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象—《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简评
尹天涯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国内研究者提出要逐步摆脱西方翻译理论为主导的研究方法，最终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橘枳之间》是一本汇集两岸学者的关于此类思索的论文集。本文八篇论文从各个角度对当代翻译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值得推介，但有些反思仍然值得商榷。
翻译理论 批判思考 评议
一、前言
“过去二十年来，西方翻译理论在台湾存在着橘枳矛盾……然而米勒同时又警告听者，所有的理论都具有不可译性以及地方特性，结果使得理论本身在移动越界后仍然无法完全驯/归化”。西方翻译理论在飘洋过海后是否能够摆脱其理论产生的特殊性，完全适应于植入国度，这都是值得反思的问题，本书引言部分提出一个思考，即在使用国外翻译理论时，译者一定要辩证思索，否则很容易就成为二手知识的传声筒，永远只有照本宣科的能耐。另外国外翻译理论在传播过程中，最后引起变化的主要因素取决于带其过海的“邮差”，即“译者”。因此译者背负了重大的责任。南京大学的蔡新乐教授在其《圣人不再，译者为何》中对于译者主体性进行了思辨。对于主客体的定义，直接导致翻译研究中上“陷入“科学/理性”的迷惘。相应的对应论实际使译者一直把客体当作一种冰冷的物体，这样的“无情”的翻译，也绝对无法打动译入语读者。从译者来看，所谓翻译就要“放开手”，让一种框架中的文本在另一种文化中自然生长。
论文中提及“圣人”要具备“谦”和“感”，这样的人是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唯有“圣人”才能触及人类共有的情感，在翻译时不偏不倚，最终才能达到“传情”。但是该论文同时要求译者在翻译处理伟人形象时，一定要将其塑造成“圣人”形象，否则不是好的翻译。但是，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实际在翻译中，译者首要要传达原文，并非要一味的为了塑造“圣人形象”而不尊重原文，这样的翻译也很难是佳作。
赵彦春教授在《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中，对于当今流行的文化派翻译理论系统质疑。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对翻译进行考察，不再是认为翻译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简单转化。但是文化派看到了翻译过程中的文本以外的因素，进行了经验式归纳，加上“先入为主”演绎式思维模式的影响，并对外部因素的作用夸大，这样对于翻译本质的探索虽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是偏颇的。本文也举例说明了文化派说强调的赞助者，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翻译有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历史中也不乏一些不受外部文化完全影响的例子。赵提出“人类对于翻译的认识是逐渐逼近的，而数千年的各种对翻译的认识也不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在建立新的认识后，不应该否定以前的对翻译的认知。”
台湾的李育霖教授在《翻译作为褶皱》中将哲学思想与翻译相结合，提出翻译并非是原文的模仿与延伸，译者实际游离在原文与译文的“褶皱”之间。在其看来，翻译就是一方面阐述，去褶皱，一方面褶皱形成皱褶。
陈佩筠在《翻译中的差异与空间概念》中指出，任何的划分的边界都带有政治意图，并试图衍生“空间”的面向。
张上冠教授对韦努第的译者隐身重新进行了思辨，对“隐”和“显”做出了细致的描述。译文在这两种思路的操控下，是否能再现原文的真意，都是值得译者反思的。
任东升教授对原先的西方翻译三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翻译四模式，认为这样的补充可以弥补以前三模式的逻辑漏洞，并且能够为中国宗教的翻译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二、结语
本书从各个角度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了哲学思辨，质疑了文化翻译派，译者主体性，译者的隐身等主流思索，补充了这些翻译理论，例如增加了翻译“圣人”观与“翻译四模式”等，也对译者的主体性和隐身问题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再思体现为对已有理论的进一步思考，发现新的视角或启示，并对现有的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这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当然翻译理论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无论任何翻译流派，都只是认识翻译的一个角度，犹如“盲人摸象”。所以不能说某一理论错误，每种理论都因产生时间地理等因素的限制，都有其局限性。我们在使用理论时，也应该辩证使用，而不能作为一种理论制约下的太监。同时我们提出新理论时，也不该完全否认以前理论。只有不断的取长补短，翻译理论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吕芳．品西方之“味”，寻东方之“道”——《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简评[J]．外语研究,2016(3)．
[2]叶友珍．《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评介[J]．陕西教育,2016(9)．
[3]张柏然,秦文华．后殖民之后:翻译研究再思——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南京大学学报,2004(2)．
[4]张上冠．橘枳之间-西方翻译理论再思与批判[M]．台湾:商务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西安思源学院）
尹天涯（1990-），男，陕西西安人，硕士，西安思源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