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琳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解析《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女主人公的困境冲突与必然毁灭

　　左 琳

　　作为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威廉·福克纳在其代表短篇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塑造了艾米莉这个耐人寻味的悲剧人物形象。本文从人的外在和内在矛盾冲突的角度，分析艾米莉终其一生挣扎在与时代的矛盾冲突、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冲突、与自身的矛盾冲突之中的悲剧，揭示艾米莉的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存困境，以及最终走向毁灭的必然性。

　　悲剧 困境冲突 必然毁灭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威廉·福克纳极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小说以独特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法，呈现出约克纳帕塌法县杰弗逊镇的没落贵族妇女艾米莉的悲剧人生，掩卷之余往往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小说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吸引着文艺界学者和评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诸多解读，其文学魅力历久不衰。尽管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对于女主人公艾米莉的悲剧命运的探究，最终还是还原着福克纳创作这部作品的真实目的:“写人，写一个真实可悲的故事。与其说是南北方的矛盾,还不如说是人身上善恶之间的冲突、上帝与撒旦的冲突。”女主人公艾米莉，终其一生都挣扎在与时代的矛盾冲突、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冲突、与自身的矛盾冲突之中，而这多重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地成为操控并毁灭艾米莉悲剧人生的“命运之手”。

一、艾米莉与时代的矛盾冲突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体永远无法摆脱客观世界的烙印与矛盾冲突，即便是艾米莉这样生来就离群索居的个体。

　　十九世纪的美国南方，一场南北战争对南方人赖以生存的蓄奴制经济带来致命打击,战败后的南方无可奈何的经历着由繁荣走向衰败的巨变，最重要的，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经济和工商业文明的冲击，过去让南方人尤其是贵族势力引以为傲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在历史大潮的荡涤下开始分崩离析。艾米莉生于等级森严的宗法体系贵族家庭，但家族已经没落，物质财富已经失去，“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1]单身独处，贫苦无告的艾米莉，开始“体会到多一便士就激动喜悦、少一便士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1]然而，作为一个典型的贵族淑女，一个“纪念碑”式的人物，艾米莉的性格思想早已深深地打下了旧时代的烙印，在突如其来的时代巨变、生活轨迹的巨大落差之下，她并不愿意或者难以进行自我变革，无法积极融入新时代，正如艾米莉那称得上是往昔南方奴隶制繁荣的缩影，但与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格格不入的房子一样，“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味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艾米莉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1]在汽车间和轧棉机为象征的北方工业文明的侵袭下，失去了往日荣光的贵族阶层如同艾米莉破败的房子，只能以“执拗不驯，装模作样”来显示存在，只能以对名誉、地位、贵族身份这些精神产物的固守，对旧有传统、旧有文化的维护，来缅怀“近十年来才像窄小的瓶口一样，把他们同过去隔断了”[1]的过去的岁月。在这样的群体自我麻醉下，艾米莉被当作“传统的化身”，“犹如一尊神像”，与“教堂里彩色玻璃上的天使不无相似之处”[1]，成为抗拒社会变革的旧时代阶级的代表。

　　而艾米莉在骨子深处并不反对甚至习惯于担当这一“纪念碑”式的角色。在新法颁布取消了贵族的纳税的豁免权之后，艾米莉面对政府人员，面对被她自己称作“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所发来的纳税通知，自始至终也只有一句：“我在杰斐逊那里无税可交。”面对药剂师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其说明购买砒霜的用途时，艾米莉“只是瞪着他，头向后仰了仰，以便双眼好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走进去拿砒霜包好。”[1]这些看似是把他们“连人带马”地打败了的举动，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试图证明自己的高贵和等级性的徒劳挣扎，一种唐吉坷德式的固执与对抗。然而，就像所有的旧时代必然终结一样，艾米莉这座南方旧传统的“纪念碑”，从它被树立起来的时候，就注定了在与新时代的车轮的碰撞中轰然坍塌的结局。

二、艾米莉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冲突

造成艾米莉生存困境的外部因素，还包括了与之接触的社会群体——无论是至亲的父亲、疏离的表姐妹、爱恋的北方佬霍默，还是那些影子一般出现在生活当中的小镇居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艾米莉的悲剧人生中烙下自己的印记。

　　艾米莉的父亲，是美国南方旧传统、旧习俗及没落贵族的卫道士，一直身体力行对艾米莉进行着父权制和门第观念的灌输，他挥动着马鞭，赶走了敢于上门求婚的追求者，设置了阻断艾米莉健全人格成长的樊笼，以独断、专横的方式“呵护”着艾米莉，使艾米莉的心理长期处于孤独的、被压抑、被管控的状态，为其日后的心理和行为的畸形病态埋下了随时可以破土而出的种子。当小镇官员拜访艾米莉，看到的是“壁炉前悬挂着嵌在晦暗的镀金画框里的艾米莉小姐父亲的画像”[1]，当人们参加艾米莉的葬礼，看到的是“覆盖着鲜花的艾米莉小姐的尸体，停尸架上方悬挂着她父亲的炭笔画像，一脸深刻沉思的表情”[1]，这些无一不是在暗示，无论生前死后，父亲的阴影都在实质上笼罩着艾米莉，“她父亲的性格三番五次地使她那作为女性的一生平添波折，而这种性格仿佛大恶毒，太狂暴，还不肯消失似的。”[1]

　　艾米莉的两位堂姐妹，则是“比起艾米莉小姐来，更有格里尔生家族的风度”的存在，因为财产问题而多年没有来往，甚至连艾米莉父亲的葬礼都没有参加，毫无亲情的冷漠之外，更是顽固狂傲地干涉和破坏艾米莉的爱情。其可憎甚至让小镇的人们都想要“帮她踢开这一对堂姐妹”。艾米莉所属的家族环境无疑是令人窒息的，从艾米莉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变成了十足疯子”，以致于人们都认为格里尔生家族“有着疯癫的血液”，就不难看出家族所代表的旧体制、旧思想对于人性的戕害。而艾米莉的堂姐妹，实则是这种戕害下的另一种演化——牺牲品兼卫道士。这无疑给曾经萌生出对抗意志的艾米莉强烈的宿命暗示。

　　小镇上的居民们，他们只是需要艾米莉成为一座“纪念碑”，只是需要从艾米莉的身上，找到昔日南方辉煌的影子，找到传统美德、信仰的延续。他们所崇拜和保护的不是艾米莉的生命和权利,而是艾米莉所代表的贞洁和传统。所以即便是编造谎言免去艾米莉的税赋、半夜潜进艾米莉的院子洒石灰以避免“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的尴尬，以及把孩子送去学画以变相接济艾米莉，都改变不了他们并不把艾米莉当作一个正常的可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的实质。所以一旦艾米莉这样做了，他们就窃窃私语，惶恐不安，称艾米莉为“全镇的羞辱，也是青年的坏榜样”，并在认为艾米莉购买砒霜是要自杀时都说“这是最好的出路”。这种群体观念的压制和艾米莉的个体需求最终导致了无可避免的冲突。

　　如果这些都还不足以将艾米莉推向命运的悬崖，那么，北方佬霍默，承载着艾米莉人生唯一的爱情希望，以及艾米莉获取与过往截然不同生活的命运赌注，却与艾米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想体系的尖锐碰撞，当思想自由,玩世不恭,视婚姻如儿戏的霍默试图挣脱艾米莉意愿的缠绕，艾米莉的一切抗争已变得毫无意义，这种矛盾冲突对于艾米莉悲剧命运的最后一击已经无解。

三、艾米莉与自身的矛盾冲突

不可否认，时代与社会群体带来的矛盾冲突、生存困境都对艾米莉的悲剧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这些都还是外部因素。“将女主人公受难的全部原因推卸给了社会、历史和他人,这样就完全忽视和回避了对女主人公自主选择和行动的注视。从而也放弃了对女性形象心理上、性格上更深入的剖析。”[2]艾米莉陷入自身的极度矛盾冲突中，最终无法获得平衡，才是造成人生的可悲颠覆最根本的原因。

　　从小在父亲的管束和南方传统道德准则的约束下成长的艾米莉，其本能欲望饱受压抑，被剥夺了作为“人”的主体性，也被剥夺了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艾米莉的性欲本能，对爱情的呼唤，也就是她的“本我”一直被迫掩盖、压抑着，按“自我”行为活动。哪怕是在她的父亲死后，卸不下精神镣铐的艾米莉也无法回归“本我”。她不愿承认父亲的死亡,不肯放弃她父亲的尸体，暗示出她对父亲这个过去荣耀的象征又害怕又依恋，无所适从的她所能做的只能是“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1]艾米莉也曾有过“本我”意识的苏醒，她“像一个女孩儿”剪短了头发，“把头抬得高高”的与霍默出双入对，她定制了“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订购了整套每件上面刻着“H·B”(“霍·伯”)的银质男人盥洗用具，亲手布置新房，表露出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但这也只是在“自我”的限制之下的“本我”的脆弱萌芽，她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南方传统观念对她的束缚，也弥补不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代表理性的“自我”与代表社会道德准则的“超我”终究是过于强大。南方传统的妇道观之下，爱情乃至婚姻这种与本能情欲有关的事物是自甘堕落的表现。对于艾米莉来说，消除内心深处的罪恶感的唯一出路就是与霍默结婚。可是霍默不会为了艾米莉放弃原来的生活，在这样极致的矛盾冲突之下，艾米莉的“自我”已经不能在“本我”和“超我”中得到平衡，她已经找不到命运的出口，在外界生存困境和内部生存困境双重重压之下，艾米莉最终混乱而疯狂，她只能像拒不承认父亲的死去一样，再次“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而对于鲜活的、具有独立自主意识的霍默，艾米莉所能采取的只能是残忍的暴力杀死他，与死去的躯壳共眠，企图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永远地留住她的情人、共同生活在封闭的幻想世界。但实质上，在杀死霍默的同时，艾米莉也杀死了自己。从曾经“和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像不无相似之处”，变为“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1]，表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以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世界的艾米莉，自此以行尸走肉的形态，走完她那凄惨的一生。

四、结语

艾米莉终其一生挣扎在与时代的矛盾冲突、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冲突、与自身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使得艾米莉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欲望被压制、人性被扭曲、灵魂被毒害。正如福克纳本人所指出的那样，艾米莉的悲剧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悲剧,没有什么能阻止它。”这也充分体现了福克纳对人性的独特理解。

　　[1]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玫瑰[A].杨瑞,何林,译.现代文学译丛[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0.

　　[2]邵锦娣,白劲鹏.文学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

　　左琳(1970-)，女，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