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昌

　　以历史哲学的思辨去鉴识文化堆积

　　刘保昌

　　任蒙的散文语言优美、叙述流畅、思想深刻、材料丰富，有评论家认为其艺术水准在全国文化散文创作中应该处于领先地位，我是赞同这种定位的。十年前，在湖北省文联等单位召开的任蒙散文艺术座谈会上，我宣读了论文《体贴人生：实力派散文的突破性意义——任蒙散文论》，认为任蒙是个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散文家，他的文化散文穿行于遥远的历史时空，实现了现实与历史、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并且在思想性方面绝对超越了余秋雨。我的这些观点，同时受到了出席座谈会的著名学者黄曼君、於可训等几位教授的肯定和呼应。

　　我对任蒙散文的评价很高，不仅是由于其思想深度和在艺术上达到的一定高度，而且还因为他是从个人主体性、真实性出发的写作，是他自己的“真实”的声音，而非某些散文家用假嗓子的“歌唱”或“表演”。如果把任蒙的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比较起来阅读，我们就会发现余氏的某些散文，流于程式化和表演性，读他的散文，感到他面对历史场景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让人不堪忍受五千年历史重压之下的一种无力感。他的这种写作架势，也难免让人感受到某种矫情。而任蒙的写作，所呈现的则是从个体出发的本位真实性。深刻必须源于真实，因而，能否在文化散文创作中长久地保持这种个人本位的感觉，保持这种质朴和真实，保持独立地开掘历史文化的坚韧，是对一个作家创作态度的检验。阅读他这样的散文，令人感慨“此调不弹久矣”。套用时下流行语，叫做任蒙的散文“不装”！

　　任蒙一直脚踏实地地埋头创作，与他通电话，每次都是聊创作，聊文学，专心致志，他取得多大收获都不意外。散文这种文体，比较有生命力，我个人认为，在电子信息、影音传媒时代，在所有纸质文本中，散文可能是最具受众性的一种文体。诗歌太隐晦，小说太虚，读者知道是假的。散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历史上的奏章、小品、尺牍等等，其中很多作为优秀散文流传下来了。但是，散文既有源远流长的写作传统，也有探索革新的空间。张中行、金克木等人的“文化散文”写作，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散文的写作传统。文学史家乐观地认为，这批散文的出现“有可能开拓散文写作的新路，加强散文写作的思想哲理和人生体验的深度，并在文体、语言中孕育革新的可能性”。所以说文化散文写作，可以大有作为！

　　任蒙的知识积累、创作经验积累和情感积累都很深厚，他研究过诗歌，写过诗歌，对语言的把握和拿捏十分到位。他的语言看上去质朴无华，但清新洗练，流畅自如，读起来明朗爽快，却又不失诗感韵味，曾有评论家和编辑家寻思过这种语言的魅力源自何处。同时他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杂文作家，也写过历史题材的长篇作品，涉猎广博，这些成就了文化散文写作的思想的深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无限情怀和独到的目光，总是力图从历史哲学的思辨角度去鉴识不同层面的文化堆积。要继续升华文化散文的思想和艺术高度，不同于那些风花雪月的调弄和固有情感的表达，更不是哪个作家想做就可做到的，它需要一种高阔的文化视野和恢宏大气的手笔。任蒙写到现在这种境界，他是具备了担当升华文化散文的创作实力的，只要他坚守阵地，坚持攻坚，就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就。

　　

　　《任蒙散文选》

　　不少学者曾经说过，任蒙坚持史、诗、思三者相结合，是做得相当成功的，而只有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才容易出大作品。在思想性上取胜，就是要找准属于自己的方向。比如历史文化散文中的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值得下功夫。反观文学史，我们发现鲁迅起先信奉进化论，相信未来会比过去好，晚年则转为怀疑论。鲁迅说过：“有我所不乐意的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我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只要“我不乐意”，天堂、地狱、黄金世界，他都不愿去，“朕归于我”，一方面是主体意志的凸显，一切以“我”的判断标准为标准，另一方面却也是对天堂、地狱与黄金世界的怀疑。他说：“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又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这种在实践意识上关注此在在此的现在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对往古、未来的怀疑与否定。周作人则信奉循环史观，他在《历史》一文中写道：“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在循环史观者的眼中，“太阳底下何尝有过新鲜事物？”一切无非是“故鬼重来”。

　　在文化散文写作中，一个作家的历史观、文化观的高低或深浅，决定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度。语言可以练习，技术可以操练，表层化的表达方面，一般作家可以通过达到。但思想性的史观和文化观，才是对一个文化散文作家“最终极”的考验。而任蒙之于文化散文的优势，正是体现在这种文化识见上。比如他写明祖陵，写到对封建历史几千年间的反复仇杀、历史重演的无奈，他在《绿林之光》中所揭示的“从一个绿林走向下一个绿林，下一个绿林的前方还是绿林”的封建历史运行规律，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

　　在杨绛的散文写作中，不乏对老庄道家文化的贴近，对忍让精神的复制，因此也受到了林贤治等人的批评。其实，对老庄道家文化写得再好，再怎么逼真，往往也只是对老庄的“阐释”，无法在思想层面上实现超越，尤其是缺乏现代批判精神和理性反思精神。而在乐观或悲观的历史观念之外，则是历史的静观，用董桥的话说是“静观的固执”。文化散文创作中，余秋雨的缺失是对历史、对文化传统，有一种重压之下的无力感，我想这是因为他对历史、文化过于贴近的结果。我对比阅读过余秋雨和任蒙笔下的“天一阁”，他们都对范氏家族几百年间坚定不移地传承中国文化的壮举表示惊叹，都认为后世的接力比当初的开创者更为不易，更值得钦佩，但任蒙的写作相对来说没有那种无力感。写到结尾处，他从大院里出来，在大门屋檐下看到“三缺一”打麻将的铜雕，就上去凑了个“角”。这不是一处闲笔，也不仅仅是为了显示一种轻松，而是给读者留下了对天一阁的另一种回味。这就是一种写作上的自由度，其实也是一种坦然面对历史的自信力和承受力。

　　还有，我发现余秋雨追寻和赞颂的是历史的创造、历史的辉煌，却忽略了历史演绎过程中的艰难，忽略了生命个体在历史创造中所承受的苦难，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的真实过程。而任蒙的散文却以思辨和批判为基调，关注的是大众的艰辛命运，是历史的底层创造者所付出的代价，他笔下的文字没有那种莫名的超越，他笔下的历史也没有那种虚幻，是真实可触的，也是发人深省的。我们可以考虑从现代人精神需要的角度，从现代个体精神解放的角度切入，在现代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观照下，文化散文创作必定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迄今为止，任蒙的散文创作不仅是摘获了散文界最高的奖项，而且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再往上突破当然很难，但要拿出“杀手锏”。据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下一步，如果任蒙老师有志于在文化散文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可以考虑：在题材选择上更大一点，在思想层面上开掘得更深邃一点，在文体的表现层面还可以写得更长一些。现在他的一些单篇作品，读起来感觉很好，但有时还觉得意欲未尽，觉得作者还有话没有说完。像任蒙创作过的这类散文题材，每篇写到三四万字都可以，甚至可以更长，厚重的题材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比如咸宁向阳湖当年文化部的干校，任蒙可以去写出一个大题材的大作品。过去好多人写作过类似的题材，包括一些亲历者，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韦君宜的《洗礼》、《思痛录》，张光年的《向阳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等等。但他们面对当时的政治高压，多半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写自己如何躲在厕所里抽烟，如何在放鸭子的过程中寻找快乐。有人曾经发问，他们在那种境遇下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抗，而想到的只是苦中取乐，怎样消解苦难，连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没有，不知道还有什么快乐？这个题材如果让任蒙去写，肯定不一样。六千多高级知识分子被集中到一片远离都市的山水间，是前所未有的。他去了，能够写出几万字来，我想肯定会是一篇立体的、充满反思的、激情澎湃的大散文。

　　从现代个体精神解放的角度切入，在现代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关照之下，突显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和情感性，任蒙老师的文化散文创作一定会到达新的高度，取得更高的成就。

　　

　　刘保昌，文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荆楚文化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汹涌的潜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人物传记《戴望舒传》、《聂绀弩传》、《郁达夫传》、《夜雨江湖：李渔传》，长篇小说《楚武王》等。曾获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