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的考古材料，可将云南地区青铜文明分为十个地区类型，青铜锄只见于其中的八个地区，但就密集程度而言，主要集中于洱海、滇中和滇池地区。以上三区青铜文化不仅在类型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时间上来看，很多不是完全处于同一时期内。所以青铜锄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云南各个地区类型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融合。
一、青铜锄的两个源头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青铜锄在云南地区大致有两个源头：一是洱海地区，一是滇中地区。洱海地区范围较广，从青铜锄来看，此地区最早流行的青铜锄为“几字形”纹饰的心形锄。这种纹饰最早出现于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钺以及钺范上。剑川海门口遗址是迄今为止云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可到商代后期。出土的铜钺以及石钺范上的“几”字形纹饰，在后来的滇西、洱海地区曾广泛出现于青铜斧、钺以及锄等器物上。值得注意的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了大量杆栏式木构件居住遗址，出土了大批石制、木制的生产工具，甚至还发现了稻、麦、粟等粮食遗存。由此来看，剑川海门口遗址所处时代，当地先民已经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到了战国时期，滇西北、滇西、洱海地区流行石棺葬，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单耳、双耳、三耳、高领罐和铜器中的三叉式护手剑、双圆圈首铜剑等器物均有着强烈的西北甘青文化色彩。多数学者认为是氐羌游牧民族南下的结果，但是在本区域大部分地区石棺墓与土坑墓呈犬牙交错状，甚至个别石棺墓也出青铜锄，而我们知道氐羌是以游牧为主。但是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游牧文化，同时农耕也很发达。由此我们推测本地区青铜文化是融合了本土青铜文化与外来北方文化的结果。所以青铜锄只是继承了本地区的原有特色，到战国时期仍然沿用早期出现在其他青铜器上的“几”字形纹饰。这种带“几”字形纹饰青铜锄为洱海周边地区所特有，其他地区基本上不见。从年代上来看，此类型的青铜锄虽不是云南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锄，但是在滇中以西地区却是最早的。而且从纹饰上来说确实是本地青铜文化传承的结果。由此，推断以洱海为中心的地区应为此类型青铜锄的源头。
滇中地区发现的万家坝古墓群是青铜时代较早的古墓葬，时代可早到春秋早期。万家坝古墓出土的方形铜锄是云南地区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青铜锄。部分青铜锄不仅铸造精美，而且在锄面上阴线刻牛头纹饰，可以说铸造技术趋于成熟。从纹饰和造型来看，其与后来洱海周边地区发现的心形锄差别很大，且心形锄在滇中地区基本上不见分布，所以后者不可能是从万家坝出土的方形锄演变而来。另外，从万家坝早期墓葬的出土器物来看，仅少量青铜斧銎上饰有“几”字形纹饰，别的器物未发现类似纹饰，这说明剑川海门口遗址代表的早期青铜文明对滇中地区存在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万家坝墓葬前后期出土的器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早期洱海地区的因素较多，晚期滇池地区的成分明显。例如蛇头形茎首无格青铜剑、III型斧、III型钺，内沿有唇边的璧形玉镯，都是江川李家山多见的器物；而三叉格青铜短剑、细条形铜镯、I型斧、双耳罐等，则又是洱海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楚雄地区是滇西、洱海类型青铜文化和滇池类型青铜文化的交汇点。万家坝墓葬出土的方形青铜锄年代要早于洱海地区出土的心形青铜锄，并且上面并没有“几”字形的纹饰，说明与发源于洱海以剑川海门口为代表的早期青铜文化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当为此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结果。因此，滇中地区应为方形青铜锄的发源地，为云南地区青铜锄的另一源头。
二、三大中心
纵观青铜锄的整个发展历程，云南地区在青铜时代青铜锄主要集中于三个地区，发现的青铜锄约占云南地区青铜时代青铜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故此将这三大地区称之为青铜锄集中分布的三大中心，即：洱海、滇中和滇池地区。从文化面貌上来看，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主要有三类：以海东银梭岛遗址为代表的滨湖文化；以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以祥云检村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前者虽有一定的农业基础，但从遗址中堆积的螺壳来看，渔猎和采集占主导地位，目前没有发现青铜锄。后两者皆发现了青铜锄，说明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具体形制和时代上来看，洱海地区主要以心形铜锄为主，銎部饰以“几”字纹的时代早于无纹饰的青铜锄，时代上主要集中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滇中地区主要以方形铜锄为主，兼有方形的变体，时代上主要集中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晚期；滇池地区主要以尖叶形铜锄为主，辅以其他特殊形制，时代上主要为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晚期。从地理位置和民族归属来看，《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现在通过考古资料，证实了战国到西汉初滇西洱海地区为巂、昆明族的势力范围，滇池地区为古滇国的势力范围，而滇中地区位于两者之间，是“昆明人”和“滇人”的交界地带，从出土的器物，如铜鼓、农具等来看，应为农业民族，可能和滇一样属于所谓的“西靡莫之属”。三、交流和融合
云南地区青铜时代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在青铜锄也表现的比较明显，三个不同的青铜锄中心，对周边及相互之间皆有交流。战国之前各区青铜锄处于自身发展的初始阶段，各区之间的交流在青铜锄上体现的不太明显，但是到了战国中期，这种交流体现的越发明显。洱海地区与滇中地区，都对周边地区产生过辐射性的影响，其中两者之间的交流也极为明显。首先，从周边地区来看，滇西地区出现的心形、方形锄受洱海、滇中地区影响明显，滇南元江流域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臿口状銎的方形青铜锄以及菱形铜锄明显受滇中地区方形锄演变而来；再者，洱海和滇中地区的交流也十分明显，在战国中期前后，这些地区的青铜锄在形制上变化很大，洱海地区也出现有舌条形、菱形等滇中地区常见的青铜锄，而滇中地区也出现方形与心形锄的变体，如尖叶形、菱形等青铜锄。这些都说明两个地区青铜时代文明在战国中期前后有过频繁的交流。但战国末期以来，两地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锄却发现极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不见。究其原因可能是“昆明”等游牧势力扩张的结果。到西汉初期，中原文化大量涌入，铁制工具开始在云南地区推广。元封二年，西汉设益州郡，云南大部分由中央所设郡县治理，古滇国的一些旧俗得以短暂延续，故西汉中后期洱海、滇中地区基本不见青铜锄，而主要出现于滇池地区以及相对比较偏远的滇南、滇东南地区。
滇池地区自战国末期开始逐渐走向兴盛，在西汉初期走向鼎盛，从石寨山、李家山等一些墓葬来看，古滇国在这一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在滇文化中可以找到滇中，甚至洱海地区的一些典型器物。从青铜锄方面说，滇池地区流行的尖叶形铜锄就发源于滇中地区，部分形制也带有滇西心形锄的特色，如圆肩、尖刃等典型样式，滇池地区青铜锄是融合了前两大中心青铜锄的一些特点而产生和发展的，是云南地区青铜锄的集大成者，对周边以及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周边地区如滇南、滇东南，甚至越南、贵州北部都有发现滇式的尖叶形锄，可以说波及范围挺广。滇池地区尖叶形锄的变体—长銎尖叶形锄应是现代铁锄的祖型，现代大理地区流行的铁锄就和西汉晚期滇池地区流行的长銎尖叶形锄极为相似。
四、结语
云南地区青铜锄的发展演变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贯穿青铜文明始终，三大中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交流、不断融合，而以滇池地区为中心的青铜文明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繁荣兴盛的，以青铜锄为代表的农业耕作方式成为逐渐成为最为重要的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最终都必然是选择或保留最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体现文明融合的进步性法则。［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J］.考古,1995(9).
［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J］.文物,1986(7).
［3］张昭.云南弥渡合家山出土古代石陶范和青铜器［J］.文物,2000(11).
［4］理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J］.文物,1986(7).
［5］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3(3）.
［6］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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