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良

　　浅谈晚明时期海外贸易的影响

　　张子良

　　自明代中后期以降，由于海禁政策的松驰海外贸易日渐兴盛。与此同时，由于造船术改进和指南针的使用下，葡萄牙先后走上了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自隆庆开禁后，明帝国也参与到这场海外贸易中，由澳门出发的多条航线引至日本，南抵菲律宾，西至果阿，再至里斯本，优质的丝织品与茶叶更将源源不断地白银吸入中国。但是这大量的白银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原始的资本？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化转型中举步维艰？本文试从晚明时期的海外贸易出发找出一些端倪。

　　海外贸易 晚明 全球化

一、晚明时期的全球化格局

学界普遍认为以1492年哥伦布登上美洲等大陆为全球化的开端，在哥伦布之后，麦哲伦，迪亚士，达伽马逐步进行了海外探险。他们这些第一批航海活跃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这正是明代弘治年间到嘉靖年间。到了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时期。“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来，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指出此时的海外殖民与贸易已经从15世纪末的探险型转变为较成熟的侵略型与掠夺型。与此同时，“美洲的烟草、可可、中国的茶叶，都成了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世男儿范围内大规模有商品交换成为了现实。这时的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上随处可见打着西班牙，葡萄牙国旗的商船。这些商品满载着各种货物如肉桂，胡椒，茶叶，丝绸，可可，甚至黄金白银驶出或驶向自已的母国。一个世界市场正在逐步形成，而远在东方的明朝自郑和之后却再也没有进行过官方性质的远航或海海外贸易。在全球化的格局中，中国渐渐淡出，但是西方马可…波罗式的热情却从未消减，在晚明时期，葡，西两国惊讶地发现一直被他们忽视的明朝才可能是这场血与火贸易中的赢家。

二、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

明代作为专制主义行政权发展的顶峰时期，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上层建筑都受到专制皇权的影响，而海外贸易作为朝贡体系的衍生体也不例外。明初，由于方国珍，张士诚残部的 不断侵挠，加之日本“倭患”严重，朱元璋于洪武四年颁布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并在洪武十四年重申“禁濒海民不得私通海外诸国”由此可见明代初期政府对海外贸易实行严格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严禁海外贸易。明太祖时，设立市舶司，依照唐，宋的体制“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并且“任其时而入贡”可见在官方的 朝贡体制内，海外贸易是相对自由的。仅仅是是朝贡贸易其根本目的是“确立东亚礼的秩序”而且“明朝皇帝的‘回赐’数量是巨大的，往往是贡物的数倍，并且对朝贡的附代品实行免税的恩惠”因此，朝贡体制的海外贸易是侧重于政治与文化目的，而轻视经济目的，这与第一节中提到的西葡两国殖民扩张的资本原始积累有着天壤之别。永乐时期，郑和六次出使西洋，最早一次为永乐三年，《明史》中所载“夏六月已卯，中官郑和帅舟师使西洋诸国其后于永乐五年，永乐七年，永乐十五年，永乐十九年五次出使西洋各国郑和所率领之船队规模也十份庞大，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提到“大船62只，小船225艘，上载军民27800人，最大的船，长440英尺，宽186英尺”然而郑和出使海外最终不过 是一种朝贡贸易的变体。这一活动不公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更加重了普遍百姓（尤其是手工业者）的负担,因为明政府所获得的商品不过是“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并且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廷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而且出使的人力和物料全系向民间征用。这种庞大且耗资巨大的航海活动只适宜一个雄心壮志的君主去施展其宏图大志，倘若国库空虚或遇上一个平庸之主那么此类 航海活动只能被视为一项荒政了。这就不难解释永乐之后此类官方航海活动难寻踪迹了。

三、突破海禁被卷入全球化贸易

这一阶段的海外贸易主要以走私为主，逐渐形成了以福建漳州的月港以及宁波的双屿为中心的贸易体系 。

　　其中月港在成化，弘治年间海外贸易就比较兴盛，因此有“小苏杭”之称。崇祯《海澄县志》中有写“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博利十倍，故民乐之…成弘之际小苏杭者，非月港乎？在月港一带，以当地富豪乡绅为主导，雇佣渔民出海进行远洋贸易基本上成了一种常态，而作为海禁政策的切实实施者，当地的官府更对此采取默许的态度 。因为这种海外贸易的利润是相当巨大的，他们也可从中分得一怀羹。

　　除过月港，宁波的双屿港在走私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在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曾经发生轰动一时的“宁波争贡事件”当时“日本宗使设，宋素卿分道分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思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在经历了这次祸乱后，宁波的市舶司被罢除，换而言之中国与日本官方的贸易被禁止。但是这毫不影响日本的海商，仔们“往来自如，海上奸毫兴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可见此地海寇海商较多，但这与许多人认为的倭寇有本质的区别。日本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写道：“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微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与许多人认识打家劫舍，侵略中国并屠杀百姓的倭寇相比，这些海商——海寇集团 在使用武力时是以维护自身走私贸易为基点的。这种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日本，罗越南及东南亚诸国，并未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发挥出重要影响，故可称之为进入全球化贸易的前夜，随着1567年（隆庆元年）海禁政策的开放，一个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体系将与此时大陆西岸以里斯本，马德里为中心的贸易体系在伊比利业半岛为主导全球化贸易体系中共同影响着球化的发展。

四、海外贸易顺逆差的不同结果

晚明时期的海外贸易，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既包括了文化的交流，又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在这诸多影响中，大量的白银从日本，从菲律宾，从美洲，从欧洲流入中国。虽然学界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从占世界总量的1/2不等，但总体上都认同这些白银对中国的确产生了影响。正如学者兰克所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在这个课题上，梁方仲，全汉昇，艾维四，佛兰克，严中平，百濑弘等学者都有十分深入与全要的研究。在梁方仲的论文中“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四年的72年间合计各国输入由于贸易的至少超过一万万以上。”而日本学者百濑弘则指出：“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586年达到50万比索，1600年达到200万比索，其后多年超过300万比索的大关。在白银流入占整体百分比方面，学界现在存在一定争议，不过有一个相对稳定区间是从30%-50%。樊树志先生在《晚明大变局》中对此有详细的研究与讨论，并有大量的数据与表格辅证。那么这些白银有没有像弗兰克所说的那样转化为原始资本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大量的白银流入欧洲引发了价格革命而流入中国却几乎只溅起几朵浪花呢？

　　（1）打个比方来说，一罐糖到入一碗水中与一罐糖倒入一盆水中哪一个的质量分数大？毫无疑问是前者。这就是欧洲与中国两个市场一样，欧洲的市场较小，流动性强，政府管理少，大量的白银流入将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引起价格革命。反观中国，当大量白银流入后广阔的市场与政府对市场有力和管理措施都削弱了其冲击市场的可能。

　　（2）中国与欧洲不的政治体制对白银作为原始资本发挥其功能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晚明时期，欧洲的“新君主国”方兴末艾，世俗的王权正在与教权进行斗争，而此时的中国厂卫特务机构横行，皇权可谓达到了顶峰。在经济上中国古代政府的重农抑商更是对私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商人群体的地位也对原始资本的积累造成影响。在欧洲，从13-14世纪起以商人主导的行会逐渐兴起并登上政治舞台，在16-17世纪的扩张中往往都是以贸易公司的名义来进行殖民的。而中国此时的商人在国人权力是“最高主权”下只能在政治权利下栖身。而且同欧洲商人融资扩大再经营相比，中国的商人将巨额的白银用于“官场消费，科举消费，社会公益消费，购置田产消费”其中在这几种消费中，购置田产消费则被形象地称为资本的“封建化”。原本应当进入流通市场的白银在这种消费中被 “固定”在了土地上，这种消费对白银作为一种资本的功能方面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4）不同的文化观念在白银的资本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欧洲商人为了300%的利润会冒险甚至肝脑涂地”而中国商人则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秉承着中庸的儒家之道，这种保守主义在追求财富的激情与渴望上显然逊色很多。

五、结语

这场海外贸易，就如同中国的国运一般，在明清的落日中映照出美丽的余晖，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美丽的晚霞折射出的是落日的萧索。

　　学界中有“明清变革论”的确，这是一个大转型，大变革的时代。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经济前提下，社会知阶层的分化与整合，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转变，技术的改进与现代化都成为了可能。然而我们在中国并没有看到西方那一连串的变革与反应。原因何在？是僵化的官僚体制及专制政府还是自闭性的小农经济又或是“卡里斯玛”式的文化心理，我猜想，这诸多的因素都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了阻碍作用。繁盛的海外贸易如同一颗慧星，又或是一朵浪花，它对深层次的问题的影响微乎其微。

　　今日我们重视这段历史，既要提防“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又要克服我们文化中的自大封闭等消极因素。黑格尔言“当一段相同的历史发生两次时，其第一次为悲剧，其第二次则会为喜剧”这大概也是我们面对所有历史问题时应有的思路吧。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5. [2]纪宗安.十六世纪以来澳门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网中的作用与地位[J].暨南学报,1999(06).

　　[3]全汉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J].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6第57分第2分.

　　[4]樊树志.晚明大变局[M].北京:中华书局,2015:132~133. [5][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07~108.

　　[6]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M].北京:中华书局,2008:562.

　　（作者单位：西安市西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