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郎

　　新人话语

　　对历史敬畏的书写
——评曾纪鑫《历史的砝码》

　　陈福郎

　　“人杰地灵”本是奢华的词汇，如今已被用得很是泛滥，无处不被“人杰地灵”加冕之。闽南开发得较晚，但却是名副其实的人杰地灵。是“地灵”产生了“人杰”，还是“人杰”生发了“地灵”,这不太好说，我想这两者是互为关系的。曾纪鑫先生创作的《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侧重点是人物创造了历史，他选取了闽南历史上11位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的人物进行书写，意在以此透视闽南文化的特质。

　　历史文学的创作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情，它需要先研究历史再行创作，也就是得先做学者再做作家，理性和感性两翼齐飞才能创作出历史文学的佳作。这部作品就显示了作者这样的艺术素养。

　　这部作品的文本告诉我们，闽南人是汉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闽南民系。作为移民，千百年来他们在与原住民闽越族的不断磨合，与西方海洋文化的不断交融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闽南文化。

　　隋唐时期，北方汉人开始迁入闽南地区。唐朝末年，黄巢农民起义爆发，中原战乱频仍，王审知兄弟起兵率五千兵士及其家属渡江南下，转战于江西、广东，后进入福建。王审知在唐亡后被梁太祖封为闽王，被后世称为“开闽王”王审知兄弟虽统领福建，但其大本营却在闽南。此次中原移民的大开发，对闽南民系的形成，对闽南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历经数百年孕育，闽南民系、闽南文化终于在五代末年、宋代初期得以同步形成，逐渐发展，走向成熟与辉煌。

　　闽南文化在闽越土著文化、中原儒家文化、外来西方文化的融汇中更加丰富深厚，传统性与现代性、一体化与多元性、稳定性与开放性、地域性与世界性兼备。闽南，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处人文环境，是心灵可以感知的文化“气场”。

　　闽南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这种强大的作用力，自然通过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主体——闽南人得以体现。闽南虽开发较晚，自唐末以降，闽南著名的历史人物众多，闽南在中国历史所占据的地位日趋重要，对此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自飞黄（郑芝龙号）、大木（郑成功别名）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

　　人类文化是反映人类整体的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地域文化是构成全人类文化的基石。我国是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国家，经过五千年来的发展，各自又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地方文化是指某个区域之内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以及相关遗迹和风俗。独特的地理与独特的历史必然孕育独具特色的文化——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本书正是通过对历史名人的抒写透视历史积淀下的地方文化要素。

　　作者对闽南著名人物的选择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产生过全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当时，还得延续至今；二是生长于闽南，属地地道道的闽南人。本书选取11位在某种程度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闽南人，他们是苏颂、俞大猷、李贽、洪承畴、黄道周、郑成功、施琅、李光地、陈化成、陈嘉庚、林语堂。

　　在作者看来，“闽南人不事张扬，不温不火，有一种见惯不惊的从容、含蕴与内敛。闽南人居于边缘，对中心、正统多有不服，骨子里透着一种反叛精神。闽南人的文化性格，如其他地区一样，既统一又充满了差异与悖论，如保守与开放、怠惰与进取、叛逆与忠诚、边缘与中心、单纯与复杂、排斥与包容等，同行并行。”

　　组成本书的11位闽南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平、成就和思想，拼集成一张无形的文化网络，挥发出闽南地域的文化气场。作者正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素材的阐述，着力于对历史本体的艺术再现，以人物观照闽南地域文化的特质，进而从历史的深层结构中提取出特定的信息系统，以此去返照和重新发现历史，体现了“从边缘影响历史”的主旨。

　　从书中我们看到，位居人臣之极的丞相苏颂，却以科学家闻名于世，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当年抗击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威震东南沿海，却是一员出色的儒将，他追求“内圣外王”的崇高境界；性格倔强的另类思想家李贽，不甘摧眉折腰，所受之磨难就是“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大明孤臣黄道周是“文死谏，武死战”的典范，是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以一介儒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理学名相李光地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后世称他“卓然一代之完人”；民族英雄陈化成以他的剽悍、他的血性、他的阳刚、他的胸襟，决定了他血战沙场，死而后已；华侨旗帜陈嘉庚倾资教育，心中装载着国家的振兴与富强；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林语堂，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而洪承畴、施琅虽人品有亏，但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砝码作用。

　　一部历史文学作品选择什么题材、从什么视角切入固然重要，然而怎么写的问题更能体现作品的艺术价值。我欣喜地看到，曾纪鑫先生在这部作品中贯穿着对史实的忠诚与史识的张力，在对历史穿越搞笑，对历史重塑重构成为时髦的今天，作者对历史严谨的态度值得肯定与敬佩，这是一部对历史敬畏的书写佳作。

　　从作品中我们可看到，作者通过详尽的史实挖掘，对历史人物素材进行钩沉爬梳、去伪存真，以期达到忠于事实、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在“后记”中说，每一人物的撰写，所花工夫甚多。首先是资料的占有，通过不同的渠道与方式，尽可能地将所写对象的著述、评论、传记等相关资料收入囊中，然后是阅读与消化。利用资料时慎之又慎，加以考订甄别。每写一人，都得进行一番田野调查，探寻相关名胜遗迹，还原现场，澄清事实。“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冷静、客观、公正为旨归，不以一面之词为准，不受某种观点左右，不掺杂个人意气，不拔高、不偏袒、不护短。”“在综合比较、合乎情理的基础上加以阐述，力争超越偏见与陈说，还原事实与真相。”这种对历史敬畏的态度，在当前娱乐化的历史叙事生态中，显得弥足珍贵。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郑成功是一位少有的民族英雄。他踏平东海万顷浪，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祖国宝岛台湾，他是中华民族永垂不朽、万古流芳的民族英雄。他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在东南一隅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抗清活动，水陆并进，兵临南京城下，差点就恢复了明朝在南中国的江山。他的抗清活动，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他的“民族英雄”称号应该无可争议。即便是平定台湾的清朝康熙帝，也不得不对郑成功赞誉有加：“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本书书写郑成功的篇章，阐述了郑成功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移孝作忠的儒家精神、建业图治的建设精神、大公无私的治世精神。另一方面，也不避讳郑成功的致命弱点，以详尽的史实说明：“郑成功的最大失误，就是性格暴躁，遇事冲动，感情用事，诛杀过宽、过严、过酷、过滥。”

　　从《历史的砝码》中，我们还欣喜地看到，作品不仅着力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且贯穿着作者独到的史识，以及对人物真知灼见的评价。文本的叙事视点，代表着作者对待历史的某种态度、见解和个人关注，借助“视点”的窗口作用，以完成同历史的深层对话。本书的评论文字，言简意赅，不是游离于人物之外的生硬的“导读”和观念自解，而是一种驾驭读者的观察角度，一种沟通读者与人物交流的艺术手段。本书作者的史识，主要立足伦理价值的评判，持论公允，力避偏颇，没有陷入以当代价值作投射而产生价值错位。

　　如洪承畴是降清的明臣，他在清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转折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把他列入“从边缘影响历史”的人物是非常恰切的。洪承畴属大节有亏之人，不论怎样褒扬，“千古贰臣”这一铁的事实无法篡改。在热衷颠覆历史的今天，作者没有随波逐流，显示了他历史观的定力。洪承畴本是明朝的权臣，被清俘虏后，初时表现了应有的士大夫气节，最终还是为清朝所招降，为大清打下半壁江山，成为“开清第一功臣”。当清朝受到汉人反清复明的抵抗时，“洪承畴以其对清朝的忠心耿耿，招抚江南的卓著成效，以及为官的谨慎、清正廉洁、练达持重、不介入满汉内部宫廷斗争等优势，又一次被推到了‘前台’，成为经略五省的不二人选。”对于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认为“虽令人感慨，却难以使人敬重”。作品写道：“他与普通降臣不同的是，突破了应有的底线，对清朝竭尽心智，唯恐不获重用，死心塌地甘做鹰犬。”对于汉民族，洪承畴的形象总是被定位在大节有亏的大汉奸，遭到贬斥和嘲弄。随着历史烟云的不断翻卷，对历史人物的定评与评价，也在不断翻新。洪承畴的故乡有一座新建不久、规模宏大的承畴纪念园，该园建于早已毁弃的洪承畴故居之上，一座高大的牌坊，两旁镌刻一副金字对联：“辅国堪称真学士，爱民即是大英雄。”作者对此很不以为然，说：“民族情怀、优秀传统道德、某些价值观念，是超越时空，无可更移的。”又如，施琅是明清之际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闽南地区影响中国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他平定台湾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作者看来，施琅在个人品性上也是一个突破底线的人物，他心高气傲、胸怀狭隘、睚眦必报，“枕戈谋复仇”，更是不择手段。作者认为，“武力平台、征服郑氏、报仇雪恨，这一不屈不挠的内在动机与支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成全了施琅，成就了他的人生功业，实现了他的生命价值。”

　　综览全书，其刚劲硬朗的语境与敬畏历史的价值取向圆融贯通，形成了作者独有的创作风格，这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学作品，在闲适成为流行的当下文坛，让我们听到洪钟大吕般的声声扣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