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慧

　　世人对诸葛亮的印象往往源于虚构文学《三国演义》，而非历史真实《三国志》。小说中的诸葛亮是对蜀汉鞠躬尽瘁的贤相，展现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人生价值观；而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以及拥有的高超预知能力和妖术，又极富道家意味。如此呈现的诸葛亮是完美的，也毋宁说是虚伪的。要理智把握人物形象，需了解史传文学和民间文学的不同叙事需要，区分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及各自的出发点。

一、儒家对诸葛亮政治理念和人生价值观的影响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近乎圣人的贤相，他身上更多展现的是儒家的政治理念和人生价值观。

　　一是忠义。自先秦至两汉，儒家伦理纲常日臻完善，忠君孝亲观念浸润至各阶层人民。诸葛亮是奉儒守官之家，加上本人贞亮忠节之性，忠君思想贯穿了他自27岁出山到54岁逝世的大半生。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曹军压境和刘备惨败的艰难局面下出山，博望坡之战奠定了军事威望，随后他出使江东、舌战群儒，促成孙刘联盟。荆州之失、夷陵之败、刘备之死、南中之乱，也未动摇他对蜀汉的忠诚。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对他说:“君才十倍曹丕……若子嗣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他从此便全力辅佐后主。身为顾命大臣，他事必亲躬，以致于北伐战争中积劳成疾，病死军中，临死前还不忘推荐接替自己的人选并做好退军的安排。

　　“义”是紧承“忠”的，对蜀汉的忠是义的表现——忠于皇族后裔即恪守君臣大义，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也是义。义还表现在顾全大多数人的利益，如南中之乱，“攻心为上”的策略保证了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小说中的七次擒孟获或为夸张，但“纵擒孟获”较为可信，表现了其仁义。

　　二是孝悌。《论语?为政》:“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皆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是一种道德规范，不仅能养亲，且要尊亲。《孟子?滕文公上》:“入则孝，出则悌。”诸葛亮的孝悌观念也来自儒家。他幼失怙恃，与兄弟相依为命，与诸葛瑾的书信可表现手足情深。他早年无子，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过继诸葛瑾次子诸葛乔为嗣，以示恪尽孝道。

　　三是交友之道。诸葛亮《论交》中说:“势力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势力之交”只是一时的利害关系，友谊无法维持长远；而“坚石之交”从道德和正义的原则出发，经得起考验。诸葛亮生平以诚待人，在隆中与徐元直、崔州平等人推心置腹，分离多年后依然怀念:“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这是紧承儒家的君子之交的。

　　四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史记》载，孔子35岁离开鲁国奔赴齐国，51岁在鲁国任大司寇，55岁率弟子周游列国，68岁返回鲁国，其间奔走于各国，积极推行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的人格精神影响深远，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体现了儒士的价值与追求。诸葛亮正是儒家美政理想下贤相的典范。

　　诸葛亮辅佐刘备之事的“不可为”，书中有多处体现。三十六回徐庶临别向刘备荐举诸葛亮，担心他不肯出山就先去拜访，诸葛亮说:“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可见他并没有出山辅佐刘备的初衷。有预见能力的司马徽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崔州平也毫不客气对刘备说:“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强之’乎？”他们都认为刘备请诸葛亮出山难以扭转乾坤。

　　“隆中对”和《出师表》是更有力的证明。诸葛亮“隆中对”为刘备谋划，用了两个假设句 “待天下有变，则……诚如是，则……”。事实上天下有变的情形没有出现，连荆州也没有保住，只能艰难维持着天下三分的局面，无力兴复汉室。诸葛亮强调的是三国鼎立之势，对于收复中原仅一语带过。毛宗岗读懂了其中深意，在夹批中说:“既曰‘成鼎足’，又曰‘图中原’。盖成鼎足是顺天时，图中原是尽人事。”换而言之，成鼎足是知其可为，图中原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诸葛亮深知刘备功业难成，自己又生性淡泊，答应出山只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在出山之时，诸葛亮早知未来命运，但毅然决然奉献一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毛宗岗评论诸葛亮出山说:“盖汉、贼不两立，虽知天时，必尽人事，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耳。”

二、道家对诸葛亮修身的影响和诸葛亮的妖道意味

首先，道家的影响体现在其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修身方面。

　　诸葛亮《诫子书》中提出“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小说三十七回也借刘备之眼看到了“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对联。表达了主“静”的同一思想。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完全顺应自然变化。《老子》:“至虚极，守静笃。”庄子进一步发挥:“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

　　诸葛亮正是从道家的宁静、俭德等玄言奥旨中汲取营养，融于修身进德之中。他既怀王佐之才，有积极用世的愿望；又躬耕垄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入世和出世在他身上并存不悖，和谐而统一。但他的基本倾向是才为世用、心系现实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明显的目的是要明志、致远，而道家则是消极遁世。这是双方的根本差别。

　　其次，道家的影响体现在小说中被道教化的艺术形象上。

　　《三国演义》经过民间长期孕育，历史被故事化，人物也经过再造，不复史实面貌。在道教思想长期渗透的时代，人们尊崇的人物往往会被神化，诸葛亮就是如此。早在小说前身《三国志平话》中，“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测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超常的智慧需要超常的外貌和行为来渲染，于是诸葛亮便成了仙风道骨、神机妙算的道家人物。

　　三十七回，刘备三顾茅庐，前两次拜访不遇，却遇到“峨冠博带，道貌非常”的司马徽，“容貌轩昂，丰姿俊爽”的崔州平，“白面长须”的石广元，孟公威“清奇古貌”，勾起极大悬念，也从这些朋友侧面体现了他的仙风道骨。第三次拜访，诸葛亮先口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以“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现身，有着超然脱俗的风貌。又以“隆中对”分析三分天下之势，“夜观星象”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颇有神道的意味。

　　“赤壁之战”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智慧。草船借箭时，他在“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借东风时称“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并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正如一名道士。

　　诸葛亮的预知能力也处处可见。八十四回刘备兵败猇亭，陆逊追击时被困“八阵图”中，巧遇诸葛亮岳父黄承彦，他说:“昔小婿入川之时，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临去之时，曾吩咐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莫要引他出来。’”毛宗岗在夹批中叹服道:“（孔明）在入川时，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预设阵图以待陆逊；又逆知逊之数不当绝，而特令丈人黄老做个人情。其神机妙算，至于如此！”诸葛亮在临终安排后事时，料到“死诸葛走生仲达”，知魏延必造反，安排马岱诛杀。李福询问丞相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他回答蒋琬，李又问蒋琬之后谁可继任，他回答费祎，李又问费祎之后呢？他便不答。众所周知，费祎死后不久，蜀汉便灭亡了。毛宗岗对此评论:“费祎之后，汉祚亦终矣。所以先生不答。”

　　以上小说片段，都极其精彩而神秘莫测，所以鲁迅先生说诸葛亮“状多智而近妖”。近妖，就是道家化。

三、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之辨及作者创作意图

作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是典型儒士，虽然用道家的俭德、宁静修身，但不至于成了能预知、会法术的道士，事实上他是个善于吸取先秦各家思想的智者。《论诸子》:“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诸葛亮对各家均有褒贬之词，表明他汲取其长摒弃其短的态度。如墨家对他科技方面的影响，诸葛亮“善巧思”，改进连弩，制造木牛流马，是当时一流的军事科学家。又如他在《出师表》中嘱咐后主:“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让人联想到法家韩非子的“法不阿贵”。

　　那么，作者为何特别深化儒道两种特征呢？笔者认为这与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的地位是直接相关的。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指出:“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诸葛亮在小说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虽然他从三十七回才正式登场，但之前通过水镜先生、徐庶等人的铺垫渲染，充满神秘色彩。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至“五丈原大星陨落”，大篇幅的故事都围绕他展开。

　　这里不得不提“拥刘反曹”的倾向，它来自民间说唱却不管真实的事功。蜀汉为正统，是因为有更多备受儒家推崇的品质，比如忠君仁义，这远超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废帝自立的曹丕，更符合民间对明君的愿望。刘备虽是蜀汉的主公，诸葛亮的地位却不比其低，小说对于史籍所载的刘备功绩中或故意忽略，或转移成诸葛亮功绩。如博望坡火攻，《三国志》载是刘备亲自设计和将兵，小说却全归功于孔明。小说不仅虚构大量传奇，渲染草船借箭、空城计等戏剧化情节，还以贬低诸葛亮对手来衬托其智谋之非凡。最典型的就是军事才能和气度都被极大削减的周瑜。

　　诸葛亮的地位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他在诸多方面表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称许的品格，显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将正史的《三国志》和民间故事的《三国志平话》结合而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因此诸葛亮“儒士”和“妖道”的艺术形象是融合了历史人物和民间故事的产物，体现了民间的期待和心理需求，也表现作为封建士人的罗贯中的个人政治理想。

　　注释:

　　①李贽，毛宗岗，等.三国演义:名家汇评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原文皆引自此书）

　　［1］李贽，毛宗岗，等.三国演义:名家汇评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