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两国集团主义的本质区别
中国的集团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血缘宗法关系。中国血缘宗法制度的源头，要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的血缘宗法的传统，“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概延续极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的十分充分和牢固”③，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即是血缘亲属纽带的基础和来源，之后中国进入阶级社会或者说封建社会，古代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各朝各代的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仍是属于农业社会，仍然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农经济为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这就决定血缘亲属纽带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人的血缘观念特别浓厚。日本集团主义的特征则是以行业、集团等地缘组织来维系和延续的家族和社会共同体。而将这个共同体联系起来的则是日本本土的大和精神，或者说是神道精神。《古事记》中开篇就写到，“于是天神乃命令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二神，使去造成那这漂浮着的国土，赐给一枝天之琼矛”④，伊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二神一起交合，生产出了日本国土和众神，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看，所有日本人都有是同宗同源的，既然是同宗同源的，那么一起劳作、团结一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观念长期的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心中，对集团主义观念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二、两国集团主义的差异的原因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岛上多火山地震台风，岛国环境异常艰苦，个人的能力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脆弱，而且在灾难面前生命转眼即逝，个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唯有更多的通过对集体做贡献的方式才能体现和保存下来，个人也只有通过相互团结和协作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因此在氏族社会时期形成一个个相对比较封闭的村落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的结构给集团主义的提供了发育成长的空间。对于日本的集团主义，还必须看到中国儒学的影响，日本的儒学虽然来源于中国，但至其发挥作用的时候，日本的儒学已经完全的本土化了，日本儒学的本土化，是“神道是根本，是基础，是源泉；儒学则是枝叶，是辅翼，是表现”，本土化的核心仍然是本土的大和精神即神道传统，“日本通过儒学建立起整套严格的外在礼仪规范和行为秩序”，通过职分伦理道德如四民等级身份制、武士道、商人职分伦理，将个体长期捆绑在外在的秩序规范之中，最终得到集团内外的和谐。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古代中华文明发源地处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形平坦，土壤肥沃，资源丰富，农业家庭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结构起源和成熟的很早，人们重视生存、生育，“儒学认为‘生’、‘生命’本身是好的，是有意义的，从而对生命现象怀抱一种热烈歌颂的情感态度，将它看作是人生的价值、宇宙的本体”，⑤以血缘为纽带家庭与家庭之间、村与村之间联相当紧密，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广大农村中，同一姓氏聚族而居或多个姓氏相邻而居。农业家庭小生产方式是单个家庭能够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这就决定血缘亲属纽带的重要性，所以中国人的血缘观念特别浓厚。
三、结语
如果将日本集团主义的人际关系比喻成金字塔，那么中国的集团主义的人际关系则可以看成环环相扣的圆圈。从日本社会整体的视角来看，日本社会是由一个一个的各行各业、地缘的村组的小团体构成，小团体就是日本社会的一砖一瓦，这也符合中根千枝在『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中所提到「場」、「枠」集団的意识，所有小团体搭在一起的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而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团体就是日本的社会的精英阶层，整个金字塔结构具有单一性。从单个团体本身来看，个人就是团体的一份子，与团体的同辈、长辈等等结成了上下级的关系，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另一方面来看，这一结构又具备了相对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这种结构也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直到今天日本人在世界上仍然是出了名的保守，例如像日本的手机，仍坚持自己独特的一套制式系统，在吃穿住用行的时候，也经常可以看到“和式”“洋式”的区分，在文化界，还有“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的用语。
中国则是更像以血缘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一环套一环的圆圈型的社会，有无数个圆圈环环相套组成，一个圆圈象征着一脉血缘宗族关系，一个宗族通过血缘关系又与其他宗族相联系，这样不断地扩大、发育，形成了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开放性、延续性的有机整体，使得中华文明在与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等等碰撞的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同化力和生命力。
注释：
①李泽厚.说文化心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9.
②同上，第20页。
③李泽厚.中国古代四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316.
④安万侣.古事记［M］.周作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0.
⑤李泽厚.中国古代四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35.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