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露丹

　　追寻之迷与生存之困：路内小说印象

　　曹露丹

一、成长

一九九一年，我还不会走路。路小路高中毕业。没有任何一间大学收留他，他进了化工厂。从此，他的青春充斥着化工原料的异味，流氓阿飞的打斗，还未开始便已结束的爱情和笑中带泪的黑色幽默。对于风云变幻的九十年代，尤其是最初的几年，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我，甚至都算不上是吃瓜群众。而陈水生已经走过了他人生大半的旅程，妻子早已离世，女儿去了大学，他画的工厂设计图挣了许多钱，他见到了当了和尚的弟弟，知道了爸爸的去向，却仍然没有想过什么是真。作为90后的读者，我与这些人物隔着时空，却倍感亲切。因为路内通过他们，探讨了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关于成长，关于追寻，关于生存。

　　尽管路内本人不太赞同将他的“追随三部曲”简单地划为成长小说这一类型，但是成长确是其中不能回避的主题。在《少年巴比伦》（以下称《少年》）和《追随他的旅程》（以下称《追随》）中，一九九一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时间节点。这一年主人公路小路十八岁。十八岁是人生重要的转捩点，从这一年起，一个人在法律上被宣告成年。如果将人的出生看成是与母亲的一次割离，那么十八岁便是与赖以依存的家人的第二次割离。无论身体、情感和思想是否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句“你已经成年了”催促着我们踏上更加孤独的旅程。无论是《少年》中的路小路，还是《追随》中的路小路，都是这么一个徘徊在边缘的孤独的身影。十八岁高中毕业这一年，路小路去了化工厂，成为了一名技术工人。他跟着师傅并没有学到扎实的技术，喜欢打架、翻墙，脏话连篇。考大学这条主流青春的正统之路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他徘徊在主流青春的边缘。然而，从女主人公白蓝和于小齐的口中我们得知，路小路又与工厂中其他工人不同，他们多次劝说路小路去考大学，他不应该这样生活。路小路融不进任何一个圈子，显得那么孤单。如果说孤独这个词总是和诗意或相关的意向联系在一起的话，我必须在路小路的孤独前面加上一个限定修饰语，缺乏诗意的孤独。路小路在逃离追杀的时候，这样想：“我本来应该很牛逼的，甚至在片刻之前，我走在漆黑的路上，还有一种苍凉的威风。天哪，我只是用电警棍戳翻了几个穷困潦倒的民工而已，我被人拖出去打死在田埂上，不会成为烈士，我逃亡在田野里也不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我只是个脏了吧唧惊慌失措的小混混。”在路内的笔下，青春没有做作矫饰的精神撒娇，也没有凌冽残酷的破坏欲望，青春所有的内涵就是这么个脏了吧唧的、孤零零的影子。路内所呈现出的孤独，有一种内省的气质，使我们思考关于青春的自由和局限，颓然和挣扎，追寻和陷落。

二、困境

路小路式的孤独将青春的荒芜展现在读者眼前，弥漫其中的是无所适从却又不甘现状的复杂情绪。路小路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和生活的目标，面对这样的困境，在颓然的外表下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于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开始了漫长的追寻。青春的荒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这一片荒芜容不下任何浓墨重彩的东西，路内说：“爱和死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这样的寻找因为缺乏方向而始终迷失，最终落脚在一个古老的主题上，那就是对爱的渴望。

　　

　　《少年巴比伦》

　　《少年》和《追随》都写到青春期的爱情。在《少年》中，路小路追随着白蓝。他们都在化工厂工作，同是工厂生活的参与者，同时，他们都追寻着远方，便又成了工场生活的旁观者。与路小路相比，白蓝的精神世界更加成熟复杂。当她的生命和路小路的生命交织在一起时，她用身体和思想为路小路开启了一条通向自我的通道。路小路对白蓝的追寻其实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

　　《追随》中的爱情氤氲着一种彷徨的情绪和错位的伤痛。最初路小路喜欢欧阳慧，但是欧阳慧投入了好友杨一的怀抱。路小路徘徊在于小齐和曾园之间，而最终小齐早逝，曾园远走。欧阳慧意外怀孕，杨一为了逃避责任，让路小路陪她去堕胎，又由此引出关于小路表姐的爱和死的故事。还有虾皮对曾园莫名执着的爱和追随，残废对小齐的爱，杨一最终的堕落。这些在时空中交叠着的人和事，短暂的相遇，最终又都错失，走向各自的命运。这一切看似荒诞、混乱的情节，隐藏的则是一种精神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路内的笔触并没有在这样的成长的爱与痛中迷失，始终有一种隐忍。

　　无论是《少年》中的路小路和白蓝，《追随》中的路小路和于小齐、杨一和欧阳慧，他们的爱都没有出路也不可能有结局。路小路想在这样的追寻中稀释青春的荒芜，但是爱而无果的爱情却恰恰引人思考走出青春的主人公们，又会如何活着。《少年》中的路小路成了作家，和张小尹生活在了一起，他的心灵真的找到归宿了吗？爱情真的可以支撑他们走过一生不再迷茫吗？他们还在不断追寻吗？他们带着成长的伤痛走过了青春时期，所有的纠结和困惑都随青春远去了吗？《追随》的尾声处，路小路独自来到莫镇，寻找爱，也是寻找一份答案，关于往事的答案。青春的迷茫和伤痛随着成长脱去，但是生命并没有因为这份成长获得终极的答案。作为读者我不禁想问，这些走出青春的主人公会如何活着？或者说，人应当如何活着，应该依凭什么活着？这是路内在追随三部曲中留下却没有解答的问题。

三、“慈悲”

顺着这样的思路，路内的新作《慈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风格的转变便不难理解了，在我看来，路内在尝试着回答追随三部曲留下的更深刻的命题。《慈悲》以陈水生的视角，从文革的历史语境出发，讲述了以陈水生为代表的一代人，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个体命运的浮沉。小说虚化了历史背景，聚焦于个体人的生命历程。对于陈水生来说，历史并不是被专家总结在专著中的历史，它就是水生在工厂生活的每一天，就是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他不会去关注历史的走向，而只会想着如何生存。“慈悲”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与自我和解、与世事和解的生存态度。自少年时代起，生活便以狰狞的面目展现在水生的面前，而他的父辈传递给他的朴素认知，搭建起了水生的生活信仰。在与家人一起逃离饥荒的路上，水生常常看到路边的死尸，还有形形色色的疯子。年少的水生对此有恐惧，有困惑，而水生的爸爸对此没有坐车任何解释，只是一直告诉水生说：“水生，走过去！不要看他！”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是，人生有许多苦难，面对这些苦难，我们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要学会绕过它，无视它，努力地活着。水生初到叔叔家时，还会想着爸爸、弟弟和妈妈的下落，后来他不想了，而是真实地投入眼前的生活。少年时期的饥荒在水生心底留下了一抹阴影，除了父亲的话，叔叔的生存之道也影响着水生，叔叔常说：“吃饭不要吃全饱，留个三成饥，穿衣不要穿全暖，留个三分寒，这点饥寒就是你的家底。”面对工厂的权力斗争和不平等的生存法则，师傅告诉水生：“是根枪就要立起来。”也就是师傅的智慧，支撑着水生在生存诉求、理想追求、道义担当和自我保全中寻找平衡，从而在工厂中有一席之地可以立足。在水生的人生中，父辈们留下的这些智慧就是水生的精神资源，他们交给水生一种最朴实的生活态度，无论自己的命运如何，无论世事如何，都要努力活着，努力生存。

　　如果说，“追随三部曲”中有的是对远方和答案的追寻，《慈悲》则把视角转向了生存本身。慈悲作为一种生存态度解答了人应该如何活着这个问题。在浩渺的宇宙当中，个体人是那样的渺小、孤立。这样孤立的生命个体被抛入现实的悲剧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世事无常的生存现实。面对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路内给出的答案是关注此岸，关注生存本身，书写生命对自我的慈悲。在小说的结尾处，水生和云生就真庙和假庙的问题有一番讨论：

　　水生冷笑说：“东顺的庙，有什么皈依可言？一座假庙而已。”

　　弟弟说：“世间本来没有真庙假庙。我有一天看到个破衣烂衫的老太，腿都残疾了，她知道县里有了庙，就爬着来进香。在山门口，她虔诚磕头，非常幸福。庙是假的，她的虔诚和幸福是真的，真庙假庙，都是一种虚妄。”

　　水生沉默良久，与弟弟失散了五十年，此时竟无话可说，心里想，弟弟活着就好。（第226-227页）

　　其实，这里的慈悲与佛教语境中的慈悲不同，他无关乎真与假，最终的落脚点仍旧是父辈们留给水生的智慧，无论怎么样，活着就好。这不是路内独有的书写，余华的《活着》和冯小刚的《1942》都曾有过相似的书写。路内本人提到过文本的互文性，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作家都受到沉淀于中国人心中的中国文化和朴素的生存智慧的影响。这样的智慧并没有真正直面生存的困境，而是绕过它，给心灵找到一条自渡之路。由于缺乏通往远方的方向和路径，个体被囚禁于生存之中，唯有彼岸的光照进此岸的存在之时，个体才能真正定义生存的意义。而对彼岸世界——永恒和超越——的认识正是中国文化中缺乏的，所以支撑我们生存的仍然是水生爸爸说的那句话：“走过去！不要看他！”

　　（曹露丹，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