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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科技大学文学院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中国十九世纪末著名翻译家，光绪二十三年与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一时。其后，又与魏易，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合作翻译了一百八十余部西洋小说，给尚处在蒙昧时期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新兴潮流，吹来了阵阵清风。

　　林纾的翻译方式很特别，由于不通外文，便只能先通过他人口译，自己理解之后再将其转化为古文。他翻译的小说妙趣横生，文笔细腻，深受众多人民的喜爱，流传甚广。

　　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小说起到了启迪民智，振奋民心的作用。鲁迅、郭沫若、钱锺书等人都坦言曾受过林译小说的影响，如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直言“读了林纾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郭沫若则在《我的童年》中回忆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

　　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说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指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林纾的译本在他的“化境”之下，既保留着原著的风味，又掺入了自己的思想。就林译小说之“化”来说，一方面有看得见的“化”，即以文本为主体的外化；另一方面就是看不见的“化”，即以译者为主体的内化。

　　“外化”主要体现在文本语言的翻译处理方面。首先是文本语言的化繁为简，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方面是由于林纾用古文写作，从而大大精简了文本的字数。一般来说外国小说名著都属于大部头书，在今译本中，往往是厚厚的一本甚至是几本，而在林纾笔下，译本的长短往往与原著相差无几，有时甚至还要短于原著，仅有薄薄的几十页或者百来页，如林译《茶花女》只有八十四页，而现在的译本则有一百五十六页。这给阅读的普及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不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阅读疲劳感。作为桐城派一大家，古文在他的手下并无艰涩生硬之感，反而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出其别具一格的魅力，在使文章简洁的同时也能够通达信雅，给读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另一方面，林纾会根据他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再结合自身所要表达的意思来对文章进行删节，如他会将原著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或者民间歌谣都删除，不仅是因为这些文字不符合他想要传达内容的标准，也是为了缩小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于本国读者的阅读所造成的隔离感。

　　其次是语言的化无为有，即林纾在进行翻译时，增补了原文文本没有的语言。

　　钱锺书对于林纾的增补这样解释道“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畅。他在翻译时，碰见认为是心目中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表他去写。”如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描写玛格丽特与公爵在温泉疗养区相识的译文是这样的：“无何女公子死。公爵衔哀，不可以状。一日闲行堤上，柳荫浓翳中，见马克微步苔际，倩影亭亭，酷肖其殇女，因与马克执手道姓氏。而今人王振孙的译本是这样的：一天早上公爵在一条小路的拐弯处遇见了玛格丽特。他仿佛看到他女儿的影子在眼前掠过，便上前拉住她的手。”在原著中没有交代清楚公爵突然见到马克而产生幻觉的环境和原因，于是林纾根据自己对原作思想的把握，增加了一些对于环境和人物心情的细节描写，如“微步”、“倩影亭亭”、“酷肖”、“大惊”等词汇，更生动的描绘出了当时的意境，比原文更生动传神。钱锺书先生就说过宁愿读林纾翻译的小说，也不愿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原文过于死板凝重。可见，林纾的增补在这方面大大超越了原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与“外化”相对的是“内化”，“内化”带有本人强烈主观性，是林译小说最具特色的地方，也是其经久不衰的深层原因。

　　首先，观念开明化。林纾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文人，其思想深处必定是有传统道德文化根基存在的。可是，在面对与传统文化相悖的异域文化时，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采取宽容的态度对待。比如在女权问题上，林纾可以说是中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婚姻自由是女权的一大要素，林纾对婚恋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林纾自46岁偶然涉足译坛，终其一生，总共翻译了180多部小说。其中，言情小说占绝大部分比例，而且也是林译小说反响最强烈的一部分，它所传播的西方的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犹如一场疾风骤雨唤醒了饱受封建婚姻痛苦的女性同胞，使传统的纲常礼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形成了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林纾自己在翻译过程中同样遭遇到西方原著所传达的现代爱情观念的洗礼，从而在对女权的理解方面较之同辈更显得成熟具体。

　　在《红礁画桨录·序》中林纾感叹道：“婚姻自由，仁政也。苟从之，女子终身无菀枯之叹矣。”马克、迦茵等这些书中的女子皆令林纾怜爱不已，但她们都因家长的反对不能与所爱之人结合，最后郁郁而终。他说：“婚姻，大事也。遇人不淑，憾之终身。而父母不察，则强为之缔定，甚或以盖代之清才、绝世之仙姿，乃偶佣奴，无有伸眉之日。”在他看来，西方所倡导的婚姻自由不能一的味否定，他赞成两情相悦的爱情，倡导女性恋爱的自由与自主。林纾对于有悖人情的虚假的礼不以为然，主张尊重男女双方婚姻自主的权利。这些可以说是他开明思想的突出表现，对当时解放女权的潮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描写诗意化。林纾不仅仅是一名翻译家，还是一名书画家，且多临摹山水美景，强调自己的艺术感受，于有限的山水种寄托自己无限的哲学意蕴，他的画素有“琴南画意重千金”之称，这种书画底蕴也悲林纾带到了译本之中，他在进行景色描绘之时往往呈现出浓浓的中国画的气质，于轻描淡写的意蕴中包孕着西方神秘的浪漫色彩。透露出译者本人独特的气骨风韵，凸显了中西方文化的互补性。

　　在《离恨天》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行森林中久，林愈深，仰不见天，而三乳之山竟不可见。夕阳落处，亦不见影。时去官道已远，直坠乱藤之中，荒莽四合，不可得径。波尔往来奔窜，终迷惘莫得途术。乃登树远瞭山之所在，然但见其树顶，为夕阳所映射，碧色照眼而明，山影渐深，亦不可见。暮色沉沉，风色亦静，但偶闻鹿鸣而已。”于最静处，偶得一声鹿鸣，于最暗处，望得一抹夕阳。动静相对，明暗相衬，构成了一副传统的中国山水画，于水墨的淡雅之中又透出了原始丛林的那份不为人所征服的野性，令人神往。

　　最后，精神崇高化。作为一名身处文化转折路口的文人，如果没有崇高坚定的精神与信仰，是很难进行独具特色的书写并获得读者的认可的。而林译小说的成功，不仅仅由于其文笔的生动，更多的是由于林纾对其精神与信仰始终如一的追求。他将民族语言文字的保留提到了文化存亡的地位，文生，他生；文亡，他亦亡。

　　林纾推重桐城派古文，以至于从第一本译本到最后一本译本，他都是使用古文来进行写作的，只为唤醒民众，振兴中国。当时的时代要求林纾于译文之外更要思考他作为一名文人的责任与担当，他的译文不能只是作为人们娱乐消遣之用，更重要的是要传达他在国家存亡之际作为传统文人的爱国精神，以求唤醒国民麻木不仁的心。在《黑奴吁天录》中，他试图通过描述黑奴的命运来刺激国民，让他们意识到如果还是不思进取，那书中黑奴今天的命运就是他们自己明天的命运。古文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文本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但是对于林纾来说，它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之中，成为他生命的追求与信仰，成为他拿来救国的唯一的利器。

　　当然，林纾的翻译不论是从文本语言还是情感表达不可避免的带有来自主观和时代的弊病与缺点，但这掩盖不了其作为中国的域外小说翻译开山之宗的光华。

　　理性的批评，感性的喜欢，这句话或许便道出了林译小说最大的特点，他并不完美，甚至有不少的瑕疵，但是谁能说，我们爱的不正是那独具一格的瑕疵呢？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神奇的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颇有些庄周梦蝶的意味，到最后却不知是那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林纾用他的如椽之笔书写了穿越时空永不凋灭的花朵，如浓酒，在流年的酿造下愈渐醇香，化境的神秘便在这层层叠叠的沉香中愈行愈远，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