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歌

　　20世纪60年代流传着“有女莫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的俗语。但我却偏偏嫁给了千里之外的地质郎，是爱情的书信填满自己的心房。

　　大约从1963年的冬天开始，一封封书信带着年轻地质工作者的情与爱，从我国雷州半岛椰林深处，飞到千里之外的荆楚大地武汉。到1968年夏天，这100多封书信经过时空的检验，将一对青年男女带入了人生最美好的恋爱季节，带进了婚姻的殿堂……

　　由于地质工作的特性，结婚近三年，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大约只有3个多月，也算是“百日缘”吧。他留下了未出生的双胞胎，在湛蓝的南海边离开了人世。连我写给他的书信也一起飘上了天。幸运的是他将近10万字的书信留在了人间。这些爱情书信虽没有过多情意缠绵的词句，却充满了激情与催人奋进的情怀，浓缩了不同时期的形势和风采，真实完整地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一对青年男女曲折坎坷的书信爱情故事。这些书信曾使我欣慰幸福，也使我难过伤心，但至今仍令我感动难忘。

地质之歌使我们相识又分离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这是响彻在武汉地质专科学校（现为中国地质大学）新生联欢会上的歌曲。我作为地址勘探机械专业25班（简称机25班）的班长与上两届地址勘探机械专业班的团支部书记周君认识了，并被这嘹亮的歌声带到了对辽阔的天空和崇山峻岭的遐想之中，心中非常的惬意。我认为实现自己与祖国大好河山为伴的崇高理想，使我这个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人，更能得到艰苦的锻炼。当时武汉的天气是那么炎热，但我心中有那么一丝寒意。想到自己的父亲，虽然是共产党员、南下干部，却因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在政审中作为审查对象，停止了工作，停发了工资，使全家生活陷入困境。我是家中的老大，在学校的学习、表现都不错，初中毕业前夕已加入共青团，虽然很想读高中，但家中经济条件不允许，因此我把报考、读书、吃饭都不交钱的武汉地质专科学校作为了第一志愿，这样既能继续读书，又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正当我脑海中惬意与寒意掠过之时，主持联欢会的负责人周君走过来喊我，把我的思路拉回到了现实中。周君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教过我们的机械制图课，还当过我们班的辅导员老师。而我在学校三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班上的班长，我俩之间的接触比较多，还算谈得来。但那仅仅是工作，公事公办，纯粹的师生关系，毫无杂念，这并不因为我们是什么教徒，因为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也是留校当老师的，关系还比较好，我当时也有了男朋友，在武汉钢铁学院。所以按当时的情况，我们不可能成为恋人关系。但后来时局的变化，不可能的事，也变成了可能。

　　三年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学校的生活与学习。我们毕业了，几辆大卡车送毕业生起程了，我们又唱起了《地质之歌》，“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这歌声，不像原来那么嘹亮、动听，而有几分忧伤。因为他们不是去攀登层层的山峰，不能去寻找宝藏，而是被汽车从汉口的武汉地质专科学校送到了武昌的湖北省商业干部学校。这样跨部门的变动，是落实当时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方针。在湖北省商业厅的统一安排下，到这里进行半年培训学习。那时的年轻人，认为理工专业高尚，看不起商业工作。分配时的方针是除武汉市不分配外，全部下放到各地、市、县、区等基层。当时，我是上百人的财会班班长，家在武汉，男朋友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武钢工作。武钢那时刚刚发展，正需要专业人才，而我学的是机械专业，也比较对口，武钢就发了一个调函同意我去工作。学校的领导尊重我个人的意见。校方虽然也很想我留下，但如果我不带头下去，将会影响一批人。想到自己是共青团员，班上的主要干部，要求进步的青年，就必须服从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不能老是留恋大城市。我下决心放弃了留汉工作的机会，这也等于放弃了在武汉工作的男朋友。我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和弟妹们，与几个同学于1963年春天来到董永的故里——孝感，在孝感地区商业局下属的公司搞财务工作。后来我的男朋友还专程到孝感来了一趟，扭转、挽留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最后很不情愿的说了一句:看你能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是的，在经过12年的考验后，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为此我付出的太多太多，甚至是一辈子。

　　几个月后，大约是1963年的夏天，听其他同学讲，地校年轻教师有10多个到广东省地质部门工作，其中就有独生子周君。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应该离开大城市，到艰苦的地方，到基层，到地质前沿，去接受考验。他先后说服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姐，离开了武汉。

鸿雁传情情悠悠

周君与几个年轻的教师在《地质之歌》的乐声中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奔向那千里之外的雷州半岛，寻找宝贵的淡水源。别看该岛三面环水，却是一个严重缺少淡水的地区，群众生活和部队用水困难，直接影响了生产和发展。这里的环境条件差，生活艰苦。对这些刚到地质工作前沿的青年水文地质工作者来说，不仅要经受身体上的适应和考验，更重要的是还要经受心理上的考验。通过写信，我们联系上了。

　　刚开始他来信写的都是问候和分配后的工作情况，大约是从1963年10月份以后，信里就带有个人方面的色彩，我对此很反感。因为我们之间并不十分了解，又有师生关系，且两地相距太远。还把他当时来信中有这点意思的几封信全撕了，并写信告诉他不再和他通信了。但他仍然不断来信，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心声:“本着寻求友谊、保持友谊、发展友谊、巩固友谊的基本准则，主动做到不失去联系。因为我懂得了除了爱情之外，还有更可贵的革命友谊。”他又写到:“我不会对你隐瞒什么，哪怕是你将来有了忠实的朋友和终身伴侣，我仍会像长江的水一样，时间是可以考验一切的。”可能是他的真诚“发觉我同你各方面合得来，存在共同点”感动了我，同意仍与他保持通信联系。

　　1964年春节，他回武汉探亲，我们见了面，显得有些尴尬，也没有在学校时谈得自然。又通过半年时间的书信交往，彼此间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两地分开影响工作的顾虑仍难以消除，他回信说:“如果我是那样自私，我就不会远走高飞，为了党和革命的需要，完全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年轻的时候会有较长的时间不在一起。没有一定的觉悟，是理解不透、也想不通。真正的爱情会使双方互相鼓励、相互促进。相距再远，两颗心也会紧紧相连，虽然你来信中并没有提出很大的原则问题，但假如我在武汉，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今天看来，到武汉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生活是不能勉强的，我含着眼泪，埋藏内心的痛苦，同意你最后的意见。我懂得生活中除了爱情之外，还有革命友谊，让我们作为最要好的同志友好相处，让革命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吧！与战争年代比，他（她）们为了革命，不仅分开，连生命都贡献了。”这些道理在当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对我这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很起作用。他能主动放弃大城市到天涯海角吃苦受锻炼，说明我俩的思想比较一致，感情也在慢慢的融合，冲破了冰点，飞跃了时空的障碍，爱情的种子在鹊桥的两端开始发芽。我们的书信来往开始涉入恋爱区域，但也是一波三折的发展。

　　传说他在地质学校时，有经济上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的问题，我要弄清楚。通过书信联系，才知道他在学校农场劳动时，管过一段时间的伙食账，曾粗心大意丢掉100元钱。虽然自己已全部赔了（还清），但是还是受到了党内通报批评。他认为这是自己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永不忘记。可见当时党的纪律是多么严明，党员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1964年，他们大队除了在野外钻探外，还开展了技术革新。他负责汽车钻的改装。让钻塔架在汽车上，由汽车运着走，这样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了效率。他来信说:“坐了8个小时的海船，才来到了岛上的机队。这里的生活比较苦，岛上有四多:香蕉多、蚂蚁多、蚊子多、蜈蚣多，岛上驻着解放军和2万群众，吃水用水都很困难，他们机队的工作不仅仅是解决吃水的问题，也是地质部门援越抗美的具体行动。并说:“我们所处的地方是祖国的前方，越南的后方。备战第一，抓革命促生产，人在阵地在，坚决要守住这座美丽的城市（湛江），由于路途遥远，工作又忙，回家的机会太少了，只有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寄托于书信之中。”

　　1965年9月中下旬他回汉探亲，当时我在黄陂县木兰区搞社教。他专程到黄陂县城与我见面并提出结婚之事。我很反感，因为我刚进队，新的社教工作点还没有完全铺开。他的满腔热忱换来了一盆冷水。后来他写信说:“由于你的心情不好，很多内心的话不便多说，加上你工作不允许，我没有理由向你提出更多的要求……从内心说，我一点也不怨你，我有决心永远等着你，千万不要断掉关系。急切期望你能做到。假若我们之间不行，最少三年之内，我不准备考虑这个问题。”他真诚的表白，使我也感到自己见面时的所作所为有些不近人情。这封信不仅化解了我们当时见面时的浓浓乌云，还使阳光射进了我的心田。国庆期间我专程到他姐姐家去看望他的母亲，也算是表明了诚心。我们漫步在江边，看着东去的江水，看着龟蛇锁大江，看着高耸的黄鹤楼，我们游玩了古琴台，又登上了龟山。这一切使我们流连忘返，我靠在他身边，享受着青年男女间的情爱，畅谈着美好的未来。他还说，他工作的地方离越南比较近，如果越南战争继续发展，就有可能去援越抗美，万一牺牲了，不要为他守一辈子，还应该寻找自己的幸福。令我万分感动。现在每当乘车路过龟山时，我都要深情地回望……

有情人千里共婵娟

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初步定在1966年春节他回武汉来结婚，但他们单位的工作需要使他走不开，他来信说“我们的队长书记和同志们都非常欢迎你到我们大队来结婚。”这样我决定春节去广东湛江结婚。他为我准备了结婚礼物——毛选1-3卷，并告诉我:“必须提前一个星期或更多一点的时间买火车票。”过了几天，又突然接到了他的来信说，因工作需要，有一紧急任务，要出差一段时间。但我的车票也买好了，只能起程南下。

　　1966年1月17日，我在汉口乘5次特快列车，经过了3天2夜的飞奔南行，才来到了南海边的湛江市，满城的鲜花和绿树向我扑来，我被拥进了这座美丽的海滨城，旅途的疲劳被热带雨林一洗而尽，看见他和他的伙伴在火车站接我，我心中很激动，也很高兴。第二天，即1月20日上午我们去领了结婚证，下午他们队的领导为我们举办了热闹的结婚典礼，把一个大会议室布置得张灯结彩，人也坐得满满的，党委书记兼队长成了我们的证婚人，其他同志也为我们的婚事忙来忙去，晚上还办了10多桌酒席。新婚的夜晚，我们没有过多的甜言蜜语，更多的是谈母亲和各自的工作，革命事业的未来，还谈到了当前当地的形势，特别是越南战争，他表示一旦祖国需要，就要奔赴战场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我们去照了结婚照，然后到湛江市的海边公园——霞山公园游玩，照相。春节几天一晃就过去了。结婚加上春节休假本可有1个月的时间，但我当时惦记工作，也怕怀孕影响工作，所以婚后第7天就返回武汉了。其实真有点舍不得，我在1月26日的日记中记着:“婚后7天离亲人，工作等待着我，我不能沉醉在新婚之中，工作促使我启程。同志们的劝留，让我婉言谢绝，亲人的支持，使我非常感动。他送我上火车，含泪难言，默默无声。火车启动，我带着亲人的祝福，向北方飞奔。”当火车越走越远，我心中就越感到凄凉，不是滋味，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结婚，就是你的心连着我的心。还真有点后悔，不应该这样逞强赶着回来，3年的认识，2年多的曲折恋爱，婚后只有7天相处，实在是对自己有点冷酷。火车越开越远了，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立即写了一封很长并带有感情色彩的长信。当时就在火车上寄给他了，这样自己心中才好受了一些。

　　我回到武汉的第二天，他来信说:“为了工作我应该支持你，但你走后我内心好像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天晚上，更是感到好像失掉了什么一样。亲人分离时总是难舍难分，我自己也正经历这样的时刻，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当然一般男同志不太容易掉泪！但人总有感情，这一点我想你会理解。我们不仅懂得新婚的幸福和青春的可贵，更懂得我们这一代人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艰巨和光荣。为了革命事业需要暂时分开，但我们的心会紧紧相连，他（她）们的感情，永远属于对方。我的感情永远是属于你的。我们都还很年轻，并为之相互鼓励，不断前进。”思念的感情强压在心中。这是婚后7天分别后的第一封来信，所有的思念感情都在信中释放。婚后的感情只能在信中交流，思念寄托于书信之中。

　　婚后不到3个月，为了工作，他路过武汉，没有下车，信中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以身作则。我回队后，好多同志感到这是一个遗憾，都说过1晚上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又分开数月，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不想你，那是假的，这不仅是年轻人纯粹‘爱’的需要，是人之常情。更主要的是深厚的革命友谊强烈地促进自己。”我们盼望春节能团圆，但却未能实现，因为国务院取消了全国所有职工的探亲假，为了搞文化大革命。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我们无奈地参加了本地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但互相更加想念对方。我把心里的抱怨和思念写信告诉了他，他回信说:“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对于自己妻子内心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照理讲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但由于我们相隔千里，说完全理解那是不客观的。我们之间的接触就是通信。一个共产党员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对待伟大的革命事业，对待革命爱情，要坚信自己的妻子，忠于自己的妻子。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我每次给你的信，确实在私生活方面谈得不多，让书信过多的占据这方面的内容，似乎会减弱双方的革命斗志。应该相互鼓励。结婚几天，我们就分开了，婚后除了书信是我们接触的媒介外，其他方面就谈不上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婚前是毫无两样。在分开两地的日子里，就是时刻怀念自己的妻子，这也是自己的心里话，对自己的革命终身伴侣，哪有不怀念的呢！我充分相信自己的妻子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的。今年不管什么时候能够探亲的话，我准备回来一趟。”

　　“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有些时间接不到他的来信，使我更担心他的安危。为此我特地请假，在当时交通混乱，武斗升级的情况下，于1967年的9月下旬第二次南下广东。那时，在岑北住了1个多月才回来。又过了一段时间，自感不适，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自己怀孕了。但年轻气盛的我认为自己身体好，什么事都能干，在一次拖煤球（冬天取暖用）后就流产了。写信告诉他后，他也很难过，专门从湛江往武汉航空邮来5包红糖和30元钱，叮嘱我在家（武昌）好好安心休养。相离千里的亲人之爱只能这样。

　　千里送子到孝感从此一去不复返

　　1968年，国务院发出两年可以探亲一次的通知，他非常高兴地给我写信说:“我的确很想回家过春节，思念我的家乡和亲人，已经6年没有回家过春节了。”我们一同回汉阳，和他的母亲过春节，他非常高兴。没想到，这却成了他最后一次在家乡过春节，也是最后一次和他母亲团聚。春节后在我家住了十多天，我送他上火车回湛江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只是每个月照例来信。

　　他这次回汉探亲的1个多月，感觉还是比较满意。后来他从信中得知我又怀孕了很高兴，每次来信都提醒我注意保重身体，这是千里之外亲人最大的关怀、担心。无法陪伴自己的妻子，无法做些具体事情，只能在信中安慰和关心并安排他母亲提前一个月到我那儿准备，熟悉情况，准备好照顾小孩。为了还结婚时借公家的100元钱，他说:“这次寄30元，下月再寄20元，5月份发工资后添够100元，公家的钱就还清了，望多保重，生活不要太刻苦。你生后，同小孩及母亲的生活费，按我们春节商量的安排，如果按数100寄来不够的话，请来信告知。”6月29日，他又急草一信:“内心很挂念你的身体和工作，由于我不在你的身边，不久你同母亲及小孩等在一起生活的问题，只能由你做主与母亲合作。我们这里情况一如过往，中央、省革委会对湛江问题很重视，革委会和军队主要干部已上北京，两大派已派出（共700名）代表去广州学习，问题也会很快解决的，请勿念。”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封来信，我收到这封来信后，于7月、8月份分别给他写了封信，均不见回信。突然9月下旬收到了他寄来的100元钱，我非常惊喜。但医院检查结果是双胞胎，而预产期也提前了20多天，我单位的同志帮忙，送到医院，当时血压高到180，又是难产，好在事先联系过有经验的医院，终于化险为夷，凌晨2点多一对双胞胎男孩来到人世间，很健康，两个都是4斤多。当我怀抱双胞胎给他们喂奶吃时，心中感到无比的幸福，说不尽的喜悦，并给他兄弟俩取名，大的叫周庆，小的叫周红，意思是“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当我沉醉在这无限欣慰之时，却不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大悲剧，孩子的父亲已在2个多月前离开了人世间，而且接下来的又是一场悲剧，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在积极的闹革命，由于护理不周，导致生下不久的婴儿生病且没能及时治疗，三天之后夭折了一个。我大哭了一场，为了保住另一个小生命，三方人员（广东单位来人，我们单位的人，加上两家的亲人）向医院公开了孩子父亲是独子，并已去世的真相，请医院把这个小独苗保护好。为此医院加强了护理、治疗，才使这个小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孩子父亲去世的消息同志们一直瞒着我，为的是大人小孩3个人的生命安全。在月子里，他母亲对我照顾得非常贴心，加上单位的领导、同志们、亲戚、朋友、邻居等不断来看我，使我的精力分散不少，虽然有疑问，却没有深究。但很快就要满月了，仍没有见到他的来信，也没有一点消息，人们的神秘感也引起了我的猜疑，是不是出了什么大问题？我去信后，他一直没有回信，9月份寄的100元到底是不是他寄来的？满月的那一天我就去邮局查当时的汇款单，却遇到周君的2个同事。我像见到亲人一样，请他们去米酒馆喝孝感米酒，希望他们告诉我周君的情况。结果他们惶说出差路过孝感，已经离开单位1个多月了，现在的情况不清楚。我邀他俩到我家去看老人和孩子，他们也死活不去。我当时非常生气，认为他们不近人情，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广东单位派来专门作善后工作的，已经住了3个月。他们的言行引起了我的考虑，我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说小孩满月，准备带小孩动身去广东看他。第三天，我下楼在办公室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单位的电报，叫我们单位的领导做我的工作，千万不要去广东。我看后知道大事不妙，但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清楚。这时单位的领导和同志已发现我知道了些情况，加上小孩有点感冒，就动员我回武汉家里休息，并带小孩到儿童医院看病。这样单位用车把我送回武汉。然后分别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当时我又大哭了一场，为了小孩，我只能选择坚强的生活下去。当时他仅30岁，我也只有28岁。

不尽相思寄远方

周君，时间过得真快呀，不知不觉离开近40年了，在时间的长河里不算长，但人世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君，当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我接连失去了你和儿子两个至亲的亲人，幸好另一个双胞胎男婴被抢救过来了。这个男孩现已长大成材，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并已结婚生子。你的孙子，也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看到你当年的照片时，误认为是他爸爸的照片。因为你们父子两个长得太像太像，都是那么英俊、帅气。

　　周君，我想你最感到欣慰的应该是你的老母亲。他老人家活过了百岁，特别是在最后的几年时间里，过得很风光、潇洒。《楚天都市报》曾刊登和报道了她的照片与情况；她老人家受邀作为嘉宾坐上了江汉路商业步行街开街仪式的主席台，受到市领导的接见；“百岁老人，看百年老街，悠悠岁月、悠悠情”的彩照在《长江日报》刊登；《湖北日报》和多家媒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武汉市副市长到家中慰问看望她老人家时，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组还专程到家里进行了采访，节目在该栏目播放。她老人家虽离世近十年，但这一切仍留在后人心中。

　　周君，你留下来的、用心血凝成的近10万字57封牵肠挂肚的家书，不单是一对青年男女在特殊年代的爱情婚姻的见证，它更多地留存和浓缩了从1964年至1968年我国地质事业的发展情况，所在地区的形势变化，以及开展学习大庆、学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搞科研、到农村调查等情况和“文革”中惊心动魄的历史。

　　这是历史，也是历史的见证。对我来说，价值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