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海东

　　《古镜记》中狐魅故事的创新性

　　程海东

　　狐魅故事是中国古典文学常见题材，此类故事从形式到内容都随时代变迁有一定的流变过程。唐代传奇在魏晋六朝志怪作品基础上，结合自身时代特色对狐魅故事做出了创新。本文通过分析初唐传奇名篇《古镜记》中一段狐魅故事，从故事模式中人狐关系的转换、狐魅形象由恶到善和主题设置的由贬到褒三方面，探讨该作品与前代作品相比的创新性，由此说明此作对后世狐魅故事创作新变所产生的影响。

　　狐魅 故事模式 形象 主题 创新

　　文学创作背后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源于当期的时代文化倾向和当世的民众心理认知，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会有一类故事样式因符合影响因素，成为一时主流，进而影响整个创作圈的写作倾向。狐、狸本为两种动物，但中国民间对两者很少做出清晰界定，于是被称作狐狸或狐魅。作为传统中国文学意象之一，狐狸指代的形象内涵一直在发生转变，因此在意象特征流变过程中，相关故事也发生了与之附会的全新形式，从故事模式到狐狸形象再到主题生发都在演变。

　　鲁迅先生认为《聊斋志异》“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①,其实对狐狸形象的人化处理早在唐代传奇中便已经实现。唐代现存最早的涉及狐魅故事的作品便是初唐名篇《古镜记》，虽然狸妖故事只是整个传奇的一个片段，但不足500字的描写却对此类传奇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王度《古镜记》中的狸精故事以其打破传统的创新性开后世狐魅文学创作模式之先河。

一、狐魅害人到人害狐魅的故事模式

对于唐以前的狐魅故事模式，大多为雌狐幻化作美女勾引男性，然后取其性命或吸食阳气，也有雄狐化作男性与女人发生性行为的故事。宋《太平广记》中引东晋郭璞《玄中记》的话概括这类故事的原发特点是“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②此时两性狐狸都被视为魅人、害人的面目，由此开启了写狐狸的典型化情节。因为魏晋人认为狐狸是野兽且性淫，即便修炼后也难祛除骨子中的兽性，没经道德教化、不懂压抑欲望的狐精自然惑人甚至害人，便产生狐狸害人的故事模式。

　　文学创作中狐魅害人例子很多，例如在《山海经·南山经》中就言明九尾狐虽是瑞兽，但却“能食人”。到汉焦延寿《易林》一书，更有部分章节涉及老狐“病我长女”、“惊我主母”的语词，可见当时已产生狐狸害人故事模式的雏形。发展到魏晋志怪小说中，人们普遍认同动物久活可通灵成精，于是老狐成精被志怪小说作家编织进惑人、害人的故事套路之中。在此阶段形成了在狐狸害人定向创作思维背景下的故事模式，且狐狸精大多以色相诱惑俗世男女，继而骗取情色之事，由此将其形象进一步妖魔化。

　　而到了唐代,以《古镜记》为开端，狐魅渐渐失去超强能力，退化为弱兽，并且多数为人所累甚至被人所害，出现人害狐魅的故事情节。《古镜记》中的鹦鹉本是千岁老狸，因犯错而被追捕，逃到河渭间，做了陈思恭义女，陈将她嫁给柴华，鹦鹉因不中意柴而离家出走，后被李无傲劫持游行数年，大病后被抛弃，成了侍女。鹦鹉嫁给不称心的人，说明她未能用法力改变义父的决定，已经不是具有惑人本领的强狸，退化为如庸人般无力回天的弱兽。另外，她竟被凡人劫持，更加证实唐代传奇中狐魅发生由强到弱的转变，也由妖精形象向凡人品性做出过渡，正因如此才产生人害狐魅的故事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人对狐狸直接进行伤害，另一类是人间接无意害死狐狸。鹦鹉被人劫持数年是直接伤害，王度无意剥夺她性命是间接伤害。这一故事模式还被后来《任氏传》、《广异记》和《聊斋志异》等传奇作品或小说集所继承，可以说这一模式的出现丰富了狐狸精小说的情节脉络，也扩充了新型狐魅小说故事的题材。

二、貌美淫邪到心美纯善的形象塑造

唐前狐魅意象多是貌美惑人的淫邪形象，在《搜神记》中有狐精化作美妇至民舍与人发生性行为的故事。书中借道士口说：“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③唐前的狐精妖魅还是妖性极强的淫荡妖兽形象，而以《古镜记》为开端，唐代的狐魅形象渐渐人性化、世俗化，在人类道德观念教化下，狐狸有了人情味，呈现出重情重义、自尊自怜的新面貌，也承载了作者个人思想的刻意性。《中国狐文化简论》一文谈及唐传奇时说，“狐精的形象内涵是随着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并成为中国古典小说作者思想倾向的物化对象，是人们寄寓某种思想感受的载体”④，可见这一转化有创作者个人的思想目的，当然唐传奇之所以会对狐魅形象有新的解读还源于民间对狐狸认知的转变。

　　与六朝志怪小说中的狐狸精形象相比，唐传奇中的狐魅在形象意蕴和审美意味方面都得到丰富和发展。以《古镜记》为开端，狐魅形象转化成侍女，有了自身的社会属性，不同于先前来无影去无踪的异界妖魅，作者有意为狐魅设置一个人类社会的生存背景，更好地展现出他（她）们品格如人甚至过人的新型形象。因此，《古镜记》为之后同类小说的背景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做了很好的尝试。

　　《古镜记》中的老狸鹦鹉,她的品格与人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塑造她形象的一大闪光点是心美。第一，她不爱柴华而嫁他，就为遵从义父之愿，这是顺从，孝道的体现。第二，她言说自己未尝害人是心善。第三，王度欲放她，她说自己必死却不会忘记王度之德，这是感恩。当然，她的内在性格也有为人称道之处。第一，嫁人不合己意于是离家出走，这种自由思想是超越时代的。第二，被古镜照后将死，她表示“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缄于匣，许尽醉而终”⑤，这是她自尊心的体现。第三，她死前醉歌：“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⑥这是看淡生死的洒脱，死前仍大醉的风流，俨然魏晋名士之风。这些形象特征足以说明这一狐魅形象非人而胜于人。

　　在《古镜记》对狐魅形象进行创新性塑造后，中唐小说集《广异记》和名篇《任氏传》都塑造出人性化的狐狸形象，这是后来小说创作者对王度创作的自觉继承，也是民间崇拜狐狸心理的不自觉积淀。

三、贬狐憎狐到怜狐褒狐的主题设置

通过上述两方面论述，既然故事模式不再是狐狸害人，狐魅形象也被塑造的颇比人良，自然而然小说主题发生了转变，贬狐主题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褒狐主题。这体现出人和狐精妖魅关系的缓和，不再彼此对立，而是在对方视角下和谐相处。狐狸渐渐像人，因此人们对其不再畏惧厌恶反而接纳喜爱，这便促进了狐狸形象地位在唐以后的提升。

　　鲁迅曾说过:“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⑦因为唐人“有意为小说”，不再像汉魏六朝志怪小说那样纯粹记录荒诞故事，而是对故事进行审美改造，对小说狐媚形象进行文学加工，组织文字细致而有思想性。这被后世学者称为狐媚故事的文学意识觉醒,就是运用文学性技巧展现出带有审美形式的凄婉故事，在新视角、新目的下进行褒狐、美狐主题作品创作。

　　《古镜记》中王度想放狐是对狐魅的怜，最后狐魅醉歌而死时对其命运不济心生悲伤。鹦鹉做侍女前的经历可怜，展现的品格可褒，而醉歌而死又十分可爱。由此作者达到对这一段落主题的生发，妖也如人，也有让人怜悯的经历，也有值得赞誉的品格。这是王度对前朝狐魅故事主题的一次反转，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并且这一创造性的主题被后世创作者广泛吸纳。

　　王度之所以对狐魅故事有如此创新，还源于时代风俗的影响。唐代有谚云：“无狐魅,不成村。”在这样的信仰与内心契合影响下，王度通过《古镜记》对狐魅鹦鹉这一段刻画的创新，引发了以后传奇小说狐妖精魅创作的新形式。诚如汪辟疆先生之言，《古镜记》“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⑧。

　　注释：

　　①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47,44．

　　②[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九册3654．

　　③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3．

　　④王振星．中国狐文化简论[J]．齐鲁学刊,1996(1):42．

　　⑤⑥⑧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上卷4,4,10．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张智峰,等．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狐意象[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15(3)．

　　[4]高崇霞．唐代小说中狐形象的继承与创新[J]．绥化学院学报,2012,32(6)．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程海东（1996-），男，汉族，内蒙古兴安盟人，2014级本科生，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