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日本女性展现了其独特的一面。譬如说，古代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中国女性；古代日本女性在政治上的活跃程度也远远胜过后世的日本女性。即使是散见于日本物语中的庶民男女，其身份地位也并没有太显著的差别。本文将从参政权、经济权和婚姻权探讨古代日本女性文明中的近代要素，并考察古代日本女性文明的去向，希望能够给当代女性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参政权
考古学者今井尧认为日本弥生时代的首领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的，而且有些女性以兵器为陪葬物。到古坟时代后期，虽然男性首领占绝大多数，但是依然存在女性小首领。《风土记》是由元明天皇在公元713年下令编撰的地方志，其中多次记载了日本各地的女首领反抗大和朝廷的故事。她们像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那样擅长咒术，既是当地的宗教首领，又是政治首领。我国史书《魏志倭人传》也对邪马台国的女性政治地位做过描述，即“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即使是到了奈良时代，贵族女性不论婚否都可以作为女官在朝廷中当差。地方上的豪族女性也有不少人作为采女长年在宫中供职，最终身居高位，或者被任命为家乡的地方官“国造”。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女性活跃于政界，日本历史上才出现了好几位女帝。二、经济权
在当代社会，子女可以平等地继承财产，古代日本人也是采取诸子均分父母财产的原则。除了继承财产，古代日本女性还可以开垦土地，并拥有新土地的所有权。另外，日本在成为律令制国家之后采取了租庸调制。当时的田被称为“口分田”，男子可以分到二段，女子可以分到男子的三分之二。百姓根据田地的面积来缴纳田租。近年来出土了九世纪左右的木简，其中记载了被称为“里刀自”的女户主指挥男女插秧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出在九世纪之前日本女性和男性一样从事农业生产。在庸和调方面，男子主要从事徭役和兵役，女子主要是将生产出来的布匹上缴国库。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第521首也记载了女性生产布匹的场景。即“庭に立つ 麻手刈り干し 布さらす 東女を 忘れたまふな”。在当时，日本百姓还需要将白米运到都城供天皇和官僚们享用，而舂米的工作则由女性来承担。《日本灵异记》以及各种木简经常描绘“舂米女”劳动时的身姿。三、婚姻权
古代日本的婚姻形态被称为“妻问婚”，即访妻婚。在当时，男女可以互相称呼对方为“妻”。只要有中意者，男女都可以向对方求爱或求婚。如果对方同意，两人就可以立马在一起。当然，也有之后举办婚宴的，上层阶级还有媒人。但是即使结婚了，他们也并没有立马住到一起，而是白天仍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起生活，等到晚上了再去对方家，第二天一早再赶回去。女的也可以到男方家里，但是以男的到女方家居多。孩子一般归女方抚养。有些人在有了孩子之后住到一起，也有些人一辈子访妻。若双方不再来往，则意味着离婚。访妻婚这种婚姻形态虽然体现了婚姻的自由度和对等的男女关系，但是正因为不受约束，所以往往不稳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四、古代女性文明的去向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在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五世纪以后的巨大古坟不再埋葬女性首领，男权中心的趋势在上层阶级愈加明显。设立于八世纪初的国家行政机关被男性所垄断，纳税也只能以男性的名义来实行。律令制国家体制虽然将女性排除出公众场合，但是男女的经济差距不明显，女性依然活跃于公开场合。九世纪以后，上流贵族女性已经不能作为女官在朝廷任职。平民女子尽管拥有土地，并参加农业生产，但是被登记在纳税簿上的却是男子。也就是说，男性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控强化了其经济所有权。到十世纪以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比重逐渐增加，家庭和夫妇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生活形态虽然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婚姻关系，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的差距，夫妻关系不再对等，女性逐渐依附于男性。五、结语
古代日本女性拥有较大的参政权，较好的经济实力和访妻婚习俗让男女双方享受了对等的婚姻关系。这些都是古代日本女性文明中的近代要素。但是，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男性逐渐夺取两性关系的话语权，并通过国家公权力进一步强化男权话语。也就是说，经济地位的衰退和国家公权力的约束使女性被边缘化。为了当代女性的全面发展，我们可以从经济层面和国家政策层面探讨解决女性问题的方略。另外，访妻婚虽然体现了婚姻的自由度和对等的男女关系，但是不利于组建稳定的婚姻关系。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生活形态虽然强化了家庭和夫妇的关系，却让女性愈发依附于男性。如何让稳定的婚姻关系和对等的两性关系并行不悖，这是我们今后应该不断思考的课题。注释：①笔者译：请君莫忘东国女子！她站在庭院里又是裁剪苎麻，又是晾晒布匹。
[1]女性史综合研究会.日本女性史——第1卷原始·古代[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2]肋田晴子,等.日本女性史[M].东京:吉川弘文馆,1989.
[3]义江明子.古代女性史への招待——〈妹の力〉を超えて[M].东京:吉川弘文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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