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智先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就知网数据观察，李瑞智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文化与政治学。李瑞智先生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对中国及东亚传统文化研究颇深。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大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和易学的发展对当代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可以看到，李瑞智先生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李瑞智先生对中国情况及中西比较的研究讨论大约集中在十个方 面 —— 社 会（Communicate）、学习（Learn）、精 神（Spirituality）、意 识（Consciousness）、变 化（Change）、科学（Science）、服 务（Service）、知 识（Knowledge）、健 康（Health）、“气 ”（Energy）。对于这十个方面，李瑞智在其著作《儒家道家千年？》中做了集中论述，在随后发表的短篇文章中又做了补充。中国传统文化、教学模式、由古而今的政治策略，都是他关注的对象。通过对其文章的研读和对其本人的采访，笔者重点选取了几个现象，并在本文中结合现实形势加以论述，意在探寻当今中国建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的几个着眼点。
一、应对“知识隔离”
李瑞智先生提出，当代中西之间的竞争出现了不平衡，体现在中国文化传统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其中包含的策略文化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而英语世界民族缺乏策略型的文化。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西方无法向东方学习，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却通过学习西方，并结合自身文化，逐渐强大起来，而西方却不能及时察觉。究其原因，“知识隔离”（intellectual apartheid）的概念处在核心位置。intellectual apartheid这个术语，国内的文章中存在多种译法，不尽统一，在2009年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李瑞智发表演讲《中国古典思想与现代文明——全球性的柏拉图到孔夫子的思想转变》，其中文摘要中出现了“知识隔离”的说法；2017年安乐哲先生与田辰山先生在黑龙江大学讲学，笔者当面印证了这个用法，在此沿用。这种术语译法不尽统一的现象也说明目前国内对于这一现象并没有明确重视。这一概念最初见于约翰·霍布森所著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一书，意在说明西方固守自己的信条与通用规则，无法对东方文明做出正确的认识，而实际上西方文明的崛起建立在东方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笔者在对李瑞智的采访中问到西方人为什么无法准确全面地了解中国，得到的答案有三点：首先，很多人因为汉语难以理解而选择放弃；第二，中国人对于经典的把握是从幼儿阶段抓起的，西方人认为这不可能做到；第三，西方近三百年来都被财政操控，即使是西方著名的领导人也会为解决本国的经济财政问题发动大型战争。
本次项目的目的在于寻求中国文化在全球框架中的定位与传播。“知识隔离”现象必然是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在主观上其实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未能及时与外界沟通，并且积贫积弱。恰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发展的阶段，财政和战争手段彰显力量，中国则无法在国际交流中获取主动权，也就失去了传播文化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建立后的封锁时期，虽然激发了中国科技的自主进步，但是直接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而语言的障碍，其实也根源于文化。如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建立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输出成为必然趋势，如何使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以本来的姿态为外界接受，建立我们的文化名片，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而在汉学研究者学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语言层面观察到一些细节。
二、中国文化负载词的音译趋势——文化类专名的输出
通过对比李瑞智早期和近期的文章可以发现，其英文表述形式有所变化。对于涉及中国文化的词语，其英文表述从最初的释义逐渐转化为了拼音，且这一范围在不断扩大。这看似只是一个小细节，但背后体现出了文化接受程度的变化。这里提醒我们注意到中国文化典籍中的专名在翻译中应注意到的问题，而笔者认为，对专名的注意，是对中国文化做进一步了解的新开端。旧有的翻译是通过字面意义来的，是简单的字对字翻译。但是对于带有文化背景的词语，其字面意义往往是与实际意义存在偏离的。字面的翻译不仅无法正确传达词语原有的文化内涵，更可能造成误解。即使在刘殿爵先生翻译、企鹅书社刊印的典籍中，也会出现将西方词汇与中国文化概念相嫁接的现象。而近年来，汉学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开始回归到中国的文化视域和语义系统中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开始使用汉语拼音和其他更规范的用词来表达中国文化概念。李瑞智先生文章中关于中国文化负载词的提法体现出由释义向拼音的转变，说明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越来越全面。
安乐哲（2009:34-35）提出：“诠释工作应有的自我意识，是不要去有意地扭曲中国哲学传统和它的过程宇宙观；而是要恪守它的基本前提。”“认识到文化间存在的差别，认识到它的程度，认识到它是怎样的生存或思维构成中出现的，对它进行审时度势的理解——恰是这样一开始本来就有的考虑，才要求我们做恰当的文化翻译工作。”而其近年的研究方向也致力于确定一批中国文化概念的表达，如“仁”、“义”等。举例证明，中国文化中有“天”的概念，中国典籍外译的初期，传教士往往将“天”翻译成“Heaven”。但这两个词包含了迥异的文化背景。“Heaven”的确切含义为天堂，带有宗教色彩，和中国文化中代表了万事万物的自然天的含义相去甚远。安乐哲在翻译实践中直接用“tian”来表达。又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西方习惯用“Righteousness”来表达，安乐哲表达了不同意见，从中国典籍中取证道：“义者，宜也”，因此翻译为Appropriateness。
中国与西方文化属于不同的问题思维框架，思想在两个思维框架之间进行转换交流时，不能简单地使用另一框架的思维模式进行表达。译者观察李瑞智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发现，其文章中涉及中国文化负载内容时，已经由释义的表达渐渐转变成了音译。例如对于《易经》的表达，已经经历了从“The book of change”到“I Ching”再到“Yi Jing”的转变。这说明中国的文化正在逐渐以其原本的面貌为西方学者所接受。李瑞智也渐渐发现，对于中国文化负载词语的释义总会出现语义的空缺，无法真正涵盖其本来的意义。因此他渐渐采用了拼音的方式。
如今国内外学者对于拼音表达文化负载词语的方式仍有争议。反对者认为大量的拼音表达会影响阅读效果。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人来说，拼音文字会导致不知所云，反而不利于传播中国文化。另外，拼音文字使用的界限模糊，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程度不易把握，无法同步。笔者认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的过程可以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吸取经验。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的早期出现了大量的音译现象，最著名的如“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等；后来通过中国社会的进步，慢慢在国内出现了与之对应的中文概念。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早期，我们不妨也利用拼音文字的便利性，使用音译的方法，暂时将中国文化负载词汇的表达固定下来，等到这些概念被西方更大范围的群众接受、理解，自然也会出现与之对应的词汇。我们也遇到过生搬硬套的例子，比如将“仁”译为“benevolence”，实际上这两个概念的文化背景并不相同，内涵也大不一样，“仁”出自儒家经典，而“benevolence”出自基督教义，这两个概念不可以简单地做对应。安乐哲先生在其著作中已经将“仁”这类词语的传统英译做了修正，有一部分使用了汉语拼音，有一部分更换了传统说法。中国文化的传播离不开这些学者的不断探究和努力，而像“小人”翻译为“small person”、“petty person”的现象，也要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外学者的努力以及受众接受程度的逐渐提升而逐渐得以规避和改进。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我们常见的单一语种的词典，如汉语词典和英英词典，都是在单一的语言框架下，单一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语内解释。而说到双语词典，就总会出现词义不对等的情况。根据两个问题思维框架的理论，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思维差异，而语言作为这种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必然因之出现差异，语言的不对等就出现了。此时，意在将两种语言进行匹配解释的词典就显示出了其局限性，甚至其给出的语词会给读者带来误解。近年来全球化迅速发展，语言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缓解这种不对等。但是由于受到各种语言发展出的词汇化倾向，以及语言本身的独立性等诸多因素影响，这种问题将一直存在。语言文化对于人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透彻的，要想以双语词典的形式促使两种语言形成（即使是表面上的）对等，难度可见一斑。
根据索绪尔提出的任意性原则，语言不是简单地为现成存在的事物或现成存在的概念命名，而是创造自己的所指。不同的语言创造、建构不同的所指。因此，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已经清楚分节的世界，而是用语词给现成的成分贴上标签。实际上是因为有了语言才将现实加以明确区分，“若不是通过语词表达，我们的思想只是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意义在于说明，概念是对浑然未分的连续现实任意划分的结果。简单从经验上说，各种语言的语词—概念并不一一对应。
概念通过互相之间的区别得以建立。“概念是纯粹表示差别的，不能根据其内容从正面确定它们，只能根据它们与系统中其他成员的关系从反面确定它们。他们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语词的意义体现于在一个语言体系里与其他语词的相互作用，解释一个词就是找出这个词跟另外一些词的关系。这就体现出了语言的闭合性。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使用语言就像在规定的场域内按照规则进行游戏。语言的使用总是脱离不了现实，而不同群体所面临的不同现实，就造成了语言的差异，这不是寻找一一对应所能弥补的。
所以，在英语和汉语这两种来自不同语系的语言中，语词的划分与人民生活习惯、环境有直接关系。语言产生文化，于是便产生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思维框架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语言出现词义不对等的情况似乎就具有必然性。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观点走向极端就会产生不可译论。这种极端无疑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就切实地处在中西之间多层次的交流中，甚至文化交流，这一一直充满争议的领域，也在加速发展。在如今迅猛的全球化趋势下，世界交流变得越来越便捷，全球面临的话题和语言游戏范围的融合趋势越来越强，这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中西方面临的事实几乎没有差别，如果其描述还是存在差别，也是出于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输出的过程中，要想让我们的文化真正被世界接受、理解，就应该让世界接触中国文化原本的面貌。
2018年2月，中国外文局首次发布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报告。报告显示，近两年中国话语以汉语拼音的形式在国外的接触度和理解度大幅提升，而拼音进入英语体系的现象也开始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榜单中涉及的内容大多为文化、经济、科技类术语。
中国一系列的文化输出与文化自信建设活动，都离不开其语言载体。拼音为汉语到英语的文化传输提供了桥梁，而“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报告”一类的文献似乎也是解决上文提到的关于音译文化负载词范围问题的初步尝试。这表明中国文化以其本来面目向外传播的过程已经开始。笔者认为，这一趋势有其必然性。语词背后代表的是概念。一个专名由其性质决定，可以扩展成一个词簇来对其进行解释。当词汇背后涉及语言文化背景时，一个词语可以被无限扩展解释，形成一个无限长的词簇。因此，简单地搬用不同思维框架中的词语进行对应，只会加深误解。在世界各种语言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舶来词、音译词现象极其普遍，当我们使用这些词语的时候，不会特意去思考其在源语中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是熟练准确地加以运用，这说明这些词语已经被我们的语言文化体系吸收。尽管其意义和用法可能发生转变，但是不会偏离其文化本质太远。我们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让世界更好地接受中国文化中核心本质的内容，让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语言层面。
三、关于李瑞智思想体系的细节问题
初读李瑞智文章，会对其坚持儒学复兴，认为欧美国家即将衰落的绝对观点感到不适，甚至认为其观点有捧杀中国之嫌。究其原因，是因其文化站位不同。李瑞智站在西方的角度看待自身世界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其结论呈现方式必然会与国内的一贯理解不同。本节将简要介绍几个支撑观点，并进行分析。首先，笔者认为，关于“儒学复兴”的说法有待商榷。李瑞智先生认为中国、日本的复兴是“儒学的复兴”，而其自身的著作中提到的则包含了儒家、道家、兵家等多种学说。事实上中国文化复兴发展依靠的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综合运用中国典籍中的智慧，并且需要高度的与时俱进。
第二，关于中国胜在人们从小学习经典，导致西方无法了解中国文化的说法。李瑞智十分推崇中国的教育模式，中国的教育模式也的确已经开始走向世界，引起世界的重视。英国已经有多次尝试引进中国教育模式的经验，先是2015年请中国教师去博航特中学教课，随后英国引进了上海的小学数学教材。教学经验的输出也是文化输出的一个方面，让世界了解中国人自幼而长的文化教育环境，是对中国人才塑造过程的展现。中国的教育模式的确有独到之处，在基础教育方面，中国人也的确从幼年开始接受文化典籍的熏陶，很多精华内容对中国人的人生选择、社会发展方向、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教育同样存在问题，而我们的确也在向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方向转变。在人才教育方面，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并且积极对外交流，建立更加完善的教育模式。
第三，结合当前贸易战和人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简要陈述。李瑞智在同笔者谈话中提到，美国如今没有自己的制造业。美国依靠自身的技术横行称霸，实际上其日常用品的制造要靠其他国家。没有制造业就意味着没有生产力，这也是李瑞智判断西方衰落的一个重要依据。如今美国掀起贸易战，对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对于技术的“依赖”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决定的，是经济优化的结果。如果失去技术支持，对于中国的科技发展反而能起到刺激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封锁期就已经有所体现。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而在美国一方，在当今人工费用相当昂贵的社会现实中，贸易壁垒导致的市场整合可能会更加激烈。
四、结语
本文从语言和思想两方面分析了李瑞智先生关于中国崛起的学说。中国近年来开始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引导文化输出。把握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认知，有助于更好地对自身文化进行定位，并寻找文化输出的突破口和着重点。我们在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应主动打破知识隔离，尽量保持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保持足够的文化自信与自省精神，让世界了解最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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