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军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开幕，虽然沈从文被拒之门外，但他依然眷念着文坛。老友巴金回忆说：“首届文代会期间，我们几个人去从文家不止一次，表面上看不出他有情绪，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他向我们打听文艺界朋友的近况，他关心每个熟人。”1949年8月，沈从文由郑振铎介绍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但转行进行文物研究的沈从文对文学界的关注一如既往，常在给亲友的书信中谈及。现从沈从文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探究他对建国初期文学发展的真实看法。

一

沈从文最关注的文体是短篇小说，他20年代从湘西到北平投身新文学运动时就立誓“要为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奠个基础，使它成为社会重造一种动力”，主要希望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短篇小说部门作尖兵、打前站。因此建国初期的沈从文相当关注短篇小说的发展，在1951年9月写给一位青年记者的信中他写道：“新时代应当有一种完全新型短篇出现，三两千字，至多五千字。一切是新的，写新的典型，变化，活动，与发展。这种新型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一切作品伟大和深入，都离不开表现和处理。目下说，有政治觉悟似乎什么都成，其实不成，还要点别的，要情感，要善于综合与表现！这不仅是生活经验和政治性高度热情即可成事，还有些应当从更多方面来培养的东西。要一种厚厚的土壤，才可望发芽生根。”(《19510902北京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可见他对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对作家管束太多颇有微词，认为对一个作家，尤其是非党作家，机械的用种种纪律和政治学习来管理要求，对其创作弊大于益，应给他们时间上、行动上、经济生活上的一定自由，才能使他们更好地为党的利益服务。

　　沈从文一向主张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反对将文学与政治等同看待。他对五十年代初动辄上纲上线的文艺界的批判活动颇多批评，呼吁要给作家营造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比对人只主观的从打击出发，会不同得多。因此生命会慢慢的日渐丰富起来”。(《19510902北京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这也与沈从文感慨自身在建国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有关。

　　沈从文对建国初那些“紧跟”、“配合”政治的作家是不以为然的。认为巴金、张天翼、曹禺等现代文学名家的新作远不如前，对老舍大获好评的话剧《龙须沟》也提出质疑。在他看来，伟大的作品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但“就现在看看，文学作家和记者中，这一点都太缺少了。这种诗的感兴，不只是善于作文，还在真正有思想！……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使人痛苦不仅是作者的作品能流行，重要还是它有影响。！”沈从文在信中用大段篇幅提到自己对1951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对孙瑜编导的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的看法，“目前骂武训，许多人都随声附和，对武训究竟是什么，可并没有知道。正如赞美鲁迅，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世人多附和而少真知”(《19510902北京致一位青年记者的信》)。沈从文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对《武训传》的批判已远远偏离以作品为中心的文艺批评范畴，在那个年代敢发表这样的见解是需要相当的胆量的。总之，他对建国初期的文学界看法是“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二

沈从文一向非常看重作品的表现形式，因为表现形式将影响到读者。他指出好的作品决不是从课堂上讲授的文学概论或小说作法而来，“凡最好的诗歌，最好的音乐，最具感染力的好画，来源几乎完全相同，不同处只不过是它的结合成形的方式和材料安排而已。……如照目下训练培养方法，短篇作者所能达到的境界，大致不会是这种结果的。方法有问题。”(19631112长沙致张兆和)言下之意，沈从文认为好的作家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人生的理解力，要勇于尝试用各种方法组织材料，以达到最佳表达效果。

　　在沈从文看来，重思想、轻技巧、缺少独创性是建国后文坛存在的最大问题。“对《红旗谱》、《红旗飘飘》、《谢瑶环》、《李家庄的变迁》等主流作品，沈从文在自己的书信中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批评。”他在1959年写给大哥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一些作家“永远在写，永远写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19590312北京复沈云麓)，他指出好作品少见的原因在于作家的创作观太陈旧，题材雷同、叙事手法单一。

　　沈从文对当时风靡一时的一些作品并不认同，自嘲说“社会变化大，新旧要求不同，新文学方面，我并作一读者资格也不多了。因为经常看看月刊上的作品就多不懂好坏。而一再受推荐的，也还是看不出它的好处何在”(19650504北京复程应缪)。建国初期文学创作有两大题材，一类是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一类是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作品。对誉为写农村的“铁笔圣手”赵树理的小说，沈从文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指出赵树理写的《三里湾》等农村题材小说中有有三分之一是关于乡村合作社的名词，读来累人得很，尤其不适合青年学生阅读。针对军事题材作品，沈从文认为主题大多雷同，很多作品人物脸谱化、模式化，根本深入不到人物的灵魂深处。对《林海雪原》等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浪漫夸张叙事手法他是不赞成的。他尖锐地指出：“《红旗飘飘》文章有的是不同动人事件，可是很多却写得并不动人，且多相同，重点放在战斗过程上，表现方法又彼此受影响，十分近似，——不会写！” (19610202阜外医院致张兆和)他还对一些革命回忆录中滥用新名辞提出质疑，认为这样文章的史料价值就被破坏，文学价值也不可能再高，不能给人应有的历史气氛和教育。针对如何提高叙事能力，他建议作家应多读些外国文学经典作品，学习不同的表现方法、写人写事方法。他盛赞《战争与和平》写得极好，谈到小说匠心独具的叙事视角，“写决定放弃莫斯科的一次军事会议，却只是从一个六岁女孩眼中看到一个穿军服的，和一个穿长袍的争吵，又有趣又生动，真实伟大创造的心！写战争也是文字并不怎么多，不到二三千字，却全面开展，景象在目，如千军万马在活动。都值得从事文学的好好学习”！(19610202阜外医院致张兆和)沈从文还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的小说《猎人笔记》，尤其对小说中表现人物的写作手法推崇有加，称其能深入许多方面人物的灵魂深处。建国初沈从文还曾打算用《猎人笔记》手法写他的生活回忆录。

　　1962年7月，沈从文离京到大连修养，前后共一个月。此间常坐电车上街转转，看看市容市貌。他发现当地群众读书兴趣不高，在电车上看书报是“绝无仅有现象”。沈从文感叹大连市一百万人的市区，街上却看不见贴报纸板牌。本地报纸只有“小小一张”，内容不如《北京晚报》活泼。报刊文章“多不带劲”，杂文也“四平八稳，少性格，不深刻”，看到这些沈从文内心深处产生一种“难于言说的忧虑”。沈从文在修养期间正值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召开，8月2日，沈从文受邀出席东北作协宴请参加大连会议成员的宴会，与赵树理、周立波、候金镜等同桌。次日在给张兆和的家信中提到创作会议也应让刊物编辑这些看小说的改小说的人列席听听，且谈谈审稿的总体印象会有意义一些。

　　看到不尽如人意的文坛，沈从文忧心忡忡，甚至一度打算重操旧业写小说。1957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透露了这个想法：“我还能写大作品，但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如只照目下有些人方法，什么也不能写好的！”(19571120北京致沈云麓)1961年，因病住院的沈从文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有重新试来计划写个中篇的可能。看看近来许多近于公式的歌剧、话剧及小说，写土豪、劣绅、军官等等恶人通不够深入，写好人也不怎么扎实，特别是组织故事多极平凡，不亲切，不生动，我还应当试把笔用用，才是道理”(196101下旬阜外医院致张兆和)。沈从文很快付诸行动，他计划以妻子张兆和的堂兄——革命烈士张鼎和为原型创作一部传记体长篇小说，表现一个世家子弟如何背叛本阶级，走上革命道路。他广泛搜集材料，探访了烈士的亲属，撰写了章节提纲，并进行了两万多字的试笔。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复杂原因，这个写作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三

对当时许多作家、尤其是年青作家的创作态度，沈从文也颇有微词。他发现“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新社会凡事尚落实，惟作家还是有专从‘虚’字作去，倒反而头头是道的。只要对目下新事物善于赞美，即只写点空空泛泛散文，也即可以得到好评，日子也可以过得真正是丰富多彩！因为可以各国走走，见闻日广。”(19610413北京致沈云麓)因之时常感慨新一代文学工作者做作家方法和他当年已完全不同。“很多作家都不是靠本领而是靠另外力量支持，因为多难以为继，越写越坏，终于不写。…… 常常一年选本看得过的，不会过十篇。重要作家如赵树理或更年青些的，极少有人一年能写上六个以上短篇的。以量计，也不能说是丰收！”(19610804青岛致沈云麓)“一个作品稍微写得好些，还可供全国广播，或改成电影，成为全国知名作品！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其中也许还有些‘巧招儿’，比如说，他的文章即或并不怎么真正看得去，还是得到普遍好评，……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19630822北京复沈云麓)讽喻之情溢于言表。

　　1963年8月，在写给张兴良的信中，沈从文又提出好作品少见的原因在于作家的基本功不扎实：“当前写作事，客观困难易突破，主观努力许多人还抓得不够紧，因此机会条件尽极好，好作品还不能算已够多。学习态度有的还值得考虑。因之做‘作家’似乎容易，产生好作品还相当困难。照一般话说来，即‘基本功’练得不大够，许多人即成功了，还是难以为继！”(196308下旬北京致张兴良)沈从文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是：其一，尽量多看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越懂得多，就会越容易懂得一个短篇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处理；其二，去练习用笔，各样题材都不妨去试试看。但他又感叹世易时移，“像我这种老一套用心方法，似乎已不需要。新的要求已不同过去，方法也比较简单便易，可能不怎么费事，就会取得较大成功的”(19630830北京致沈云麓)。但沈从文指出这种作品经常是难以为继的，极少有十年还站得住脚的，“能速成而不结实”。沈从文希望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能用些看似陈旧但却较扎实的学习方法来练习写作，不要只顾眼前效应，以补救当时早熟早夭的创作现象。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这是沈从文对文学的真实情感流露。尽管对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现状不满，但他用发展的眼光把希望寄托在未来，1961年给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得意弟子汪曾祺的信中写道：“你应当在任何情形下永远不要失去工作信心。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写作上的‘百花齐放’，即或难望于同一时，却必然可在异地不同时能够体现”(19610202阜外医院复汪曾祺)。时间见证了沈从文的预言，因为他对人生的丰富的理解，更因为他对祖国和文学事业的热爱之情从未减退。

　　注释：①③巴金,黄永玉,等.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1989:11,160.

　　②刘永春.沈从文书信中的文学批评活动概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