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程

　　每次读到叶梅的散文，总会不由地想到那句“生活在别处”，而对她笔端下的世界，生出一种分外的向往。

　　这首先与作品题材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有关。她是土家族作家，在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长大，又担任过《民族文学》的主编，这样的经历和身份让她走过很多地方，特别是广阔的民族地区。收入这部散文集《根河之恋》中的作品，内容大部分也与这些地方有关。随着交通的发展，她写到的地方越来越容易去到了，不少到过的人也写了游记之类文章，且随着网络的发达，有关的资料图片也随时可以搜寻。但这些因素不应该妨碍到对这部作品的欣赏：一方面文学表达的魅力是别的方式无法取代的，另一方面同样是文学作品，也仿佛不同的人的身材相貌，有着高矮妍媸的不同。凭借文字间表现出来的情怀和见识，也凭借表达这一切的文学手段，叶梅的散文显然应该归入前一类。一种将诚挚与善思深切融汇的调性，与一种自然妥帖但又显然是用心着力的美学追求的结合，成就了这部散文集的基本品格。

　　文章缘情而作。构成文学作品的诸要素中，情感自然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句子，情感既是艺术构思的起点，也贯穿了整个创作过程。故乡的山水草木，过往的悠长岁月，无不寄放了她的感情。谁都有童年，《娃娃过年》是对位于三峡中的巴东县城的儿时生活记忆，打糌粑，喝刨汤，划龙船，孩子视角中的昔日美好，会勾起读者心中柔软温暖的情绪；《皂角树》从三舅嘎公家的一棵老树入手，写了峡江数十年间的变迁，伴随新生活的到来也漾起了某种挽歌的调子，这种情绪是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比较起前面两篇，《清江夜话》的层次意蕴显然更为丰富，是对故乡母亲河流经的土地的一次深情瞩望。八百里清江画廊，江流曲折跌宕，风光险峻壮美，土家族儿女世代在这里生活，神秘迷离的传说，生动奇异的的民俗，质朴炽烈的性情，直面生死的坦然，被一一道来，笔力酣畅，虽是“夜话”，却分明有了交响的雄浑音色。文字最无法伪饰，只有对一片土地充满挚爱，才能够有这样的表达。

　　就像清江一路吸纳了道道溪流而变得浩荡湍急，从鄂西南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叶梅，也把对于故土炽热的爱，推及投射到众多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广阔区域，升华为一种博大的情怀。像被用作书名的《根河之恋》，写的是世代生活在大兴安岭中、与驯鹿为伴的鄂温克族。其他如草原蒙古族、海南岛黎族、云南的彝傣哈尼拉祜景颇等多个民族的生活，也都被她深怀着虔敬之情，观看、沉浸、思索和描写。遥远的地方，有大美存焉。

　　这些或长或短的篇章中，不同民族生息繁衍的自然环境，高山大川，森林田野，自然美的各种风格样态，壮美或秀丽，雄浑或缠绵，等等，都被她深情地描绘，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如书中多篇写到了云南，在同样地缀满了彩云的天空下，不同区域又有着各自的美的形相——阳光明亮热烈的丽江，云杉、红豆杉和翠柏以动人的姿态生长，玉龙雪山上，岩石的皱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三朵》）；滇西北的昭通，豆沙关峡谷壁立千仞，劲风掠过，气势浩荡（《昭通记》）；边境小城沧源，怒放的三角梅，绿毯般舒缓地向远处延展的茶树，尽皆被笼罩在深沉的静谧中（《一眼望不到边》）……跟随她的文字，目光在滇云山水间游弋，仿佛行走于一朵盛开着的硕大映山红上——她仔细端详云南地图后的的一个诗意淋漓的发现。

　　在这些背景下，丰富多彩的生活也像花朵一样在女作家的眼前开放。《芒市三日》中，既写了景颇族热烈欢腾的传统舞蹈“目瑙纵歌”，也写了翡翠美玉和极具戏剧效果的“赌石”，写了发达的边境贸易，写了当地文学创作之风的浓厚。她的书写紧跟了社会行进的步伐，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和解，如《平原三峡村》中，巴东三峡移民告别祖祖辈辈居住的峡江故乡，搬迁到江汉平原，在经过最初的迷茫不适后，凭借自己的热望、勇气和智慧，拥抱并融入了新的生活，“一棵棵从峡江移到平原上的树，历经春夏秋冬，开花结果。”

　　倘若只是满足于对当下生活的具象性描绘，即便是笔下生花，有时也未免显得单薄。叶梅的散文有效地规避了这一点，在别人止步之处，她努力走得更远。今天背后的昨天，眼前通往的遥远，都是她目光投注和追溯的范围。多个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独特文化、多彩民俗，在她的笔端下，呈现得鲜活生动。如《常德有枫树》，介绍了洞庭湖畔的维吾尔族聚居地的缘起由来，以及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之根的悉心呵护，而这一切的背景正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博大和包容。在《澜沧江边的一天》里，她从山高水远的漭水镇上的一个姓氏中，发现了漫长岁月中不同民族间迁徙和融合的脉络线索，进而十分自然地生发出有分量的感悟：“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来如此。”《火塘古歌》则是对红河哀牢山中哈尼族人们的致敬。他们有古老精致的稻作文化，伺弄梯田仿佛是在写一首诗；他们敬畏天地自然，将内心的虔诚外化为奇异的蘑菇房和寨神树；在火塘旁，古老的歌谣被一代代传唱，诉说着岁月和祖先、欢欣和悲伤。

　　从叶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在不同维度上展开的许多个民族的生活——今天与昨天，现实和想象，物质与文化，等等。尤其是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经由诗意盎然的文字，而得到形象的表达和揭示。正因为如此，这些大致上可以归结为地域题材的作品，就容纳了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等繁复的主题，内涵丰富。这样的文章质地，当然也就不是某些游记文章浮光掠影的描绘或浅尝辄止的议论所能比肩。

　　“生活在别处”，不错。但是还有一句话，“人们到处都在生活”。尽管存在种种外在形态的差异，但不同民族的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一致的，那就是相同相通的人性。我们从一位生活在大森林深处的九十多岁的鄂温克母亲身上，看到了母爱的强大深沉，这种爱让她克服千难万险独自抚养大了七个儿女，也让她的部落人丁兴旺，鹿群茁壮；（《根河之恋》）；从英年早逝的哈尼族诗人县长陈强的忧伤的目光中，从他质朴而真挚的诗句中，看到了对家乡土地的深情，对为生计而奔波的乡亲们的悲悯（《火塘古歌》）。我想，正是流淌在这些作品中的道德力量，不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受到影响的本真的情感，让人读来产生共鸣，受到感动。

　　书中数十篇作品内容宽泛，但有一条红线贯穿诸多篇章，这就是鲜明强烈的生态意识，成为这部散文集的一个最为嘹亮的声部。在这一点上，凸显了作者的主体性。

　　叶梅写到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多数都位于僻远的边疆，以及内陆的深山地带。或者交通不便，或者因为开发较晚，反而保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对它们的描写是作品最具华彩的部分。像《云之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华中屋脊”神农架的神秘深邃之美。千峰陡峭，万壑幽深，森林丰茂，流水清澈。对比华夏大地上广袤区域内生态环境遭受深度戕害的严酷现实，——她在好几篇中都写到了北京的严重雾霾，——它们无疑正是人类理想家园的完美样板。亡羊补牢未为晚，在《白音陈巴尔虎》和《金沙银沙》里，曾经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在一度沙漠化后，经由几代人们植树种草的不懈努力，终于返归本初的美丽；在《风和滇池的水》中，她更是不吝赞美与严重污染滇池生态的人和行为作殊死斗争、不惜流血的民间英雄。在她眼中，他们是自然的守护神，是家园得以赓续的希望。

　　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少数民族民众信奉的观念有关。《三朵》是一曲对玉龙雪山的颂歌，玉龙雪山是纳西人的保护神。“纳西族信奉东巴教，崇拜大自然，有很多习俗约定俗成，成为民间必须遵守的规定。如不得砍伐靠近水源的森林，不得污染水源；每年春夏期间，不准打鸟、不准狩猎，不准捕鱼；不准猎杀怀孕的母兽和幼兽。”依托古老而朴素的智慧，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获得了来自天地自然的馈赠。这些悠久的传统文化习俗中，其实蕴涵了不少现代性的因素。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大国策，作家围绕这一话题以审美方式做出的呼应，有着不可替代的效果。

　　当然，以上内容并非是散文集《根河之恋》所指涉的全部。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声部。《致鱼山》和《回鱼山》写了对于父亲的故乡的奔赴和牵挂，源自血缘的亲情，普通人生存的艰难，以及命运的乖戾和播弄，让人慨叹不已。在《幸福二队》中，这种对于自身经验的书写变得更为真切也更为鲜活细腻。少女的青春挥洒在荒唐岁月中，然而，最粗陋的地方也有美和善的光亮，底层生存的质朴和温情，化作一抹厚重的色彩，烙印在记忆的深处。

　　不能忘记我们谈论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情感、见识、思想，一切最终都要落到语言、结构、韵律节奏等表现形式上。这部散文集中，女性作家细腻丰沛的感性，经由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获得了鲜明的表达。不少篇章段落体现出一种画面和音律感的融合，可观可诵。如《舞动的山岗》这样描写佤族年轻人的舞蹈：“一个个佤族姑娘丰满健美，黑发及腰，甩动起来像飞扬的黑色火焰；剽悍的小伙子们赤裸着上身，棕色皮肤油亮，宽大的裤角随着舞蹈呼呼生风，扇出满地野性。”青春生命的激情，借助文字喷薄欲出。结构谋篇上，也不受规制拘囿，而是根据情感发抒、思想表达的需要随物赋形，行止有度，舒卷得当，呈现出一种自由灵动的文章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