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巅峰之作《长恨歌》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曾获得第五届矛盾文学奖（2000）、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8）、《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1996）、《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 100强（1999）、纽曼华语文学奖提名（2009）、布克国际文学奖最终候选人提名（2011）。
王安忆作品的海外译介已有30多年的历史，其英译作品数量众多，就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力而言，王安忆高居榜首。在王安忆的英译作品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白睿文翻译的《长恨歌》。
一、传播学与翻译
近年来，不少学者将传播学引入翻译研究，从不同的维度对翻译进行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吕俊（1997）从翻译的本质入手，探讨了翻译与传播的共性以及翻译的特殊性，总结了传播学观照下翻译研究的五大特点，得出了“翻译学是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的结论。（吕俊，1997：39）卢杨、王芳（2009）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翻译的受体进行了研究，强调受体反馈的重要性。张生祥（2013）从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入手，探讨了翻译传播学的理论构建与学科空间。谢柯、廖雪汝（2016）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传播学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以及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徐玉凤、殷国明（2016）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播，提出在谢天振译介学的基础上构建译传学的设想，译传学就是要促成翻译学和传播学的联姻。
不管是传播翻译学还是译传学，就本质而论，都是在翻译学与传播学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传统的翻译研究将翻译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自传播学引入翻译研究之后，翻译就成为一个循环的动态系统。
目前，大部分研究成果都以传播学创始人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为理论基础，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何种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拉斯韦尔，2013：1）“5W”模式概括了传播过程的五大核心问题，同时对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进行了界定。“这五种要素构成了之后传播学研究的五个基本内容：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徐玉凤、殷国明，2016：102）拉斯韦尔“5W”模式曾被误读与曲解，后来不少学者重新解读拉斯韦尔理论，对其理论框架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并提出了传播过程不可忽视的另外两大因素——为什么传播、在什么场合下进行。因此，传播学的研究内容扩展为七大领域，即“翻译的传播主体、翻译的传播内容、翻译的传播媒介、翻译的传播受众、翻译的传播效果、翻译传播的目的及翻译传播的环境。”（谢柯、廖雪汝，2016：16）学界就翻译学和传播学的共性与个性展开讨论，建立译传学、翻译传播学的设想可能还需进一步讨论，但是，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已基本建立。
二、《长恨歌》之传播主体
“翻译的传播主体是指在翻译与传播过程中担负着信息的收集、加工任务，运用符号，借助或不借助媒介工具，首先或主动地向目标受众发出信息的一方。”（谢柯、廖雪汝，2016：16）在此之前，董璐（2010）在其专著《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指出“传播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集体或专门的机构。”（董璐，2010：41）从广义上来说，在翻译的各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主体参与其中。基于对翻译的传播主体的定义，谢柯、廖雪汝进一步指出，翻译的传播主体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主体进行重新认识，对译者的角色和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二是研究翻译过程的各个‘守门人’；三是研究翻译传播主体的形象及其对最终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谢柯、廖雪汝，2016：16）文章拟从译前、译中、译后三个阶段的传播主体入手，分析传播主体如何对《长恨歌》的译介与接受产生影响。
（一）译前传播主体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翻译活动中的传播主体包括个人、集体、机构。《长恨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是多方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1、作者
早在《长恨歌》（2008）英译本出版之前，王安忆的多部作品已经被译介到了英语世界，其中包括：《小院锁记》（1981）、《流逝》（1988）、《小城之恋》（1988）、《小鲍庄》（1989）等。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安忆一直是西方读者和译者关注的作家。
王安忆多次参加中外文学交流活动，其中包括：“国际写作计划”（1983）、“上海写作计划”（2008）、法兰克福书展（1988）、“当代文学遇到书”讲座（2013）、巴黎图书沙龙（2014）等。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大背景之下，王安忆积极参与“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无疑是对其作品最好的宣传与传播。2000年，王安忆赴美举行学术讲座，讲座之后与译者白睿文达成了合作意向。
2、文学评论家
在《长恨歌》译成英文之前，不少汉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就撰文介绍这部作品并发表评论，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
文学评论家中，影响最大的是译者白睿文的老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文学教授王德威，无论是前期的宣传还是后期的出版，王德威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王德威教授将王安忆誉为张爱玲风格的“忠实接棒人”，海派文学的传人，对其作品《长恨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长恨歌》是“九十年代大陆小说中一本有重要意义的小说。”（季进，2008：78）而白睿文与《长恨歌》的结缘也是在王德威老师的课堂上，在老师的影响下，白睿文认识到了《长恨歌》的文学价值，认为此书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3、影视人员
“很多信息是传播在先，翻译在后，传播先于翻译。往往不仅仅是翻译影响传播，而是传播影响翻译，甚至成为翻译的基础。”（徐玉凤、殷国明，2016：99）《长恨歌》能走进西方读者的视野，与前期影视剧的宣传是分不开的。《长恨歌》问世之后，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相继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等艺术形式。著名影评人士德瑞克·艾利于1996年发表了关于电影《风月》（王安忆编剧）的影评文章，并于2005年撰文评价关锦鹏导演的电影《长恨歌》。白睿文不仅亲自考察上海的弄堂，而且观看了各种形式的《长恨歌》。白睿文发现，为了追求情节流畅和喜剧效果，这些影视作品和舞台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扭曲了原作的本意。因此，在其翻译过程中，白睿文尽可能地保证原作的风格和故事的完整性。
（二）译中传播主体
《长恨歌》的译者模式也是极具特色的，不是简单的汉学家合作模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匿名读者、校审、编辑等各方主体都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1、译者
《长恨歌》英译本是由白睿文和陈毓贤合作完成的，下面是两位译者的简要介绍。
表1 译者简介
由上表可知，两位译者具有系统的汉语学习经历，具备超强的双语能力，谙熟中西文化，又擅长写作，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情谊，这为《长恨歌》译本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白睿文与苏珊·陈的优美翻译……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王安忆是华语世界最广受好评的作家之一。”（弗朗辛·普罗斯，2008：9）《长恨歌》的英译本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与赞誉，两位译者凭借这部作品获得了2008年度洛依斯罗斯文学作品翻译奖，也为作者王安忆赢得了国际声誉。
2、合作模式
《长恨歌》这部作品由三部分组成，白睿文负责翻译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陈毓贤翻译第二部分。白睿文在译者序中明确指出，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有两名匿名读者参与阅读译文，并就译文初稿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翻译完成之后，两位译者互相校对彼此的译文。为了保证整体风格的统一，白睿文又花了很多时间进行统稿。此外，他们还请了一位哈佛大学的博士进行校对，确保文字上的统一。最后将译本送到出版社，由编辑进行统稿。“总体来说，合作翻译的译本质量比单独翻译的要好，但是付出也很大。”（吴赟，2014：50）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了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从匿名读者到编辑，所有参与者为《长恨歌》英译本的问世付出了心血。
（三）译后传播主体
《长恨歌》的翻译历时八年，译本出版也几经曲折。白睿文通过经纪人与二十多家美国主流出版公司进行商谈，出版社要么要求删减译文，要么要求修改译文，有的出版社甚至认为前三章根本看不懂。屡遭拒绝之后，白睿文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德威。在王德威教授的帮助下，《长恨歌》英译本最终于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不过，书名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上了副标题——一部关于上海的小说（A Novel of Shanghai）。在出版社看来，“这样的译名不仅令西方读者联想到东方情调，也可以满足他们‘上海怀旧情结’。”（王文强、刘婷婷2015：107）由此可见，出版社对译本能否出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西方出版界对其作品的持续关注点主要是文学价值。”（郝莉，2013：61）因此，美国对《长恨歌》的关注主要还是学术研究。哥伦比亚出版社相继推出精装本（2008）、kindle版（2008）、平 装 本（2010）等多个版本，其中，2017年12月26日精装本的亚马逊销量排名为1953468，平装本为834455。亚马逊网站上有8位读者发表了评价，五星级评分占88%。再从世界上最大图书分享社交网站Goodreads上的数据来看，42名读者参与评分，五星级评分占33%，四星级评分占35%。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撰稿人何明星（2014）编制了当代女作家作品在欧美世界的影响力排行榜，《长恨歌》英译本排名第四，馆藏数为692家①。“由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诗学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具体译介环节存在的不足，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尚难称理想。”（付文慧，2013：137）相对而言，《长恨歌》并未真正走进大众读者的视野，其销量也并不理想。白睿文认为，对于非盈利性大学出版社而言，几千本的销量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哥伦比亚出版社是最早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机构之一，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美国图书市场以及普通读者对《长恨歌》的接受。到目前为止，王德威、杜博妮、梅仪慈等汉学家发表过关于《长恨歌》的研究文章；美国作家弗朗辛·普罗斯、《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利萨·莫维斯等发表了有关《长恨歌》的评论文章；美国南加州大学东方语言系袁媛（Yuan Yuan，音译）、科罗拉多大学亚洲语言文明系庄春慧（Chunhui Chuang，音译）、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南希·施耐德分别撰写了以《长恨歌》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
三、结语
《长恨歌》经由译前传播主体的宣传与推广，译中以白睿文和陈毓贤为主的“守门人”对译本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最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哥伦比亚出版社组织的翻译活动倾向于学术研究，从已经发表的书评、研究文章、学术论文来看，《长恨歌》在美国的接受以学术研究为主。中国女作家作品要走进美国普通读者的视野，仍然任重道远，需要文学评论家、译者、出版社、读者等各传播主体的合作与接力。注释：
①何明星.披露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之欧美影响力［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3—07.
［1］Lasswell Harold Dwight.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Social Communication［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Prose Francine.Miss Shanghai［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2008—5—4（9）.
［3］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付文慧.新时期中国女作家与异域传播:不同视阈与定向诠释［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1）:137.
［5］郝莉.浅论王安忆英译作品的出版与传播［J］.中国出版，2013（3）:61.
［6］季进.当代文学:评论与翻译——王德威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8（5）:78.
［7］吕俊.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2）:39.
［8］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6）:37.
［9］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J］.南方文坛，2014（6）:50.
［10］王文强，刘婷婷.王安忆作品海外传播研究——以英语法语翻译为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4）:107.
［11］谢柯，廖雪汝.“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J］.上海翻译，2016（1）:16.
［12］徐玉凤，殷国明.“译传学”刍议：关于一种跨文化视野中的新认识——对谢天振先生译介学的一种补充［J］.江南大学学报，201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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