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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1984年出生的叶临之在新世纪青年作家群落中显现出“走异路”去寻求别样路径的写作姿态。他的小说创作之旅开始于2008年，那时从负笈津门到远渡东洋，他愈加期盼打开内心深处的封闭盒子，发出被压抑的声音。这样一种寻求突破的坚定信念激发了叶临之的小说创作热情，他以极富地域特质的语言风格、自由多变的叙事方式亮相，走上了追寻自由精神的探求之途。其实，这种“自由精神”既是一种独特青年精神气质的体现，又是他对小说题材的尝试与写作方式的确证。可以说，叶临之以小说的方式深度观察我们生活的时代与现实世界，建构起了反映当代中国“乡村—小镇—都市”社会生活的叙事谱系，尤其是在乡、镇、城的三重变奏之中始终将视点聚焦底层生活与挖掘人性之上。

一、“咸家铺”的省思

叶临之成长于湘中的乡村，归国后到杭州的高校谋事，这种异乡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在反复被隔断的空间中，叶临之从未放弃寻求消解“身份的焦虑”的方法，海外生活的不安定让叶临之转向乡土，回到能让他获得“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的写作领域。2008年，他在《岁月》发表的《狗的土命》讲述了一条名叫“桩子”的土狗的出现到走失，发出“做牲畜就要做得像桩子，它没力气干活就离家出走，死也要死在外面，牲畜啊牲畜都是土命，狗是，你也是!”的呼喊，表达了背井离乡的旅人对“死在外面”的抗争，以及对童年故土的深切怀念。此后，乡土小说成为叶临之小说创作的重心，但他并未陷入情感与理性的纠葛之中，而富有差异性的乡村经验恰恰充分解放了他的感官，所构建的现实叙事具有高度普遍的现实性社会价值，更显示出了一种对于“事实”贴近的个性写作。

　　恰如张清华所说的：“一个好的作家要建立自己的叙述和作品的世界与谱系，这是一个写作者要变成重要作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叶临之的乡土小说并不是散漫的，而是构建起了个体感知的叙述“世界与谱系”。不难发现，“咸家铺”是叶临之乡土小说的重要阵地，《白婚》《上邪》《人蜗》《寡人》《白塔飘飘》等中短篇小说都是以“咸家铺”作为背景展开。“咸家铺”依旧带有“乡土”的封闭气质，经济贫困无不透露出荒芜、破败、落后的气息。尽管经济上与城市存在着巨大“断裂”，但社会转型依旧对这个略显封闭的农村产生了影响，曾经固有的乡土文化形态及其价值坚守在此境遇中逐渐一丝一缕地被抽走，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他们在坚守与改变之间无所适从。

　　在《白婚》中，桂花为死去的未婚夫桐子守灵，并且与死人举行婚礼。这样骇人的陋俗依旧存在，但其内在推动力发生了质的变化——陋俗的核心成为金钱与旧观念的合谋。桂花的父母将桂花推向“冥婚”只是为了分得矿难中死亡的桐子的死亡赔偿金，而这笔钱用来给在省城里读书的桂花哥哥做打架的赔偿金。重男轻女的观念与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共同促成了这场荒诞的“冥婚”。实际上，这种乡土故事的叙述中隐含着叶临之对人的情感与现实的理解，以及他对背后的精神问题与深层矛盾的探究与思考。当然，叶临之并未刻意去切断乡土与历史、时代的关联，而是用较为朴素的话语方式细致描绘乡土的隐秘之处。在“咸家铺”的诸多故事中，叶临之始终贯穿着一种宗教般的宿命感，《人蜗》中的咸守义在安享晚年的时候被只想分遗产的儿女逼得去演滑稽的猴子，《寡人》中宋刚偷窃钢材被抓，将儿子宋兵送进看守所顶罪，《白塔飘飘》中在村长选举前，“先生”咸老七和咸光明跋山涉水去“叫魂”等。这样不幸与荒诞的故事不断在“咸家铺”重复上演，尽管他们努力抗争，但依旧摆脱不了可预见的宿命般的结局。

　　面对熟悉乡土，叶临之并没有在追思缅怀故地风情方面过多停留，也没有以启蒙者姿态直接或尖锐批判现代化进程，而更多是透过底层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反思与追问处于变革中的乡土。事实上，不论是宋兵关于“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的诘问，还是耄耋之年咸守义背井离乡到异乡乞讨，抑或是咸光明抱怨“发什么神经，为了选村长招魂，选啥卵村长”，实质上是曾经稳固的“乡土”的撕裂与坍塌，更是以近乎实证的方式揭示了乡村的人伦崩溃、精神荒芜、金钱与权力的异化。可以说，这种乡村经验的表达充分而自然，也是当下乡村的现实一种。

二、城市创伤的见证

叶临之曾谈到：“它就是家乡，它是复杂的，我变成了一种责任去描叙、探究，然后构建，我用笔去描绘最贴近心灵的毛易镇，它是现时态的，它也是过去的……只是，咸家铺不是我的全部……这么说，它只是我看时代的一个窗口，一个背景。”无疑，透过“乡土”这个“背景”，市场不断将乡村纳入自身体系，城乡“断裂”状态愈发明晰。既然“乡土”这个“窗口”看起来也不再稳固，而城市、乡村所象征的道德价值立场开始出现新变化，于是，“咸家铺”、“咸家街”的人们也尝试出走，纷纷到城市中谋求新出路。然而，当这个庞大群体涌入城市后，所谓“农村的虚空化”并不见得是乡土书写的失落，反而恰恰是“乡土”向“城市”拓展的试验场，更深度挖掘人性的深层特质。

　　《地震圆舞曲》就是以前进镇的人们来南京发生的故事，揭示城乡间相互依存并对立的矛盾状态下的现实困境。王坤申因女友边心娜一句玩笑话带着各种“管制工具”来到南京，在安检时被扣留。然而，王坤申与边心娜的追求在这座城市显得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边心娜的演员梦只是一场空，王坤申为了女友的梦想疯狂选择卖肾也只能是悲剧。王坤申付出生命没为他带来足以“抵价”的幸福，女友的梦想没实现，他和边心娜的感情也由于他的偏执走向终结。对王坤申来说，生活和他出卖的那颗肾一起消失在城乡间断裂的鸿沟中。小说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也因帮助边心娜会见导演，劝导她和王坤申分手的行为承担着王坤申悲剧的负罪感惶惶终日。但和王坤申、边心娜这对情侣的城市征程不同，为治愈女儿“公主”的自闭症，“我”变卖在前进镇的产业举家搬入城市，依靠积攒的人脉和资本得以在城市立足。对比前者失败，后者成功也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在城乡间断裂状态中，一方面，封闭落后的乡村逼迫他们逃离，他们抛弃熟悉的乡土，进入城市期望寻找到安生立命之所；另一方面，城市以冷漠面孔对待外来者，这些流动人群在城市人眼中只不过是陌生人。城市里打拼的异乡人所需面对的尴尬处境在于——由外部的封闭到内部的封闭——相对于闭塞的乡土他们渴望城市自由，而在城市相对开放空间，他们又充斥难以破除的逼仄感。

　　在《猎人》中，咸老表从妻子离去后，更是沉溺于对生命里旧时光的偏执近乎病态的追求中。叶临之试图还原城市中外来者身份认同的现实阻碍，相较于海外与本土，乡村到城市间“断裂”的文化带所致的不安犹有过之。《唐松的艾叶》讲的是一个基层警察的故事，小说围绕年轻片警唐松、冯敏和辖区内铁厂老治安老柯等人的矛盾冲突来展开的。老柯与冯敏的敌对，唐松与老柯的疏远乃至破裂，以及唐松如何兼顾工作与恋爱等，昭示着警察等独特职业群体的精神异化、生活逻辑及其悖论。在断裂社会境遇中，面对人的精神异化，城市的孤岛化，叶临之在写作中试图寻找着钢筋水泥丛林中赖以寄托的“精神家园”。

　　从海外回归乡土，由城市再出发，叶临之没有改变对底层人物的关注与人文关怀。《羽弃生》写的是男性打工者与女性“性工作者”的故事。打工仔陈永冰满怀成为明星“羽毛”的梦想，偶遇另一个女“羽毛”后，他开始从幻觉的梦想中苏醒，正视现实。在现实挤压下，他的梦想无处安放。被辞退的陈永冰和女友阿英分手，选择回到家乡，悲剧却未就此终结。现实这条“腐臭的河里”类似的悲剧还将重复上演。而《锈色》中的主人公顾东纯洁如赤子般的对于宽娥桥社区里人们始终充满理想式的关怀，然而对家庭生活关注的缺乏使他最终走向奔溃。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作为底层人物的他们似乎都难以逃脱悲剧性命运。在这里，叶临之写出了城市中“异乡人”尤其是底层人艰辛的生存困境，既展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一面，又充满深切关怀，特别是在人与城市的关系视域中透视人的抉择或行动，以此牵引出人与城市的存在状态。

三、与小镇的“相遇”

《苏君的旅途》以苏君与女友雅安的中元节旅行展开情节，以娴熟的叙事讲述了在“铜城”中留学归来的苏君与女犹大、安琳、雅安的情感生活，揭示了城市生活中男女婚恋的困局。尽管《苏君的旅途》经历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与其说“苏君的旅途”是旅行，不如说是一次寻找。当然，这一场“旅行”与“寻找”也是叶临之对自我的找寻与写作方式的再次确证。在《特洛伊的爱情》中，被“幻听症”控制的“我”的全部童年和青春期就在这种无休止的“幻听”中成为一种镜花水月般的幻象，这种幻象正是由“文革”所造成的。这种精神分裂者的书写在完成了“文革”年代全部叙事后并未戛然而止，而是更进一步探寻精神深处并转为理性叙事。可以说，从“幻听并发症”到“相遇”，小说标题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在主题表现上更为切近，更重要的是显现着叶临之对自己小说叙事方式的调整，既是在历史走向现实维度中的自由转换，又是在时空边界与空间叙事转换中的穿行。不可否认，叶临之以先锋之名完成对先锋的超越，消解了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历史隔阂，形成了独特张力，诚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可以说是现代派作者，更贴切一点是自由者。”追求“自由”的叶临之将写实与先锋、乡村与都市融通，并在个体现实经验和文学表现中逐渐找到与自我“相遇”的小镇叙事方式。

　　早在2010年，叶临之的《春风之歌》带给读者关于春风隐秘而躁动的记忆。十多年后，这首“春风之歌”成为了“有关春风的记忆”，每个人终究是回不去了。到2016年的《一次离别》，他又给读者上演了一场经历“成长”后的“离别”，李小诺默默蹲在“过去唯一残留的地方”，她期盼把一点一滴全都捡回来。不过，叶临之这次“捡回来”的并不是回到原初状态，而是经历“成长”与“离别”后的“新生”。不难发现，他将关注目光转向1990年代的小城镇及其生活，他的近作《青苔小姐》《1996年的信使》《金鱼》等又将读者卷进处在繁华都市与封闭乡村间的小城镇。当然，“小镇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蕴含更多惊喜的审美体验。

　　处在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小镇，一头系着农村，得显于乡村之隐，另一头连着都市，却又隐于都市之显，不仅对于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为揭示小镇人的生存境遇和状况的小镇文学提供了叙事平台，增加了广度与宽度。应该说，透过分裂自我和世界的书写，叶临之以叙事实验与精神探寻的方式撕裂了坚硬现实。《青苔小姐》直接将叙事时间推到1997年的夏天，这个发生在90年代的故事首先是一个爱情故事：小城宏天机械厂的男职工朱辉爱上了同厂却又结过一次婚的欧青苔，但朱辉对爱情一直捉拿不定，于是在歉意和徘徊中开始了爱情。不过，小说的叙事背景是基于90年代的下岗潮，叶临之在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又讲述了一个下岗与别离的故事：当以为两人的爱情划上句号时，工人集体下岗潮开始，欧青苔工厂改制中自尊受损，离厂而去，同时也离开了这座小城。这样的令人怀念的90年代在《1996年的信使》中有着另一番体验与书写：1996年的咸家街、咸家街中学、宁河高中、小镇溜冰场、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柳生、十六岁的王番、香港片《堕落天使》、电影《小山回家》、歌曲《忘记她》等等，站在时间的光点仔细回忆二十年前的故事，也仅仅是1996年这一年发生的故事。这类小镇叙事普遍升起了浓郁的怀旧情绪，怀旧背后蕴含着社会与时代文化变迁的代际经历，作为“80后”作家的叶临之试图理清自己与乡村、小镇与都市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此也恰恰决定他的创作能够得以进一步延伸与拓展并彰显出自我的写作个性。

　　当然，叶临之的写作既不是为“悲观与否”给出标准答案，也不是简单呈现“肮脏者”、“受害者”、“沉默者”等扁平化符号，而是为当下社会变革寻找历史根据，转向对社会与个体的现实拷问。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选择回忆，寻找记忆中的叙事世界，但也正在与现实之间反差最大的记忆中，能够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脉动与伦理的变化，并将笔触集中于此。无疑，相较于早期的海外情感故事的书写，叶临之对生活在小镇中的李小诺们生存困局的揭示，不仅在反映现实的准确性与生动性，还是对人性复杂与人性恶的挖掘上显然要深刻得多。

　　结语：三重空间的变奏

　　叶临之的小说充满前卫的个性化书写，他的小说中包裹着关怀现实的内核，从“历史”的蜗牛壳中走出，勇敢直面生存现实。他通过这种关注当下现实的积极态度，对时代做出带有精神特质与思想立场的现实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传统小说中极富说教意味的批判，而是在探析人物心灵历程中自然形成的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讲，叶临之对现实的关注与伦理的探寻实质是同步共线展开的，正是在自由叙事的多样表达下，才形成了乡村、城镇、都市三者并存的叙事特质。这样的书写方式打破了城乡对立的二元格局，揭示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格局的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叶临之的小说类型谱系形成了乡土文学、小镇文学、都市文学的三足鼎立的状况，试图用一只感性之笔去触摸脆弱的社会现实。关于这一点，叶临之的创作在同时代的青年作家群落中显得别样与特殊。

　　面对社会文化的裂变，“80后”作家开启了“后革命”时代的想象，他们对计划生育、市场经济、政治改革、城乡断裂等问题的思考在小说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但问题也在于，尽管他们提出了问题，但难以找到较为合适的叙事伦理。无疑，叶临之在写“问题”时也遭遇着同样的瓶颈。不过，在海外与本土中、乡镇城之间，他在“怎么写”上体现出了较强的探索性。更关键的是，在乡村、小镇与都市的穿行中，叶临之在创作中追寻属于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并不追随潮流，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姿态，构建起想象当代中国的叙事范式。可以说，叶临之的小说创作可以看作是提供了在坚守写实中探寻写作多样性的一种可能。进言之，叶临之有着“一种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坚守书写现实的传统，注重文本实验与叙事多样，意味着青年作家在新世纪语境下“自由”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