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艳

　　中国古典传统讲究文如其人，西方文学则说风格即人。这本散文集无疑是作者为人的文本化和为文的风格化呈现。在散文观念因风俗伦理和价值多元发生时代性嬗变的当下，叶梅的散文写作依然以表达人的真心和真性情取胜。叶梅在多民族的文化丛林中漫步行吟，却能够以个体生存经验穿越民族的历史与当下，凸显出作家的大视野和大情怀。

悠远的乡愁与杂色的变迁

因为叶梅《民族文学》主编、土家族和作家的多重身份，文本非常集中地叙述了众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与风俗，文本的叙事行进在一种体贴的还乡式的情境中，无论是描述哪一个民族的地域和生活，文本都有着一种从现代文明回归乡土文化的浓浓乡愁。这种乡愁式的回归与对传统文化的眷念体现在作家笔下众多的场景、意象和意境的摹写中。作者沉溺于哈尼族火塘旁诗歌的吟诵，慨叹佤族少女浓黑的长发，对蒙古族白音陈巴尔虎念念不忘，欣赏傣族少女在的凤尾竹下婀娜的韵致，更带着寻根的意味去叙述清江水上流动着的土家传奇。在《火塘古歌》中，哈尼族的日常生活、农事经验、乡野风俗，哈尼诗歌在火塘边的当下吟诵，那个视打工者为自己远亲的县长诗人，以及活跃在哈尼精魂中的诗人哥布……这些都作为现代性背后的阴影和底色出现。正是在这种还乡式的叙事中，散文呈现出对于地域、民族和文化的真挚情感，包裹在文字背后的是作家对于众多民族生活方式、生命体验和文化经验的体贴与理解。在一路狂奔的现代性旅途上，作者却能够带着乡愁和怅惘用文字为古老的传统和文化祈福。

　　现代城市机械复制的生存让很多人期待回归乡野，然而人们对于乡土（尤其是民族地区）的文化期待往往带着猎奇的心理，却忽略了乡村自身的现代生存发展需求。因为未开发和原始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意味着贫穷和饥饿。然而作者却没有回避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变迁。对于高速转型的社会历史阶段来说，变迁是现时代个体可以耳闻目睹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从地域性的大移民，到农村的土地流转，甚至于原初的乡土成为旅游景点、农家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些新和变都以异质的方式植入民族地区，在现代性的进步发展中带着文化和伦理被撕裂的伤痛和哀愁。叶梅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一个文化人的情怀将这些裹挟在“进步”中的“痛”化成了文字、意象、人物、语词和场景，重现新的乡村巨变中民族文化的各类景观。《一眼望不到头》写佤族小县城的两日见闻，其中杂色意象叠加着太多的信息：佤族女子的黑发、崖画、筒裙、各类显示当下的招牌，如“沧源先锋科技”，小县城浓浓的圣诞节气息，还有那山坡上的茶园，以及：“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的文人情愫。这种新与旧、中与西，村与城，传统与现代的种种错位与叠加，看起来是那样突兀而触目，但又是那样现实而合理。不仅仅是佤族小县城，在中国的各色少数民聚居的小县城中，这种经济文化和风俗伦理意义上的杂色是时代变迁的典型意象和场景，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当下情境中走向不确定的现代文明。

民族、生命、伦理 经验表达中的文化精魂

中国汉文化传统中讲天地人“三才”，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而修养的路径则是道法自然。同样很多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对于生命、自然和伦理经验的精粹表达。《三朵》中描写了纳西人的自然观——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之间和谐相处的睿智，以及对于天地造化的感恩。纳西人认为：“人也是动物，不过是更为智慧，发育得迅速，掌握了其它动物没有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但不能以此来欺负其它动物。人类如果没有了忌讳和约束，会变成恶魔，人应该是最懂得感恩的动物。”这些质朴的观点却体现了一种非线性进步的生命观照。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具象的场景和意象呈现少数民族文化观、生命观和自然观，有意识地再现少数民族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又时时呼应着当下中国的文化伦理情境。《金银沙》中，作者叙述了地域古今的变迁，民族历史的更迭，神话传说与历史人物，成吉思汗陵墓与蒙古帝国沙漠的昨天和今天。《平原三峡村》中的三峡移民是和作者有着血脉联系的亲人和亲戚，作者并非仅仅对移民个人化经验进行描述，而是在对移民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的摹写中，侧重于对移民生活与时代发展之间交汇融合的叙述。文本真实地再现了移民自身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在新的地域中延续族群繁衍生息的顽强，从而在风俗伦理的意义上完成生活方式与文化价值的更迭与承继。

根脉的找寻与国族历史的记忆

我们生于发生巨变的传统之中，家族、宗族社会式微之际。对于保留传统情感和伦理乡愁的中国人来说，尽管曾经“国有史，地有志，家则有谱”，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人不知自己五代以上的家族史几乎已经是常态。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个体在获得极大的自主性和判断力的同时，往往也产生了极度的认知怀疑——“我是谁”这个经典的现代性提问依然让我们困惑不已。在散文集中，作者通过梳理自己的家族历史来追本溯源，寻找自我。《致鱼山》中，作者在家族史的梳理中凸显的是对于族群生活史和社会历史现实的大视野。族谱、族人、房头、老坟、祭奠，以及联系着中国传统的节日和节气——中秋、清明、春节等等，这些时空意象在文本中建构起一种传统乡土的意蕴，生死、古今、个体、宗族和族群这些文化符码暗示着个体生命在寻祖过程中的认同与皈依，文化符码将遥远的族群、血脉和传统传递给等候在当下的我。寻根是现代人的一种朝圣仪式，在作者对自己鱼山祖籍的回归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叶梅那股子女中豪杰之气的地缘性来源。《清江夜话》是对土家族神话记忆和历史传说的回溯，在奇诡瑰丽的楚风中，绵延的清江，多情的盐水女神，神武的廪君，刚烈的巴蛮子……穿越在时间之流中的土家文化符码伴随着土家族特有的“跳丧”和“哭嫁歌”，这些让我们在文字的镜像中看到了那个独特的属于传统精魂的“土家”。《澜沧江边的一日》写在回归野地的行走中，作者获得对于“辉姓”的源流考证。作者通过小小漭水镇上一串的名单，连接起古今往事，而所有的溯源着眼点都在于关注当下。在这本散文集中，出现了《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历史典籍和舆地志，正是在绵延数千年的大历史和大文化背景中，作者的行走和吟咏便携带了对于中华文化遥远的叩拜和探寻，才能够将个人、家族和民族的大历史放在文字镜像中自由穿越。

　　散文集《根河之恋》是一部有大情怀的叙事文本。在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时空镜像中，凸显出作家对于时代文化语境的内省、自觉与反思。叶梅在个人游历经验的摹写中，呈现出少数民族独特的生命伦理和文化价值观念；在个体成长经历的叙述中，回眸家族与时代的记忆影像；在对于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观照中，凸显出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文字是作家放置自我身心的方式，而散文更是能够将这种放置抵达安稳心神的境地。这部散文集是作者一次充溢着乡愁的文字还乡之旅，在文化根脉的找寻中抵达自我的本真，在对国族历史的记忆中澄明生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