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鹏

拥有精神坐标的文学

写作有很多尽人皆知，不成秘密的秘密，比如：写作绝对不是学好技术就行了；比如：发现是作家最高的道德；比如昆德拉说过的：“作家位于他的时代、民族和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

　　作协创研部的李朝全老师说：写汶川地震，何建明以“生命第一”为标题，反映了时代的转变，尊重生命，为救一个人不惜代价，这是执政理念的变化。“生命第一”，这是这个时代的强音之一种，以它为中心来写作算是“以人民为中心”。因为以前，封建时代，普通老百姓命如草芥。汶川地震这个题材，何建明取这个点来写，是把作品建立在一种我们民族发展的思想脉络上，体现的是政府执政理念发生变化，朝代的变化。

　　时代的强音，却需聆听，听得见便是一种发现。

　　文明、法治、和谐、富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都是应该得到反映的时代主题——都是时代强音的一部分，它反映了祖国现阶段，群体的、人民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区别于既往时代的显著特征。在封建社会，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统治阶级承认的内涵极其有限，五四时期打出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旗帜，它在当时是一种呼唤，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向往，因而这两面旗帜打出来后，一呼百应。

　　这些大词都非常好，但我们在写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这些词太大太空——是这些大词被讲得太多了。我们要做的是，重新把力量还给这次大词。文明、法治、富强、和谐、爱国、敬业等，被刷成标语、印成传单，随处可见。每一个词最初都是一个新鲜的隐喻，用得频率高了，受众就麻木了，感受不到其中的力量。古今中外，多少好作品表现了人民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和向往？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四的时候这种内容，并不被当局提倡，今天它们写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被政府肯定的，是被承认并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内涵和外延，在我们的时代持续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作品，如果能涉及这种富有时代特色的大主题，如果能为这些常见的大词重新赋予力量，描述这个伟大的时代，自然就会把自己放到一张大的精神地图上，放进时代、民族、思想史的坐标。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是真理。上古多神话，唐诗有唐诗的气象，宋词有宋词的味道，明清小说里面有自己的朝代。文体可以变化，人文精神可以传承，但是，里面投射的时代精神却大不一样。上古先民要生存，主要和自然斗争，他们崇尚伟力。唐宋在历史长河中相对强盛，生计问题之外，文学多出许多大气魄、多了玄思、从容、婉转。时间掩埋了无数作品和作家，留下的主流和非主流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个朝代的文学。作家写作，应该会、一定会不由自主带上时代的印迹。生活内容，思想方式，表达方式，无不在时代特色内，或许只有那个时代，才会出现这种生活资源、思想资源、表达方式的资源，无论作家的写作是主流还是非主流的。时代，这个词在漫长的时间线上，它是历史与未来的一个点。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过去和现在，也就没有未来。

　　我期待的文学，要站在时代、民族、思想史的坐标上，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作家本身就是站在时代，站在民族、站在思想史的精神基础上写作的。如果是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位置，你在写东西的时候就不会乱了。找不到位置，找不到点，写出来的作品也没有立足之地。意识到了，带上这种立场，作品就会特别鲜明。意识不到的话——你可能迟早会意识到，你写着写着就会发现——不管是我们讴歌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来批判它，你都是站在这个坐标上的。

　　无论是讴歌还是批判，它都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而且它要面向未来。讴歌是一种价值判断。有句话说得好：“小姑娘可以为失去的爱情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失去的金钱歌唱。”这里面就有价值判断。批判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批判是在一种否定之中，所进行的价值肯定。毕飞宇谈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两条项链》。他发现，如果把《项链》发生的背景放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今天，这篇小说就不能成立，会显得虚假。由此，他讲了莫泊桑所在的时代，法国对契约精神的信奉。《项链》明显是一篇批判现实的小说，可是，里面有坚固的价值立场——对契约精神的坚守，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对它的坚守别无二致。可以说，莫泊桑，他就是聆听到了自己时代最强音的一位伟大作家。时代精神，也是这篇小说《项链》得以成立的基础。恐怕在今天，《项链》的故事放在法国，也不一定成立。

　　

　　《项链》

　　我们古代有很多流传至今的典故，放在今天也不能成立。有个故事叫《买椟还珠》，类似的故事今天同样不会再发生，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盒子不过是个包装品。我们都知道，即使再过度的包装，它也就是一个包装——是商业时代下人们共同接受了的，是人们的普遍经验。我们不会把盒子留下，把里面的珠宝退给商家。这个故事的发生，它只能是在古代，它不能发生在现在。

　　李敬泽在《致理想读者》一书中有一句话，这句话和昆德拉说的意思差不多，他说：“文学创作需要一种思想背景，一个作家需要为自己建立广阔的对话场域，文学要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去。作家终究要和具体的活生生的心灵对话，但是如果他不是同时和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头脑对话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与面前这一个的对话如何开始和如何进行。”

保持文学天性的文学

我期待着保持文学天性的文学。什么叫保持文学天性？文学的第一天性是真实。不管是荒诞小说还是现实主义小说，都不是写到看起来真实为止，而是要求写出深层次的真实。卡夫卡写的小说，虽然荒诞，但里面有人生本质的真实。一篇小说，当然我知道它是虚构的，但读的时候我发现写得虚情假意，它就不能让我对文本和作者建立起信任来。如果作家这样忽悠读者，读者就会拒绝阅读他的作品。

　　刘再复说，写作只有这两个对象：“见证人性，见证人类生存环境。”文学的真实，最重要的是见证人性真实。人不能变成甲虫，但人会异化，卡夫卡的《变形记》见证人性，表现人的生存受到生存环境挤压，产生异化。过去我们常听到生存的困境，其实生存本身就是一场困境，活着就是困境，活着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难题。就像哈姆雷特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不是说你家里有钱，官居高位就没了困境，有时恰恰相反。人生活在困境之中，伟大的作品总是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生存环境是人的外宇宙，浩瀚无边，描述人类生存环境的作品因而无穷无尽、千姿百态。人性是人的内宇宙，它和外部的世界同样丰富和广阔。这两种描述对象，一个在内，一个在外。外部世界的变化翻天覆地，但人性的变化，千百年来却不大。我老家湖北的公安三袁，性灵派的代表，我比较推崇，因为世事翻云覆雨，人性千年不变。在古代，父亲比较喜欢女儿，现在依然还是——这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把人性的真实抓住了，你的作品历经千百年后，人们再来读它，它还是可以打动读者。外部世界的真实你抓住了，一个时代便会诞生一个时代的故事——就像我先讲到的《项链》，它只能发生在那个时代和那个民族那个法国。

　　写作者作为创作主体，要真诚。写作者掏心窝子，不说假话，不做经验的二道贩子，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得经过了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灵，然后才流淌出来。一个作家的诚实，是自己去观察生活细节，写出和他人不一样的对生活的感受。对文学真实的要求，最终会变成对作家的要求，会变成一种创作的伦理道德。不欺骗读者也不欺骗自己，你不是为了写作品而写作品，你是为了把你的发现写出来。

　　作家高行建说：“作家把握真实的洞察力决定作品品格的高低，这是文字游戏和写作技巧无法替代的。诚然，何谓真实也众说纷纭，而触及真实的方法也因人而异，但作家对人生的众生相是粉饰还是直陈无遗，却一眼便可看出。”写作不是玩一下文字游戏和技巧，就能打动读者的。打动读者的法宝，正如巴金说的：讲真话。你能不能发现真相？你发现了真相的时候，你敢不敢说真话？发现需要能力，写作需要道德来支撑勇气。

　　写出了人间真相、人性真相的作家，对世界的看法和意见，有时会和大多数人相左。作家观察生活时，角度不一样，会产生与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因此，眼中的真相与人殊异。这里我想以新闻事件为例，来说明不同视角下，同一事件，人们可能出现的不同意见。

　　王宝强跟马蓉离婚的时候，网上吵得就很厉害。大众和精英群体，意见分歧特别严重。精英群认为，王宝强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发布这样的消息是不对的，说他有封建思想，吊打奸夫淫妇。大众同情王宝强，觉得老实人遭到了妻子的背叛。这个事件如果让作家来写成小说，该怎样写？事件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下？体现了人性的哪种面貌？可能一个作家会想这样的大问题。

　　精英们说，“艳照门”事件发生后，谢霆锋对张柏芝并没有过多指摘，以此批评王宝强素质低下。香港，道德环境和内地不一样，来自道德上的压力，谢霆锋承担的远不如王宝强大。因为“绿帽子”的巨大耻辱——这种压力，使得王宝强对马蓉进行了公开指责。这种压力来自男权社会，来自封建思想。大众的价值立场，王宝强本人的受害者姿态，让大众倒向王宝强这边，马蓉便被称作了“马金莲”。这体现的是，大众处在一种封建残余思想之下。精英和大众立场的分野，是价值观的分野，体现的是中国社会现阶段价值观多元并存，遇到相应的问题便猛烈碰撞。麦基说：“故事事件创造出人物生活情境中有意味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用某种价值来表达和经历的，并通过冲突来完成。”

　　每个人都可以重新选择生活，每天都可以重新开始生活。这并不意味着谁一定有了错，这才能促成一项新的选择。如果我们站在“自由”这个价值立场，所有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那马蓉凭什么就没有选择的自由？我们不能剥夺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过着自己不满意的生活，并且像个木头人一样，忍受一辈子——这样的人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己剥夺了自己的自由。心灵像一潭死水，毫无活力，这样的人对“家庭稳定”或许有用，对个性解放而言毫无价值。

　　一个稳固的家庭在蛮荒时代，或许更利于组织劳动生产、养老育儿、抵抗外辱；在帝王将相时代，或许可以用来集聚权力、奴役人民；在今天，一对男女强忍着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赞美木头人吗？我们一定要批判马蓉的话，是否也应该肯定她灵魂所具备活力？包法利夫人、蘩漪，大师们笔下的女性，如果把她们拿来和马蓉比，我们是否更能看见世情的真相和人性的真相？我们不能不重视人性，文学不能不重视人性的需求和力量。

　　人可以因为人性而堕入泥淖，也可以因为人性而进入天堂。我们面对的王宝强和马蓉，不过凡尘中一对普通的男女，他们拥有普遍的见识，他们过的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他们的人性是普遍的人性，毫不特殊。和高尚不靠边，离猥琐也遥远，他们无法摆脱大多数人所承接的环境的影响，精神质地庸常——如果拿文学来对照，如果我来寻找真相，我觉得这才是真相。

接地气有人气的文学

20世纪80年代，《小说选刊》每期的发行量曾经高达150万份，当时，很多刊物都能发行几十万份。目前，《小说选刊》是从130多家刊物上选稿的，我算了一下，即便全国每家刊物平均发行2万份（实际上很多刊物才发行几千份），全国所有刊物的发行总量，也不超过260万份。区区260万份，在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你不敢相信——但这就是事实。

　　文学期刊的发行量越来越小，另一个现象是，通过电脑、手机等介质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多。据说，现在仅手机终端的小说读者，每天的上线人数高达500万。网络小说家靠读者点击阅读自己的作品来赚钱，一年收入过百万的为数不少，上千万的也不罕见。读者并没有抛弃小说。小说的读者分流了：一小部分继续看纯文学期刊上的小说，一大部分去看网络小说。

　　读者是作品的受众，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无论你觉得他是你作品合格的受众或是不合格的受众。网络上的小说有一大部分——哪怕它能帮作者赚得盆满钵满——纯文学期刊也是不愿意刊载的。纯文学期刊上的作品，换一个媒介，把它放在网络媒介上，阅读量依旧拉不上来。纯文学作家的趣味，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大众；网络作家的作品则因为不同程度的粗糙、水分重，入不得文学精英的法眼。大众不管你是网络作家还是精英作家，和谁的作品趣味相投他们就选择谁。

　　如果把大众为作品的接受对象，网络作家的作品接地气、有人气，需要提高的是艺术水准、思想含量；纯文学作家的作品则艺术性较强，需要注意的是接地气以聚人气。真正的文学精英，可以仅仅是小众的宠儿，为少数精英读者写作，为时代打造精神殿堂的穹顶。为小众写作，可以视为事业。为大众写作，不仅可以作为事业，还可以形成产业。面向小众的文学，并不比面向大众的文学高尚。如果说媚俗是一种写作病，那么，还有一种写作病一定可以称为“媚雅”——而“媚雅”是现在不少纯文学写作者的病症。

　　哈金曾套用“伟大的美国小说”，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其中，“中国经验”，我理解为接地气；“认同感”强调的是人气。“认同感”前面加上了“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就是说，读者要多，而且都能产生“认同感”。反过来，要让中国读者达成这种“认同感”，就得写“中国经验”，就得把人物和生活描述得深刻、丰富、真确，写的时候作家要富有同情心。我认为，哈金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论述，是从接地气开始，到有人气结束的。

　　现在有一小部分小说家不看重故事，他们觉得故事是小说的羞耻。实际上，选择如何做小说，都是无可厚非的。小说的故事性强，并不是什么让人难堪的事情；故事性不强，也不能说一个作家的小说就是“有毛病”。然而，谈到叙事文学我们就会想到小说，想到纪实文学，还会想到戏剧。如果我们把《史记》也当作文学作品的话，我们还会想到故事是一种进入历史的方式。在小说中消灭故事的种种努力，我觉得是顶着碓臼唱戏，顶着碓臼唱戏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当然你成功了，那也是很了不起的。

　　故事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如果我回忆我的一天，我今天干了什么？我很快就会想到今天是多少号，我来到山西的原平——这是时间、地点。我见到了哪些人物，我们在一起是怎么交流的，我说过什么话。这样一种回忆，它就是一种故事的形式。我不会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小说，它恰恰可以拥有这样一种故事的形式，是便于传播和记忆的。失去了这一点，小说传播起来会失去一定的优势。

　　我们再想一下，如果追忆一个朝代，也是会想到很多人物，在哪些时间，在哪些转折点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如果抛开故事，我们甚至失去了历史。那还有一种写法，就是像霍金，他写《时间简史》——这也是一种“史”。《时间简史》是一部很少有人能看懂的书。如果放弃故事，小说极易混在其他的文体当中，失去文体特征。

　　我期待的文学，是接地气有人气的文学——我特别希望小说能接地气有人气，期待小说里面能有好故事。当故事被一部分小说家嫌弃时，影视圈里的人却非常重视故事。几乎所有的好电影中，全都有一个精彩绝伦的好故事——好故事是最能带来人气的。故事是接地气的，它直接来源于生活，它和生活的关系异常亲密。好故事为电影带来了人气，让电影疯狂“吸金”。

　　我偶尔会感到担忧，偶尔会感到沉痛——我担忧的是，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元朝的曲、明清的小说——各种文体发展到高峰后会衰落。小说会不会被电影取代？电影相对小说而言，是一种新的叙事形式，电影通过音画叙事。电影在新的传播介质的支撑下，会不会取代旧的叙事形式，取代语言的叙事？我希望我是杞人忧天。我坚信，小说不会死，但小说的没落迟早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可能是100年后，可能200年后——我怕的是50年内它就迅速衰落。真到了那个时候，写小说想不成为一个“私人化的事情”都难——我不希望小说重蹈诗歌迅速被边缘化的旧辙。

　　经常在各种场合，各种纯文学期刊，听见、看见作家们的观点，诸如“我不在乎有没有读者”，抑或“写作是私人化的事情”，我便愈发想喊出自己的观点：我期待接地气有人气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