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

　　奥斯卡的乌托邦世界
——《铁皮鼓》主人公的特质

　　赵 静

　　作为现代小说典型之作，《铁皮鼓》塑造了畸形人奥斯卡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并通过对奥斯卡眼中荒谬的世界的批判以及对奥斯卡本身“邪恶与荒诞”的隐性批判，从五个方面解构了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中个人所具有的特质。

　　君特·格拉斯 《铁皮鼓》 奥斯卡 乌托邦 力比多

　　现代主义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的代表作《铁皮鼓》（1959）以奥斯卡的传奇经历和成长中所见所闻所想为主线，以1899-1954年所发生的政治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对奥斯卡眼中荒谬的世界的批判及对奥斯卡本身“邪恶与荒诞”的隐性批判，构建了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中个人具有的特质。小说自亮相伊始即在文学评论界引起争论，招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方是对小说“亵渎上帝、有伤风化”[1]的批评，另一方是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肯定和反省历史、警示现实的拍手叫好。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屡屡提及这部“现代黑色寓言”[1]中的批判现实主义、意识流、多角度叙事及精神分析方面的成就。

一、崇尚自由，敢于挑战宗教权威

奥斯卡崇尚自由，这与西方社会追求自由的传统一致。奥斯卡“在娘胎里只听到我自己的动静，只注意我自己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他选择自己的生活，宣称自己就是耶稣，并试图过一种自由的流浪者的生活。他感激撒旦使他可以“一边亵渎神明，一边挺直身子走过圣心教堂的方砖地”。他宣称“我叫耶稣”、“耶稣走在你们前头！你们跟随着我！”[2]虽然奥斯卡亵渎神明是缘于撒旦的引诱，这也表明奥斯卡在主观意识上怀疑神力、藐视宗教的至高无上。

二、选择自己的未来之路

作为存在的主体，奥斯卡出生时就为自己做好了选择。较之刚降生的没有自主意识的婴儿，小奥斯卡“的脑子虽小，却同耳朵一样灵。我把听到的一切细细考虑了一通，然后拿定主意干哪些事情，以及把哪些事情坚决弃之不顾。”面对格蕾欣·舍夫勒留给他的选择题，小奥斯卡“不愿只信赖拉斯普庭一个人……每一个拉斯普庭都有一个歌德作为对立面，每个拉斯普庭后面拽着一个歌德。”[2]这不正是二元对立论，亦即乌托邦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吗？

　　奥斯卡主导着自己的出生、爱好、成长、读书、流浪，面对成长中的各种矛盾与挫折，他富有主见，自由选择人生历程，这不正是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人所具备的特质吗？

三、远离政治与战争

通过奥斯卡的视角，惨烈的战争经历、因战争导致的悲欢离合，以及战后生活的艰辛不时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他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娓娓道来，“没有道德是非的评价或丰富的感情变化”，这种冷漠无时无刻不向读者揭示政治的残酷和战争的罪恶。奥斯卡不吝啬词汇来描述波兰邮局保卫战中的惨烈场面以及与布朗斯基的生死离别，但他花了更多的笔墨描述了战斗一角他与布朗斯基及守卫军科比埃拉玩施卡特牌的场景，使战争和死亡蒙上了怪诞的色彩。奥斯卡讽刺和调侃政治：“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2]

　　小说中残酷的战争场面及奥斯卡面对两位父亲之死的冷漠，都在唤醒人们对战争导致的灾难岁月的记忆，使人们对战争及希特勒时代的罪恶进行理性的思索，映射出奥斯卡和格拉斯对一个没有战争和政治阴谋的乌托邦社会的向往。

四、享受和谐的家庭生活

《铁皮鼓》中或隐或现的性描写难以卒列，但显然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可以恰如其分地用于解构奥斯卡的行为与心理特征。奥斯卡的家庭生活从小就被蒙上了畸形的面纱，这成为他迷恋异性、产生变态性幻想、凸显俄狄浦斯情结的诱因。他使格蕾欣“得到了少女般的快慰”，与满身臭味的莉娜·格雷夫缠绵床侧，妄想着在地毯上占有道罗泰娅嬷嬷……不论是故意策划还是间接所致，奥斯卡促成了两位父亲的死亡；而在生死离别时既无同情，也无忏悔，其“仇父”心里昭然若揭。小说中还不乏变态的性描写：“有一个已婚妇女用一条活的鳗鱼来搞肉体享乐，结果鳗鱼咬住不放，她被送进了医院。”

　　“亲母仇父”、迷恋和玩弄异性、具有变态性幻想，这些无不暗示了奥斯卡对不忠的爱情和性混乱的嘲讽与鄙视，也正勾勒出奥斯卡对正常的爱情及和谐的家庭生活的企盼。

五、人与人之间友好、坦诚相处

奥斯卡与克勒普的友谊经得起时间和物质的考验，即使后来奥斯卡发财了，他也没有放弃“蔡德勒寓所原先是洗澡间的可怜巴巴的住房”。 被奥斯卡视为师傅的侏儒贝布拉，在他们相识之初就为奥斯卡介绍侏儒人的处世技巧；在奥斯卡茫然之际，又带领奥斯卡随军演出；奥斯卡不能继续在洋葱地窖演奏时，贝布拉又包装奥斯卡，使他得以一鸣惊人。

　　洋葱地窖是《铁皮鼓》中确值一提的景象，这个潮湿的地窖“没有酒柜，没有领班，没有菜单”，客人却涵盖了“商人、医生、律师、艺术家、舞台艺术家、记者、电影界人士、知名运动员、州政府和市政府高级官员”。客人只需要购买、切开昂贵的洋葱，当泪水盈眶之后，就可以和邻座“推心置腹，让人家刨根问底，像翻大衣似的把他里外翻个身”，“啰嗦地把憋在心里的人的存在的真正悲剧发泄出来了”。[2]在以怪诞为主题的《铁皮鼓》中，格拉斯通过近乎荒诞的途径，揭示了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压抑；事实上，他亦是从正面肯定了隔阂消散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与坦诚——乌托邦社会中人与人相处之必须。

　　[1]马佳欣．荒诞背后的理性—话说〈铁皮鼓〉[J]．中国比较文学,2000(02)．

　　[2][德]格拉斯,君特．《铁皮鼓》[M]．胡其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西安市曲江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