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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一、简述生态人类学及其中国化

(一)生态人类学简述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学术界一般认为，生态人类学是一门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群、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科，此外，它还要研究观念体系在其中的作用。而生态学是研究动物、植物与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生态人类学”一词一般认为是由美国人类学家韦达和拉帕波特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日本人类学家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人类学和主要研究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生态人类学逐渐产生生态系统途径和民族生态学两种研究路径。生态人类学采用了生物学中的生态系统概念形成了生态系统途径，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中国生态人类学发展简况

我国人类学研究学者在研究一个社会或族群时，几乎都会把其生态环境作为研究的背景。生态人类学研究伊始主要侧重引进和译介的国外生态人类学经典著作，例如科兹洛夫《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美国学者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的理论》等。早期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有《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会)人类生态学初探》、《民族、文化与生境》、《关于二十一世纪生态民族学的思考》、《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从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概念界定、内涵及其外延等充分加以探讨。1993年，宋蜀华教授撰文介绍了生态民族学，指出它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随后其又提出“生态文化区”的概念。

　　此外，云南大学的尹绍亭、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裴盛基、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吉首大学的杨庭硕、罗康隆等人，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各自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中国生态史对人类学研究的意义

(一)直面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生态人类学围绕移民、生态保护等项目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生态危机、民族文化丧失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薄弱环节就在于没有充分借鉴和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综观生态人类学近年来的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存在着三大不足，包括忽视历时性研究的必要性、夸大个人行为的生态作用及忽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影响等，其中一点就在于过分依赖共时态田野资料，不同程度地忽视历史资料的价值，这导致我们形成的结论不免显得苍白无力。生态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注定了生态人类学必须吸收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因为人类面对的任何生态问题都是长期历史积淀的后果，甚至是超长期的自然与人类社会互动运行的结果，因此生态人类学必然要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剖析各种生态行为的原因及特点，而这种研究角度与历史学有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

(二)提供相对完整的条件

相对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有记录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而农业又是对生态环境依赖很强的产业，中国典籍对农业的记载又极为丰富，以农业史研究为突破口，生态人类学步人历时态研究的轨道无疑是一条捷径，也更能彰显中国的生态人类学本土化的特色。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他们的著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有天体观察、本草记录、农作经验等等，反映出中国古代的生态学思想包容性极大，既有现代经典生态学的动、植物生态学研究，又包含了大量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思想。从我国古代浩瀚的文献和先祖的生产实践中，我们感知到了中国古代的生态人类学理论，这些理论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生态人类学研究和实践的先河。如《管子》中的“地员”、“度地”、“地图”、“地数”篇等，《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辩土”、“审时”篇等，《荀子》中的“王制”、“富国”、“天论”等，《周礼·地官》篇，《淮南子》中的“修务训”、“主术训”等。因此以中国生态史反观研究生态人类学，特殊性不可替代，科学性值得肯定。

(三)提出相对完善的思路步骤

其中代表人物是当代著名人类学家杨庭硕先生及其研究团队，他们在研究中注重历史研究法的应用，通过分析历史资料寻找人为生态灾变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并从中探求防治灾变、建立文化制衡机制的方法，从中获取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理论启示和实证经验。主要体现有：第一，从历史资料中寻找发生生态蜕变的成因。生态的蜕变是一个长期积淀的结果，如果不从历时的角度去审视文化的发展和演化，并审视生态环境的可积累的变化趋势，那么人为生态灾变的成因也就无从考察。第二，通过历史研究法，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中寻找防治生态蜕变的方法与手段，进而文化制衡。既然在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中可以找到当前生态危机的某些成因，那么人们通过对这些原因加以分析解释并借鉴经验来对症下药，以防治生态蜕变，则是理所当然之举。

三、中国生态史中体现出的人类学智慧

(一)体现文化相对主义思想

中国生态史记录表明，早在两千年之前，我们的先贤就鲜明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在《礼记·王制》记载中，“司空执度度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可见，先人对不同民族，虽然认识到了其外表、风俗、习惯、性情、偏爱、工具、衣服等的不同，但无论是安置其住处，还是对其进行礼义方面的教育和统一政令，都考虑使其生活习惯和当地的气候地势相适应。不必改变其风俗，不必改变其习惯。这充分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思想。

(二)重视坏境与生计方式的合理匹配

远古时期，因生产力不发达，生存是个严肃的问题，因此生计显得格外重要。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各地不同环境资源及其适合的生计方式都有说明，“东南曰扬州……其利金、锡、竹箭……畜宜鸟兽，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利丹、银、齿、革……畜及谷宜”、“河内曰冀州……其利松、柏……畜宜牛、羊，谷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畜宜五扰，谷宜五种”。在《礼记·王制》中，对环境资源的匹配也有说明，“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使土地广狭、城邑大小、被安置民众的多少这三者互相配合得当。可见古人十分重视生境与生计方式的合理匹配。

(三)体现了文化对环境改造的定向性、可积累性

在《汉书·食货志》中，就代田法特别指出，“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代田法对改善土地种植能力效果明显，代田法的推行取得显著的成效，产量提高，垦田增多，对汉武帝以后社会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与代田法相辅而行的耦犁、耧车等新农具由此得到了推广，使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孟子·滕文公》上讲：“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在前汉火耕十分普遍。诗经有云：“瑟彼柞槭，民所燎矣”(《大雅·旱麓》)。到清代还有“垦荒，先纵火烧草，然后深耕”(蒲松龄《蚕农经》)。这种耕作方式在我国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森林破坏极大，在清代以前定西地区“森林极盛”，自乾隆后砍伐加剧，据会宁县志记载“屈吴山、峰峦耸峙，林木森茂……今林木伐尽，野兽遁矣”，现成为甘肃省极干旱地区。这一正一反的例子体现了文化对环境定向改变的可积累性，从而量变引起质变。

(四)重视生境的稳定延续

一个民族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都是特定的，这两者的有机整合与制衡，就成为了该民族的“民族生境”，简称生境。生存的最高境界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在历代的制度和律法，保护生物资源生育成长也有涉及。据记载，周朝采伐树木方面规定“令万民时斩材有期日”(《周礼·地管司徒·山虞》)，“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管子·地数篇》)。至秦，则制定了《田律》，规定二月不可伐树，捕捉幼兽、幼鸟，而汉代的《九章律》中“兴”就是约束人们对自然界的行动的律法。《淮南子·主术训》也有以下论述：“畋不掩群，……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荀子也认为：“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反对涸泽而渔的毁灭性开发，提出根据生物的发育规律，合理利用资源。

　　生态文明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的选择，中国今后的生态建设迫切需要生态人类学，丰富的中国生态史利于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必将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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