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济永

　　如何从小说与电视剧比较角度看《白鹿原》的改编

　　蒋济永

　　77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尽管略显冗长，但还是以其宏阔的场景、史诗般的内涵和一批有实力的演员最终赢得了普遍好评。观众在“豆瓣”上也给出了9.1的评分。不过也有不少观众认为电视剧《白鹿原》改编得不是很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其主要理由是，认为电视剧《白鹿原》对很多细节、主要情节和人物命运做了篡改，已经失去了小说《白鹿原》的味儿和基调。比如，小说中的吴仙草是盘龙镇吴长贵的五女儿，与白嘉轩的婚姻属名门正娶，然而在电视里变成了路边捡来的媳妇；白秉德老汉本来在白嘉轩娶第七房仙草之前就死了，可电视一直演到仙草生下第一个娃才闭目；黑娃有一个弟弟兔娃，白嘉轩还有第三个儿子叫孝义，可在电视剧里他们都没出现；田小娥的父亲田秀才本来不吝啬，可电视将吝啬鬼黄老五舔碗细节张冠李戴安在田秀才身上；孝文媳妇是饿死的而不是电视剧表现的回了娘家，鹿兆鹏和白灵的后代是男孩（鹿鸣）而不是电视剧中的女孩（鹿天明），等等，可以说电视剧是一系列小说细节、情节、人物的大改动！至于主要人物譬如白灵的死，白孝文和鹿子霖最后的命运的改动，更是颠倒性的！因此，持失败论者认为电视《白鹿原》不但没有原滋原味地再现小说《白鹿原》，反而东拼西凑，将小说《白鹿原》改得面目全非了。

　　很显然，持此论者多是小说《白鹿原》的忠实粉丝，他们是用小说《白鹿原》来否定改编成电视剧的《白鹿原》。那么，电视剧《白鹿原》该不该如此改编？这需要将电视剧《白鹿原》已经改编的主要内容与小说《白鹿原》进行比较才能探讨其改编的利弊得失。

　　看过《白鹿原》小说和电视剧的读者（观众）都清楚，电视剧《白鹿原》对小说《白鹿原》的改编是多方面的。它不仅表现在细节的大量修改，而且还在主要情节、价值取向和艺术格调上做了重要修改。改编效果究竟如何？这还得回到电视剧改编几种类型与实际运用的语境中分析。一般而言，影视作品对原著的改编不外乎四种可能：一是还原（再现），二是添加，三是删减，四是混搭（张冠李戴）。在电视剧《白鹿原》中，这四种改编手段都运用了，其成效如何？

　　1.还原，就是将小说中叙述和描写的历史、风俗予以如实地再现。虽然电视与小说是两门不同的艺术，前者讲究直观性和戏剧性，而后者重视的是叙事和如何叙述，但是电视的功能就是使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历史和风俗具象化了，将历史和风俗的画卷予以真实地展现。譬如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交农事件”，小说描写是比较简单的，而电视剧通过“鸡毛传帖——鹿三、和尚挑头——铳响三声为号——起事”演义出极富戏剧性的交农具抗税收的故事，其行动组织方式和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理与当今农民、工人聚众上访有着惊人的相似。又如“镇嵩军围城西安”，小说中基本上是侧面描写，而电视剧则通过围城的惨烈场面予以直接展现，它不仅批判了军阀草菅人命，还为白灵、鹿兆海走向革命和“白腿乌鸦”兵不断骚扰白鹿原做了铺垫。又比如白嘉轩带领白鹿原乡党在天旱饥馑时期“伐神取水”，这一民俗活动在小说中描写比较隐晦、神秘，但通过电视的再现，非常直观而且令人震撼。这些历史和风俗的再现无疑是对小说《白鹿原》的丰富。

　　2.添加，就是电视剧补充了小说《白鹿原》没有或表现不充分的部分。比如电视剧增加了白鹿村乡民因种罂粟发财后伤风败俗的种种表现（如赌博、吸鸦片等），为下一步为什么要“立乡约族规”，做了很好的铺垫，这比小说《白鹿原》描写白嘉轩修缮祠堂办小学，又请朱先生为白鹿村“立乡规”更符合逻辑，更有说服力。又如白嘉轩娶吴仙草的故事，如果按照小说白嘉轩到山里找吴长贵（仙草爸）把他女儿娶回家，就显得平淡老套，而通过雪地里偶然捡回仙草、在鹿恒泰家借祝寿醉酒将吴仙草背回家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虽然于今看都不太合情理，但颇具戏剧色彩和浪漫情调，给电视剧营造了一个轻松、喜剧化的开头。还有添加赵白氏三番五次给白灵裹脚、鹿子霖多次到学校敲盆逼鹿兆鹏回家跟妻子秋月同房、每次宗祠聚会或白鹿原发生重大公共事件都让傻子二豆出现，等等，这些添加既表现乡俗民风，又突显人物性格，更增添了戏剧化色彩。

　　

　　《白鹿原》

　　3.删繁就简，明晰线索。小说《白鹿原》内容丰富、人物众多，顺叙、插叙、补叙交替进行，整个叙事看起比较繁杂。然而，电视剧不能像小说那样人物众多和线索驳杂，它必须删繁就简，线索明晰、结构紧凑，将主要矛盾冲突集中在以白嘉轩为族长的宗族活动和以鹿兆鹏为首的地下革命活动这两条线索上来。于是，我们看到电视剧中删去兔娃和孝义，删去了鹿三媳妇及其得瘟疫死去的“故事”，删去了土匪头子芒儿与小翠的爱情及其后来杀人再到三官庙当和尚的“前史”，目的是使表演更加集中在主要人物和主要线索上，这是电视艺术本身的要求。

　　4.混搭，就是张冠李戴或为了戏剧性做合理窜改。如田秀才（田小娥父亲）本不吝啬，但为了制造戏剧性效果，电视将吝啬鬼黄老五舔碗细节张冠李戴安在他身上，目的是讽刺田秀才不仅吝啬爱财而且爱面子，不把女儿当人看。还有如特意让黑娃领着媳妇田小娥回到白鹿村祠堂与白孝文迎亲定亲凑在一起；为了体现白灵参加共产党后所面临的白色恐怖，电视将她所熟悉的联系人韩裁缝也描述为被捕遇害（小说中解救黑娃时在白孝文家出现过，没有死），又将小说中梁县长在白鹿原被枪毙的故事，改为白灵去与梁县长接头时突然遭遇枪杀这一戏剧场面，既体现了地下工作的危险性，又体现了白灵的勇敢机智，显然吸收了当前谍战片的紧张、戏剧化的拍摄优点。

　　当然，电视剧《白鹿原》改编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大致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一些重要的事件上过多地渲染造成了拖沓和重复。比如为突出镇嵩军围攻西安的严酷性，镜头过多地渲染了战争悲惨场面，有拖沓之嫌；又如白鹿村在宗祠议事太频繁了，很多次按族规家法惩罚违法乱纪的人，场景和主持相似。

　　二是，对一些敏感的人和事的取舍，改变了原小说的价值取向。如大家都懂得的白灵的死（由清党肃反活埋变成战斗而死）、白孝文的命运（由投机做了县长变成了做了县长又被白嘉轩大义灭亲）和鹿子霖的命运（被镇压反革命遭批斗后吓死而改成与鹿兆鹏白灵的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电视剧是做了明显的正面处理，从而改变了小说《白鹿原》对党在革命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反思立场。又如对“土匪”的态度，小说是既正面表现土匪头目芒儿的勇义，如芒儿参加“交农事件”而坐监，收容黑娃，掩护地下党员鹿兆鹏等，但也不回避土匪打家劫舍，黑娃为报私仇回白鹿原打人劫财等。可是电视《白鹿原》完全是正面表现芒儿的勇义，并添加了小说中没有的许多情节，如借粮给白嘉轩帮助白鹿原度灾荒，为鹿兆鹏白灵勇闯土匪窝搬救兵，还张冠李戴地将大王镇高级小学召开的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改编成在芒儿土匪巢里召开。电视是好看了，但价值判断上改变了小说中有所保留的立场。

　　三是，电视剧《白鹿原》对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做了大胆的创新，增加了小说中没有的许多共产党地下党活动和红军战斗场景，从而使作为副线和背景出现的共产党活动，演变成电视《白鹿原》后半部分基本上围绕着鹿兆鹏、白灵、廖军长的革命活动来展开的明线，与颂扬共产党所代表的正义和光明前途的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了，从而改变了小说《白鹿原》的处理方式和价值判断。

　　众所周知，《白鹿原》被誉为揭示了“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经典，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然而，它为什么能被称为“史诗”性经典？就在于它除了大容量、长时段地再现一个时期家国、民族、个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外，还能秉持一种史家臧否历史的价值中立的立场。比如说，在对待乡族组织和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我们看到小说《白鹿原》既有对传统乡族儒家价值观念（仁义）的坚持，也有通过朱先生变通、开明的言行对封建的、僵化的教条和愚昧行为进行批判；在党派信仰和革命问题上，小说既有对党派政治积极方面的肯定，也有对党派极端做法的否定和批判；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小说既有对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大义的坚守，又有对像朱先生那样草率赴前线的举动和虚假宣扬鹿兆海作为民族英雄的否定和批判。然而，如前面所分析的，由于价值立场的改变，电视剧《白鹿原》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小说的价值观念和意义性质，因此，它与小说《白鹿原》相比，电视剧《白鹿原》已是在同一个“白鹿原”名称下的另一个不同性质的文本了。加上一些细节和重要的情节、人物命运的改动，使得电视剧《白鹿原》与小说《白鹿原》各自以不同的趣味和表现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总之，电视剧《白鹿原》与小说《白鹿原》就是两个不同味儿的艺术品。如何看待电视剧《白鹿原》的改编？在我看来，电视剧的改编既然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小说《白鹿原》，那也就没有必要固守它；相反，正是因为电视剧《白鹿原》大胆地创新，选择与当前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和大多数观众的旨趣相融合的方式，将改编变成了一种创造，形成一个新版的《白鹿原》，它使得由陈忠实创造的“白鹿原”这一符号，除了《白鹿原》小说的一种表现形式外，又多了一种新的“白鹿原”表达方式和艺术样式，而且既大体上重现了小说《白鹿原》的基本线索、场景和人物，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观众的审美趣味，实属难得！

　　

　　蒋济永，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丛书”（已编9卷）执行主编。曾在康奈尔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一年，东洋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半年，剑桥大学短期访问学者。著有《现象学美学阅读理论》、《过程诗学》、《文本解读与意义的生成》，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