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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文学院

　　王文素者，何人也？若不是借助王秀琴的王文素系列作品，相信汾阳或数学界之外鲜有人知。这是一位不见经传、散落民间的布衣算学大师。他生活在明朝中叶，集毕生精力完成代表明代最高数学水平《新集古今通证算学宝鉴》巨著，生前却因财力寡薄未能出版印行。这样一部集大成数学专著，史籍一无记载，几近佚失，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引起国内数学界注意并开始研究，其作者数学大家王文素在被尘封了五个世纪后，才得以重见天日。

　　王秀琴选择用三种不同体裁构写王文素，分别是长篇小说《天地公心》，长篇非虚构《帝国的忧伤》和传记《算学大师王文素传》。三个文本从不同侧面全方位对王文素这一题材进行了挖掘，组成立体交叉、相互补益的系列作品。

人文VS算学

考察历史题材的价值，无非是能否增加我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以及对深层规律的把握。在我们史书中，自然科学占有很小比重。历史人物中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史学家占去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寥寥无几，数学家尤其如此。这种历史渊源恐怕要追溯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作为科技力量的墨家受到了贬抑，致使中华文明基因中科学因子就此衰弱，“重文轻理”成为主流和传统。科学、理性、量化的思维方式相对匮乏，形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独特的文化特色。

　　在中国历史上，数学属“六艺”之末，位列礼、乐、射、驭、书之后，作为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曾形成三次高峰并居世界前列，但在明代后开始落后于发生了文艺复兴的欧洲。中国数学多归为应用数学范畴，自生产实践中产生而来，注重实用性，侧重于算学，并未发展出完整的数学纯理论体系。算学又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演进，因为轻商的文化传统，算学始终在道统之外。民间才是算学丰厚的土壤，所以从古至今，民间孕育产生了一代代算学大师。王文素这样的布衣算学大师就是薪火相传中的一员。

　　

　　《算学宝鉴》

　　从《帝国的忧伤》中，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三次数学发展高峰，这些高峰的形成同重要数学家的出现紧密关联，也与其时社会发展状况紧密关联。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必然促进数学发展；商品经济发达的朝代，算学必然会得到普及，算学工具也会迎来改革和突变。

　　第一次数学高峰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数学家是刘徽和祖冲之。此前已经出现了我国首部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其作者已不可考，后人甚至认为是黄帝将数分作九章。《九章算术》的出现表明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结构框架，此后历代数学家大都围绕《九章算术》开展自己的数学研究。《九章算术》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正是刘徽所作《九章算术注》，也使刘徽成为史料记载的第一位重要数学家。祖冲之成为最广为人知的古代数学家，除了因为他对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外，同他的官方身份亦有一定关系。他是钦定司天官，天文学家，力推《大明历》，他对数学的研究同天文学是分不开的。他发明的割圆术能将圆分割为24756份，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代表着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宋元时期，密集出现贾宪、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等数学大家，创造了古代中国与世界数学史的又一个辉煌。贾宪也是一位未能在正史中留下姓名的数学家，所幸其著作，九卷《黄帝九章算经细草》因被杨辉作为《详解九章算法》底本，尚存约三分之二，另外著作《算法斅古集》二卷已失传。由此可见数学家太容易被正史疏忽，历史湮灭，数学文明传承何其艰难。秦九韶生平有着较普遍代表性，他出身武官，科举中进士，像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踏入仕途，不免在宦途起落沉浮，一生大半精力围绕功名利禄兜转。所幸他数学和天文天分极高，在官场不得志的隐逸期，潜心学问，著有十八卷《数书九章》，奠定了自己作为数学家的地位。几乎与秦九韶同期的数学家李冶，也有着相似为官经历。不同的是，李冶后期从王朝更迭中退了出来，潜心钻研学问和讲学。其著作《测海圆镜》主要研究天元术，即今日的设未知数解方程。

　　杨辉曾与秦九韶同朝为官，但他也很快退出雾霾重重的宦海，专注于数学研究和教育，故成为著作最为丰厚的大数学家，先后完成数学著作五种二十一卷，主要代表作是《详解九章算法》。杨辉数学教育也很成功，影响力很大。另一位数学家朱世杰身居北方，在南方游学时同杨辉相遇，得到指点，回到北方后写出数学专著《算学启蒙》和《四元玉鉴》。

　　宋元结束，明代进入了数学发展平台期，没有大突破，但随着商业发展，珠算应用，进入大众化普及期，出现三位数学家，分别是吴敬、王文素、程大位。明中叶，正处于珠算代替筹算的历史节点处，珠算有中国“第五大发明”之称，代表着我国计算技术高峰，是应用、实用算学的最高产物。王文素用珠算通证明以前算学重要著作，成为算学史上珠算捷法通证集大成者。吴敬出身师爷，是幕僚中一员，其著作《九章算术比类大全》更为世故实用。程大位著《算法统宗》17卷，《算法纂要》4卷。这两位数学家都大量印行了自己著作。而王文素所著《新集古今通证算法宝鉴》连同其一起，承担了被埋没命运。这是个人悲剧，也是时代悲剧，更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大师VS布衣

书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既要对人物进行还原，也要对人物进行塑造。王秀琴通过纪实性传记和虚构性长篇小说刻画王文素这一历史人物，两种手法，两副笔墨，写作难度可想而知。

　　《算学大师王文素传》从王文素故乡汾阳着笔。位于汾河畔的汾阳是历史重镇，文脉深厚，汾商作为晋商重要组成部分，多出儒商。商算结合紧密，王文素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埋下终身热爱算学的种子。商业流徙，加上逃灾避难，促成王文素在青年时随父举家迁往河北饶阳。明中叶经过宋元两朝物质积累，商品经济步入繁荣，带动算学在生产实践和商业流通中广泛应用，促成了珠算替代筹算，珠算这一中华文化中独特发明创造应运而生。但因轻商传统，商人地位仍处卑下。社会大环境决定了王文素个人处境，因不第不仕，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所以他“立志算学演终生”，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六艺之末的数学中。

　　王文素始终认为数学是“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究万物之秘”。他处在珠算与筹算交叉使用的时代，深刻认识到珠算特点及优点，在总结前代数学家经验基础上，独创盘中、掌中和悬空三种定位法，这三种定位法便捷、清楚、易记，为珠算普及和推广做了开拓性工作。在研究杨辉纵横图基础上，他深入探索，将纵横图扩展至20种。纵横图又称幻方，现代随着计算机科学发展，成为组合数学的基础，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在图论、人工智能等方面被广泛应用。

　　王文素另一个独创性贡献是弧田系数。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主，在漫长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立国之本。朝代更迭无不由土地政策发端，以土地掠夺占有而终。对土地的测量正是这一切的基础。王文素作为一名民间算学大师，更能体会百姓疾苦，精准测算土地面积是他为民争取公平、公正的使命。在《算学宝鉴》中，王文素辟出三本七卷来专门研究土地面积的测量与计算问题。王文素用圆周率七分之二十二，按弦长与矢长(拱高)之比，即“弧田系数”，得出一系列相对精确算法。当代有些数学家对王文素的计算公式做过验证，结果相当准确。

　　王文素对算学独创性贡献还有“王氏带从开方法”，“带从开方”即解一元高次方程，王文素首次用珠算解决开九次方，开历史先河，创历史最高纪录，其《算学宝鉴》被称为中国首部珠算书。他还将珠算应用到导数中，以求高次方程的近似解，对于级数问题，他则借用堆垛、算箭等实用问题加以研究，提出自己的“级数论”等。这些都说明王文素对前代数学成果既有继承借鉴，也有突破创新，是一位有着独立思考科学精神的数学家。

　　王文素《算学宝鉴》每一章前有定语“新集通证古今”，即他是在通证了古今流传各类算学著作基础上所著。中国数学依靠各种算经得以传承，王文素想必是“得之便读，读之便思，思之便证，证之再思，思之又证，证而又证”，可谓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正如他集算诗中所写，“铁砚磨穿三两个，毛锥乏尽几千根”，前后历经30年，完成12册42卷，全书50余万字，体量上可算巨著。全书巡九章算学之制，结构工整严谨。先是序、自序、集算诗八首，图录20种，提要按“子”到“亥”顺序说明各本主题，所涉方面极广，可谓集大成者。

　　但，就是这样一部数学巨著，却“有意刊传财力寡，无人成就恨嗟多”，在王文素生前未能得以出版印行，埋没风尘五百年，直至1936年，一个偶然机会，被国家图书馆一位工作人员在书肆中购回孤本。

绝境VS美梦

长篇小说这个类型，最能发挥文学想象力。作为算学家，王文素是个悲剧人物。青史无名，不能认祖归宗，无子嗣后裔，著作生前未能出版……凡此种种，无一不是悲剧要素。如何突显王文素这个历史真实人物的悲剧性，正是长篇小说所要承担的文学使命。

　　在王秀琴长篇小说《天地公心》中，像古代大部分士子一样，饱读诗书的王文素也曾参与科举，作者在描绘王文素三次科举经历时，前两次连考场都未能进入，很轻易与考试失之交臂，第三次才顺利进入考场，但却未及第。科考这样重大事情被偶然因素左右，戏剧效果有所增加，但对王文素悲剧有所消解。

　　至于情感际遇，王秀琴将王文素塑造成为数学主动放弃世俗婚姻。在明代，一个人有无这样的婚姻观与自觉性，值得怀疑，极有可能是王文素既无功名，又不擅生意经营，遭世人厌弃，无人提亲，或在情感上遇到重大挫折也未为可知。

　　如此多悲剧因素集中于王文素，作为一颖悟之人，他一定经历过深刻绝望。功名之路被堵死，为主流社会所抛弃，婚姻感情主动拒绝，与俗常生活保持了巨大距离，作为一个有情怀之人，出路何在？天地茫茫，何处有我立足之地？漫漫长夜，王文素一定发出过这样的天问！他如同站在悬崖边上，既望见命运深不见底的深渊，可也仰头看到了寥阔星空。他有信仰，视算学创拓为精神寄托。在久久为功的探索中，他洞悉宇宙、自然与社会秘密，懂得了天地公心。

　　作家借助笔下人物命运的演化，实际也是在阐释自己对于人生的认识。而对于人生苦难与绝境认识，是经典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水岭，也是两类作家的分野。同样写爱情，一流作家撕开其面容，揭露人生本质；而通俗作家是制造人生美梦，缓解甚至掩盖人生苦难或痛苦。张爱玲是被文学史重新定位的优秀小说家，但王安忆却这么说她：

　　“张爱玲是站在虚无深渊边上，稍一转眸，便可看见那无底黑洞，可她不敢看，她得回过头去。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却没有勇敢承受这能力所获得的结果。”

　　历史上陷入人生绝境而成就伟大作品的例子很多。司马迁被处以极刑，了断人之大欲，不得不将全部生命激情投入到《史记》创作中，成就了“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曹雪芹从锦衣玉食到最终落魄，才得以体会“呼喇喇似大厦倾”，“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人生绝境，创作出《红楼梦》。如《红楼梦》不是因为深刻的悲剧色彩，那它同其他明清小说不会有本质区别，也不会达到中国古典小说巅峰！

　　而就作者王秀琴本人的人生经历，如果不是因职业变故，体会到社会变革给个人命运带来的动荡不安与安全感丧失，她不会对文学投注以如此大激情。这样一种心境，我想与王文素是相通的。不乏有人以轻松、游戏心态视文学为一种消遣，但那些伟大作品的诞生，无不是作家投入血肉之躯、以命相搏才得以凝聚而成。

　　作为王文素同乡，王秀琴选择用文学方式再现这位大数学家的生平，并非出于耳提面命；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是一种深层的惺惺相惜，以及出于乡谊使命感，促使王秀琴选择了王文素这一艰巨题材。不同于一般人文学科，算学是非常专业的、有着严密逻辑的理科学科，只是对典籍、史料阅读并不足以写好一位算学大师。王文素当年是对算学由古到今进行了通证，故有巨著《新集古今通证算学宝鉴》。王秀琴今日也是在对《算学宝鉴》一遍遍演算中，才得以走进王文素精神世界。王秀琴耗费五年心血完成算学大师王文素系列，既是个人创作的突破，也是一个题材多种文体探索呈现的重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