抗战、工作的郭沫若、邓颖超、史良、田汉、冼星海和胡若愚等人受邀为她们上课。女青年会还指定平汉医院为服务团学习医护知识的实习医院。服务团集训结束即到湖北孝感花园参与60军整训。

　　邓颖超主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导团员，国共两党紧密合作是挽救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的关键。加上国际上的支援、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国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前途是必然的。她还特意为团员讲授“怎样做妇女工作”。郭沫若百忙中询问训练情况，鼓励服务团团员发扬云南护国起义的斗争精神，为抗战奉献力量。国立戏剧学校校长王家齐及董心铭教师等指导服务团排练《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为抗战宣传做准备。

　　为鼓舞士气，颂扬60军的功绩，服务团特邀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和安娥谱写了一首《六十军军歌》。这首歌经服务团在各连队教唱后，立即得到将士们的喜爱，雄壮的军歌回荡在战场上，鼓舞着士气，激励着将士英勇杀敌。

(三)救助伤员

1938年4月下旬，以卢汉为首的60军奉命参加鲁南第二次会战。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宋志飞等人闻讯，积极请战：“六十军在台儿庄同鬼子打起来了，伤亡惨重。我们战地服务团，不到战地服务，在这干吗？”随即刘先德、刘佩兰、彭明绪、张丽芬、陈琼芬、孟昭文、黄自仙、姜笛芳、苏志贤、汤炳贤、马绍良响应，未经批准，背上群众送的慰劳品，主动跑到火车站，说服后勤部门的长官，钻进军车，“万里赴戎机”，直驱战云密布的台儿庄。在台儿庄激战正酣时，这些英勇的云南姑娘，为鼓舞子弟兵士气，冒着枪林弹雨，带着云南父老送来的慰问品，满身征尘爬进战壕。卢汉军长激动地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冲到前线打鬼子，很好，很好。马上到军医处报到，战地服务。”

　　车辐山军医处，设在陇海铁路的一个小车站上，地处战略要冲。滇军与日军在战场上反复激战，伤亡惨重。伤员们陆续被抬到这里，躺在露天空地上，无处安身。服务团姑娘一到，马上把打谷场、牛棚等场地清理干净，以稻草为席，给伤员打针、包扎、喂水喂饭，用娇弱的身体背负比她们重得多的男人，尽快将伤员抬上开往后方医院的火车。她们每天穿梭在隆隆的炮火声、伤员的呻吟声和伤口的腥臭中，用微笑、热情安抚受伤将士，成为伤员们的精神支柱。每天都有滇军将士因伤重去世，但牺牲者都表现出为国捐躯光荣的英勇气概。这种精神触动了姑娘们的神经，丰富着她们的人生经历。在这种互相激励的情况下人们的抗日热情进一步被激发出来，使人们更加明确只有把日军彻底赶出中国，人们才有机会拥有安定的生活，建立富强的国家。

　　4月22日至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0军在陈瓦房、刑家楼、五圣堂、禹王山等地与日伪军血战27天，成功阻止日军迅速南下占领台儿庄，并掩护数十万友军撤退，最后向徐州突围转移。而深入战场一线救死扶伤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为台儿庄战役伤员的救助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州突围后，服务团随60军转移到武汉，在武汉野战医院参加救护工作。1938年6月，60军参加了保卫武汉的会战，服务团的团员大部被派往所属各师政治部任政治队员，继续做宣传鼓动和战地医护工作。分配到前线的团员则在阳新、排市一带，随军阻击日寇，展开争夺战，持续20多天。在战斗中，滇军的骁勇善战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使日军大受震惊。据俘虏供称，他们最怕遇上滇军，称滇军为“南蛮兵”，而将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活跃着的云南女子服务团姑娘称为“女南蛮”。服务团队员听到这消息，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情怀：“古有花木兰，今有女南蛮。奋起为国家，解放又何难。”

(四)收养难童

战火后的长沙、高安，一片瓦砾，无家可归的孤儿呼爹叫娘，流浪在倒壁危墙之间。六十军决定收容难童，成立难童教养院。让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制定计划，安置房子，收容孤儿。服务团收容了57名难童，教孩子们讲卫生、识字、唱歌，遇到情况带儿童转移。

　　云南妇女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壮举，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赞誉。当时英国《大陆报》做了这样的报道：在遥远的昆明，有60位女孩子(大多数是女学生)“加入了中国军队，现在她们是属于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这服务团正向平汉线行进，为前方的中国守军服务。随了她们的省军，经过几万里崎岖不平的中国最难走的山路……她们在从昆明到汉口的行程中，充满了可怕的经历，有几次她们曾受到飞机的轰炸，其他时候在峻险的山岭和山路上行军前进，她们很勇敢地来抵抗危险，并心愿地受到种种痛苦，她们用勇敢和坚忍对抗这些天然的障碍和工作的严酷，足使许多男子对她们有些愧色。”

二、“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历时5年，历经黔湘鄂、苏鲁皖、豫浙赣十余省，从战火中走来。由于时局发展，李莹等6人去了陕北，吕传淑在去陕北途中过河身亡，李景淑3人去陕北受阻后，改道去新疆。胡廷璧、曾昭惠、汪云珍、李景淑、朱致和去了台湾。回到滇黔原籍的只有36位同志。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在昆明的16名服务团成员集会座谈，皆皓首白发。会后留影，原七十四军副军长阎士彬动情地在照片上题道：“为国许身学木兰，随军转战有余欢。安危早置乾坤外，孰料携随明月还。”可见服务团一行人不畏险难，一心救国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女性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这对于完成抗战胜利后的建国重任有重要启示。

　　国内，服务团受到共产党的支持与重视，派出在武汉的同志为服务团成员们做相关训练。

　　国际上，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不仅被英国记者记录下来，专文介绍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英雄事迹。同时这篇文章被编入英国自修大学的教材，以期唤起西欧妇女，抗击德国法西斯。英国记者还把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受训情况、救护演习、讲演宣传、文艺演出、生活情况等摄制了纪录片，在英国各地放映，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日军也对这些“女南蛮”们心有余悸。可见战地服务团的女性抗战行为不仅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们在国家民族危急的情况下，接受抗日救亡的号召，毅然决然地卸下红妆，走出家门，一身戎装抗战在前线。尽管大多女性在抗战救国中更多的扮演着救护伤员、募捐物资、传递信息等辅助工作。但这些工作给了前线直面敌军的战士们强有力的支持，使他们无所畏惧与忧虑，专心战斗。对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加深了民众对女性在抗战中作用的认识，丰富了女性史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