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睿文

　　这部小说的创作基于马尔克斯的朋友于1951年在全镇人的围观注视下惨死的真实事件。出身显赫的巴亚多·圣·罗曼爱上了出身平平的小镇姑娘安赫拉·维卡略。新郎买下豪华的别墅，举行了奢华无度的婚礼，自认为用金钱和权势买到了幸福。然而在婚礼的当天夜里，新娘被发现不贞。暴怒的新郎把她休回了娘家。新娘母亲勃然大怒，叫来姑娘的两个哥哥，逼问是谁破坏了她的贞节。姑娘被逼无奈指认了一个叫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人。两个哥哥提刀寻仇，但内心希望有人来阻止他们。但最终，无辜的圣地亚哥在众目睽睽之下惨死。

　　小说中，镇子上的所有人都认为圣地亚哥的死是注定的，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他们认为，“一连串的

　　巧合”造成了纳赛尔的死亡。他的死超出了人们的认知限度。他们坚信，“命运”是神灵意志的象征。但圣地亚哥的死亡不应仅仅被归因为“命运”的结果，而是与围观这场凶杀案的旁观者的态度息息相关。 所谓的“一连串巧合”其实是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 如小说开头所述，圣地亚哥死亡的命运是基于“许多致命的巧合”。 在这篇小说中，“巧合”等同于“偶然”。 当发生了一连串的巧合时，人们认

　　为圣地亚哥的死因是命运的注定。 因此，巧合等于与偶然，等同于命运甚至是宿命。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既然事先张扬，人尽皆知，为什么受害人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有人给受害人带了口信，但是阴差阳错，口信被圣地亚哥家里的厨娘拦截了。厨娘声称不信但其实没有知会主人，因为她为圣地亚哥色诱自己的女儿而心中生恨故意报复；有人还往他家门缝里塞了封信，想提醒他尽快躲避，可信件却在事情过去后好久才被发现；圣地亚哥的好朋友克里斯托获知好友身处险境，发疯一样到处找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在清晨六点四十分这样一个急诊医生都不上门的时间，去了未婚妻家；22个屠夫亲眼目睹兄弟俩扬言杀人，但大部分人都暗自在

　　想“总有一个人会通风报信”。只有一位隐约感到不大对劲，报告了警察。警察到牛奶店找兄弟俩调查后，报告了镇长。镇长下令没收兄弟俩的武器，但是并没有限制他们的自由是因为“这是小孩子的玩意儿”，他认为他们是在虚张声势；神父也听说了，但他推诿搪塞是因为“这不是上帝而是政府的事”。

　　兄弟俩四处宣扬要杀了圣地亚哥，其实内心是希望有人通风报信，有人出面阻拦，有人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来。就像牛奶店老板娘所说：“让两个可怜的小伙子从可怕的承诺中解脱出来。”可没有一个居民没有如他们所愿。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巧合还在后面。圣地亚哥从未婚妻家出来时，已经“纷纷占据广场上的有利位置，准备观看凶杀案上演”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朝着他乱喊，有给他指路的，有让他进屋避险的……他被那些声音搞得晕头转向。这时，孪生兄弟挥舞着屠刀奔过来了。只差几秒钟，圣地亚哥就能跑进自家大门。刚刚获知消息的妈妈冲下楼来，可是厨娘的女儿说一分钟前看见手捧一束玫瑰花的圣地亚哥上了楼。妈妈从门缝中看见了挥舞着屠刀的孪生兄弟，但可悲又巧合的是，从她那个角度看不见惶惶逃命的儿子。母亲奔向大门猛地关上门，飞速地上了门闩。最终圣地亚哥身中数刀，惨死在自家门口。“宿命让我们隐循无踪。”预审法官在预审案卷上写下不少看上去像是蘸血而成的批注。对圣地亚哥母亲的行为，是不是只能用宿命论来解释：“宿命使母亲关上了儿子的生之门”？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在马尔克斯的一系列小说中，都充满了宿命的情节。这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故事一开始，我们就得知圣地亚哥必死无疑。无数不可思议的巧合促成了他的被杀。但是反过来想，他的死其实是可以轻易避免的。假设新娘说出的不是他的名字，假设镇长及时阻止了兄弟俩，假设他没有去未婚妻家，假设他的母亲没有关上大门……每一个假设都可以扭转圣地亚哥被杀的命运。但是在无数的巧合和所谓的命运的背后，圣地亚哥的被杀，其实是全镇所有人合力酿成的悲剧。面对兄弟俩千方百计希望被阻止的努力，大部分围观者熟视无睹；听到兄弟俩的杀人预告，圣地亚哥家的厨娘母女、孪生兄弟中哥哥的未婚妻母女甚至或明或暗充当了谋杀支持者。虽然孪生兄弟亲手杀害了圣地亚哥，但是在这起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凶手却不仅仅是他二人，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巧合和宿命，这是所有围观者合力酿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