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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田老师生长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因为在村小学代过几天课，一直被唤作田老师，即便后来他当上了乡文化站的站长，大家仍然习惯这样叫着。

　　小时候，他认识了一位音乐教师，这便改变了他的人生。

　　暑假的一天，他家来了位长辫子孃孃，很好看。听说是从县里抽来的干部，下放到他家所在的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长辫子音乐教师被分到了他家。

　　起初，他见了生人，躲在里屋不敢出来，后来和长辫子孃孃熟悉了，就央求她讲故事。长辫子孃孃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其中《神笔马良》简直让他着了魔！他整天拿着个画岩，在村口那棵从来都没结果的古杨梅树下画呀画，琢磨着如何让自己的画岩也变得像马良的那支画笔一样神勇，能给整天劳作的母亲和瘦弱的妹妹变几件花衣裳，给队里的粮库添满金灿灿的谷子……惹得母亲经常不耐烦地催他赶快下地帮忙干活。

　　长辫子孃孃不经意哼出的几句歌，让他感觉像山上那股泉水一样甜美，原来世上除了队里那几个老人哼唱的山歌外，还有这么好听的歌呀！听了两遍他便跟着就学会了。这让长辫子很是欢喜，从此，便热心地教他识简谱，教他学唱很多好听的儿歌。说来也巧，刚学会《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鲜艳的红领巾就“飘荡”到他的胸前了。

　　他想，长大后一定要像长辫子孃孃那样，做一名教师。让马良的神笔，传递到每位小朋友心中，画出美好的生活蓝图；让欢乐的歌声，洒满村边的酉水河，洗净山里人心中的苦楚。为之，他不懈努力着。

　　高中毕业后，他回到大队，当上了民兵。有一回，他被抽到县人武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其间，因为他能写会唱，枪法又准，接兵部队看上准备接走，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最终他还是没能参上军。大队长这时找到他，说：“村小差个代课老师，学校寻不到合适的人，你愿去不？”

　　“真的？”他瞪大了双眼，半信半疑地望着大队长，半晌才说：“愿去！愿去!”

　　他便成了田老师。

二

他自然是倾力教学。尤其是从长辫子孃孃那里学来的本领，他巴不得学生们都悉数学了去。

　　校门口有棵桂花树，有位老人经常提着竹篮在树下卖“丝儿糖”。他从不吆喝，只是静静地坐在竹篮旁边，拿着一把和他同样苍老的二胡，等待着放学的孩子们去买他的“丝儿糖”。当孩子们散去，老人自顾拉起二胡，那旋律凄美悠扬，让田老师听得不忍离去。老人天天拉，田老师天天听，渐渐他俩成了师徒。

　　后来，田老师才知道，那乐曲就是著名的《二泉映月》，那老人是一个被打倒的“右派分子”。

　　不久，校长知道了这事，很生气，说田老师和卖“丝儿糖”的人混在一起，阶级立场有问题，不适合教书育人。田老师无奈地“被回了家”。

　　灰暗的日子，田老师时常想起长辫子孃孃蓝天般的笑容，总觉得辜负了她的希望，拼命地在地里干活。

　　恰好，这时乡文化站差个能唱唱跳跳、写写画画的人，找来找去，便找到了田老师。

　　田老师到了文化站，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走到哪儿都揣着一个小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以便随时记下听到的小调、小曲和山歌。田老师不仅能唱样板戏，还学会了顺手摘下一片树叶，就能吹出高低不同的调调，区里的同志听了，直夸他不错！他的到来，区里的日常生活打破了沉静，一下子也跟着活跃了起来。田老师如鱼得水，踌躇满志。

　　一天，田老师跟着区里同志支农，到包谷土里薅草，干完活儿，同志们就坐在树荫下唱起来。论唱歌表演，田老师最拿手，内心是有些看不上区里那些同志的水平的。轮到表演时候，田老师锚足嗓门，唱了一段李玉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气宇轩昂，处处入戏，一股英雄气罩住了周围。刚放下薅锄的一群人，听得张大了嘴，半天才缓过神来，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好一阵，热烈的掌声才响起来，田老师激动不已，竟有些把持不住。只有旁边一位头缠黑丝帕的老农，坐在一块青石板上，冷冷地抽着棒棒烟杆。田老师见了，被泼了一盆凉水，内心感觉像被针刺了一般。区里一位老同志走过来，对田老师说：“别理他，是个倔把头。不过，他也有几手绝招。”

　　“黑丝帕”有啥子绝招？田老师很不服气。

　　借着月色，田老师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黑丝帕”家的吊脚楼。

　　“你不喜欢样板戏？”田老师单刀直入。

　　“你那样子哪像李玉和，瘦不拉几的！你那唱腔还不如我哼几句‘扯扯调’呢。”

　　“黑丝帕”就拉着田老师走到院坝，对着山坡，扯起嗓子喊了起来：“哎……，哟耶……”那声音响彻山谷，顿时，一股震撼人心的绝响覆盖寰宇，震得吊脚楼周围的蛙声瞬间禁鸣，让田老师瞠目结舌。然后，“黑丝帕”又随手拿起院坝里的三把镰刀，耍起了抛刀的绝活。只见他一阵狂舞，三把镰刀在两只手中不停地抛起、旋转、游走、下落，刀刃上折射着明亮晃眼的月光，分割着摇动的树影。只俩手仨刀，却好似千军万马。田老师看得目瞪口呆，许久才醒悟过来，惊叹真是天外有天呀！

　　其后，在田老师的央求下，“黑丝帕”又吹起了“咚咚喹”，跳起了“摆手舞”……

　　田老师真诚拜“黑丝帕”为师。

　　这一晚，月亮从未有过地明亮。

三

田老师当上文化站长是刚改革开放的事。那时，文化艺术的地位在乡村慢慢凸显，沉寂于乡间的传统文化好像深山的宝藏，等待着田老师去挖掘，去保护，他的创作欲也像雨后的春笋，时不时就长了出来。

　　一次他到一个叫土家寨的村庄去组建宣传队，走着走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因为前一天下了雨，河水很浑，看不见底。田老师弯下腰卷起裤脚，把鞋系在腰间，准备冒险趟河过去。一阵小孩子的打闹声，从对岸传来，只见河的中央，一位长得十分结实的土家大嫂，背着一个六七岁大的女孩，右手还牵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小心地在河水中行进。突然，天下起了暴雨，河水瞬即暴涨起来，等在岸边的三个稍大的孩子急得直向他们招手呼喊。田老师来不及多想，赶紧奔向河心，夹起男孩，拉着土家大嫂，喊了声“大姐，快走！”。三人快步上岸后，土家大嫂很感激，一边不停地道谢，一边拉着孩子们朝学校方向一路小跑。进村后，田老师才知道，那五个孩子都是土家大嫂义务收养的孤儿，每逢过河时，她都要亲自送孩子们。田老师在进一步打探了那位大嫂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他夜难入寐，提笔写下新编小南戏《大爱》，后在县里公演，很成功，感动了很多人，教化了很多人。

　　当站长的田老师很服众，不仅爱帮村民办事，处处展示着他的人格魅力；他还琴棋书画、吹拉弹唱、谱曲填词样样在行，特别是他编写的三句半、三棒鼓词等曲艺，更是让那些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和一些老艺人着了迷，他们只要和田老师在一起，就开心、自信、幸福，于是，他们纷纷加入宣传队。这样一来，宣传队几乎覆盖了每个村，田老师很是惬意。

　　不过田老师也不是哪个时候都那么怡然自得。遇到乡里(这时区已改成了乡)连工资都筹不够的时候，他只得躲着管钱的乡长，离他远远的。田老师晓得，文化站是个只花钱不生钱的单位，不被乡里看重，为了让宣传队组织更多的活动，他常常动手做道具，到处借音响、服装，甚至还为宣传队贴过好几次生活费，谁叫他是站长呢？

　　乡长偶尔也调侃田老师：“饭都吃不起了，你还‘饿搞’文娱活动！你们七站八所，明年都得去收烟叶栽茶树，不落一个，每个站所留个人守屋就行了！”话虽难听，仔细一想，田老师觉得乡长也难当，正如一个家，家底薄了，很多要办的事都无能为力，难免心烦。

　　文化站除了要发展宣传队，组织文娱活动外，一些突击性的中心工作，比如发展产业、计划生育、换届选举、信访维稳等，乡里都会给站里分配一些任务。田老师自然不得有半点推辞，每次他完成得都很落地，很准时。几届领导都信任他，常常给站里压更多的担子，弄得站里的人生出怨言。“莫鸡肠小肚的，做人得讲点良心，要记着别人的好。”田老师总有理由说服他们。

　　田老师领导的文化站很齐心，经常组织宣传队排练演出，那些年，几乎被人遗忘的“地龙灯”、“挑花灯”、“彩莲船”、山民歌、“扯扯调”等等又慢慢恢复起来，而且还被田老师赋予了新的创意。

　　“如果文化站没人去组织、传承和保护，这些传统文化会不会逐渐消失呢？”田老师常常当着站里的人念叨。他生怕弄丢了这些，就用了好几个笔记本将其

四

不知不觉电视机与互联网悄然进入乡村的千家万户。田老师和乡村人一样，也常把饭后的时光交给电视机和电脑，新时代文化站的作用在哪里呢？田老师的思路有点模糊起来。

　　然而，“黑丝帕”的死，震撼了田老师几近麻木的神经。

　　“‘黑丝帕’快不行了，我们快送送这位老艺人！”田老师得到信息，立即带着站里的同志赶到了“黑丝帕”的家。“黑丝帕”已经不能说话了，躺在竹床上的他，见到田老师，便吃力地指着床边一口木箱子和一堆篾货想说什么。

　　打开木箱，田老师惊呆了，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黑丝帕”，竟然把“咚咚喹”的制作方法，清晰地画在一张图上。田老师双手颤抖着，缓缓地捧起那张图，泪水禁不住奔涌而下，待他回过头来，“黑丝帕”已经快慰地去了。

　　“黑丝帕”将期待全都抛给了田老师，因为他的后代不屑于这些乡村文化，全都到沿海地区打工挣钱去了，只留下“黑丝帕”守着咚咚喹、土家山歌、抛刀这些个绝活作为精神支柱，靠着他编织蔑货换钱度日。

　　很长一段时间，“黑丝帕”弥留之际的眼神，让田老师久久不能释怀。一份愧疚和期盼，让田老师下决心加快速度抢救那些可能失去的东西。快要退休的他，主动承担了“地龙灯”、“三棒鼓”、“摆手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项目申报工作。

　　一天，为弄清项目的详细情况，田老师到村里做实地调查。不觉间又来到小时候常去的村口，只见河水清澈见底，河对岸的山脚下矗立着一排吊脚楼，他抬头望去，那棵曾经给他许多幻想，却从未结果的古杨梅树竟然结出了许多的梅子，那鲜红的果子被夕阳的余晖映衬得分外美丽。

　　望着那棵古朴而苍劲的大树，田老师舒心地笑了，前行的步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