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困境·道德藩篱·现实拷问
——试论熊湘鄂中篇小说《接客》的人文情怀
程文敏
《接客》是一个无比伤感的小说。在故事层面上,它不以传奇制胜,内核也毫不复杂,斯时斯地,几乎还在发生,我们对之熟视无睹,却又莫可奈何。通篇都是日常生活,全民深陷“接客”漩涡,不管是巫家兄弟、妯娌,还是婆孙,乃至官商、三教九流,每个人物都有难念的经,无不深受其扰,却又无不在制造困扰。“人情风”甚嚣尘上,就像天罗地网一样,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又是同谋者。中国人好面子,也不甘吃闷亏。不惟小说中的长陵县,换到哪里都积习难改,不信你明天就会收到请柬,或者接到请客电话,那份人情钱跑不脱。这便是了,“接客”成了第二十二条军规,谁都知道它是圈套,可谁又无法逾越这个障碍。
这篇小说取材鲜活接地气,笔法老辣冷静,语言俚俗生动,简洁利落,插诨打科,大小人物跃然纸上,烛照当今社会众生相,颇具讽刺力量和悲剧色彩。
一、打不破的人情困境
《接客》采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叙述,情节也大致按照时空的先后顺序来进行结构,偶有交代性质的插叙和倒叙,间或有点睛式的闲笔。因此小说脉络清晰,有如九十年代的挂历美人,裸妆出镜,不事雕琢,真切可感,比之某些伪先锋小说,实属一股清流,涤荡奇技淫巧。小说文本不失真、不隐恶、不虚美,全面审视和把握当今现实,秉持理解、同情和贴近的姿态,充分揭示和表现“接客”中的矛盾和问题:重关系、讲人情,衍生出可怕的“互害社会”。小说围绕巫家上下的人情关系,栩栩如生地描摹出社会转型期的浮世绘,个人的成长与发达,家庭与家族的发迹与兴旺,都要通过“接客”来疏通打点。接客还是吃酒?这是个问题。每个大小角色的三千烦恼,正是我们每天遭遇的现实。小说如同一面镜子,不管你身为人父、人子,还是身为人夫、人妻,抑或显达、贫贱,这幅浮世绘都能照见你流下屈辱泪水的双眸,击中你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的隐痛。
小说不仅以如椽之笔批判熟人社会,全方位无死角地表现“人情困境”,通过大量吃喝细节和家庭场景,写出社会成员个体的性格冲突和生存遭遇,也揭示了中国旧文化的糟粕和社会心理层面的劣根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始终对各色人物保持一种平等、深切的人文关怀,官商无论大小,男女无分老少,居民无分城乡,无不在人情绑架中活得心力交瘁,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于是互相设防,相互算计,不惜火中取栗,赶在狠刹吃喝风禁令出台之前,巧立名目再干一票大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牺牲品,每个人都是刽子手,这种社会现状是何等悲催!
“人情困境”短期内肯定无解,也许千百年也打不破,这才是无比吊诡和悲哀之处,也正是我们国情的阿喀琉斯之踵。什么时候人们不再重面子、讲关系,而是讲法律、重制度,什么时候才真正迈入现代化的法治社会。
二、越不过的道德藩篱
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察皆学问。小说文本充斥着连绵不绝的吃请细节,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拍案叫绝。红白喜事、参军、寿辰、乔迁要接客,提前一年办升学宴,驾校毕业,母猪下崽、盖个鸡窝也接客。每个人都有一本人情簿,挖空心思找理由接客,以便回收礼金扳回一城。大鼻子对失势后的“马翻帽”发火,要算清楚十年来的十四次人情账,这都还是预热。轮到县政协副主席巫前贵出高招,呈现出狂欢化的叙事特征,这边厢给亲生母亲雀儿姐断掉进口药,并处心积虑借侄儿巫小盘之手置母亲于死地,那边厢将孤寡老人六指周裁缝认作养母,不仅作为政治资源借机上位,还能一鱼两吃为养母做八十大寿,将其转化为人脉红利。熊湘鄂对现世生活的把握,对人情关系的拿捏,这种熟稔程度令人击节,绝不是坐在书斋中就能获得的。更多时候,生活本身比小说更复杂,也更真实。这点不可不察。如果每个字眼能俗到与生活等量齐观的高度,那么字里行间也就雅到骨髓里了。《接客》通篇全无荒唐言,仍是一把辛酸泪。通过对俗世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叙述语言的机智表达,有力鞭挞了人性沉沦和道德失范,同时体现了理性的高扬和悲悯的人道情怀。
老子说“天下无道”,就是社会失去秩序和规范。长陵县说穿了,就是传统中国的缩影,这里法理不彰、规则不显,道德不过是私欲的遮羞布,人们都变着花样“接客”,着了魔似的玩着互掐游戏,不是在接客吃酒,就是赶往吃请的路上,形成一种群体狂欢的漩涡黑洞。
“接客”生生成了原罪,划分出无可弥合的亲情鸿沟,勾勒出不可捉摸的友情藩篱,刻画出无可摆脱的伦理桎梏,所幸还有一缕乌云的金边,都在这个文学场域中萌芽、发酵,以至裂变,给读者留下无尽的喟叹和遐思。
三、解不开的现实拷问
《接客》切中时弊,直面当下现实,用犀利的笔锋挑破脓包,提出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对当今社会直截了当地进行拷问和思辨。这是一名作家应有的社会担当,恐怕也是每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阎连科在海外演讲说过,“一个作家的心灵不仅可以去温暖阳光照到的人的冷凉,更应该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寒冷。”许多作家更愿意沉浸在虚构的历史想象中,缺乏对社会现实和自我灵魂的审视与拷问。熊湘鄂则敏锐地嗅到,身边日常即是富矿,深入开掘现世矿床,努力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体味生而为人的痛苦,洞察人们不可言说的隐疾。“接客莫问事由”,钱到人情到,谁都躲不过吃请怪圈。副局长巫前程卷入人情陷阱无法自拔,一点死工资过日子打不开门,搞检疫的杀猪佬提前一年请升学宴化整为零连请三周,化外之人刘道长接连一周吃酒席没空回道观换掉雨靴。接客之怪现状,让人过目难忘。他将中国人利己性的行为处事法则撕开口子,把那种病毒式传染的接客之风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客》不啻于天问,以其深沉的文学情思,强烈的批判精神,拷问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自鲁迅先生以降,对人生的拷问、对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的关注,干预生活、干预灵魂成了文学传统,“不仅把手术刀对准别人,也对准自己——更多地对准自己”,呼吁全社会革故鼎新,而且身体力行。尽管文学无可挽回地走向边缘,一部作品可能社会作用甚微,但作家仍然要苦心孤诣,虽九死而无悔。况且,小说文本一旦发表,不能只看作品在一时一地,在个别人中发生的影响,潜在的读者必定是整个社会群体,甚至也为未来公民提供审美价值。
必须指出一点,许多作品虽取得干预生活的效果,却流于时代赞歌,或者附庸当局意志,而《接客》在众声喧哗中唱响主旋律,并没有牺牲文本艺术特色,而是在灰暗世界中谱写一曲生命悲歌。在一个并不以情节取胜的小说中,当然要以崇高的立场写就故事,即便读者猜出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依然还能饶有兴致地读下去,这不仅要靠叙述语言的奇诡魅力,更要把有价值衡量的现实生活包括进去。小说以巫家兄弟轮流诊治母亲雀儿姐的肺病为线索,串出一大家子的喜怒哀乐,旁及家族宗亲和社会各层面,每个人物深陷人情陷阱之中,越是挣扎得厉害,越是被彻底反噬。这一出悲喜剧最后发出命运的砰然绝响,雀儿姐被犯了毒瘾的不孝孙子巫小盘刺激,方知一直靠吃昂贵药物维持生命,便再也不想拖累儿女,竟以自杀的方式让巫家兄弟有了堂皇理由接客。小说经过猪肚般的蓄积,结尾如豹尾一鞭,狠狠地抽打这个病态社会。
有些文学性的根本问题,原本就无法用故事来解答。如果硬是要追问,答案在风中飘荡。希望世人拒绝无谓的接客与吃请,能以节制理性的态度重构社会秩序,不要再对他人的不幸视为不见、听而不闻,更不要生活在互戕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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