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宇

　　浅析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中的自由意志

　　郭小宇

　　自由是毛姆长篇小说中的共同主题。在其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中，毛姆同样借男主人公表达了自己的自由理念。在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身上有着对生活和社会的态度、对自我主体的关注、对精神理想的追求等诸多共同之处，折射出二人内心深处共同的自由意志，由此进一步探析毛姆作品的哲学内涵。

　　哲学 现代性 自由意志 主体性 解脱

一、前言

英语中的“自由”（Liberty）一词源自古拉丁语，其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主要指自主、自立、摆脱强制，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和人格上的独立”[1]。而现代文明的发展虽然使人们在物质上获得了优渥的享受，却衍生了一系列文明社会法则，将人性自由束缚在社会化、功利化、实用主义之中，人们陷入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不平衡的精神困境。毛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感受到了这样的窘境，在其作品中进行了多维度的人性探索，毛姆一生著颇丰，以《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尤其透露着对人性的思考和为自由的呐喊，这是众多学者前辈的共识。其中《月亮与六便士》映照出激进的毛姆，《刀锋》呈现严谨的毛姆，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毛姆对人生的哲思，而无论是哪个面孔的毛姆，其作品主旨都导向争取人的社会独立性、张扬主体性，且是具有相当哲学意义的自由人形象，因而挖掘二人形象中灌注的理念，对后世研究毛姆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二、共同的社会生活态度

毛姆在其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中塑造了两位神话式人物——思特里克兰德和拉里。性格荒谬怪异的思特里克兰德视艺术为心灵自由的终极归宿，以抛弃家庭，漠视伦理道德谴责的激烈方式实现他的心灵自由；拉里谎报年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战友为救他而中弹身亡，触发了他对世间善恶的重新审视，从而放弃爱情、前程，选择云游四海，探寻人生。他们的行径在当时甚至可以用离奇可怕来形容，因为他们使一个体面的家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被质疑、被谴责是因为用阶层建构起来的伦理观念、社会秩序被他们的行径所破坏。他们的个人并非只是个体的代表，而是代表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或者从广义上来说，是代表了一个阶层。福柯指出“在现代的规训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处于这个无处不在的监狱之城的网罩之下，处于这个巨大的监狱所固有的规训权力的持续与耐心的改造之中”[2]，也就是说所有的价值、正义、伦理、善恶，美丑等等都是被厘定了的，为了社会能够按照这样的秩序合理有效地运转，个体需要被灌输授予与之相对应的权力层的固有的观念，而同一权力层内又互相勾连。如此一来，一旦有人做了出格的举动，扰乱了秩序，便会为人所谴责、规劝。

　　“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3]。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均出自中产阶级，他们的言行举止代表了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训，他们大多爱慕虚荣，喜欢附庸风雅，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为了维持自己的体面地位，他们十分注重阶层与身份，尽量讨喜与自己能相互映衬提携的人。譬如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她在收到丈夫的来信，得知他已决意抛弃家庭去巴黎且情势无法逆转时，尽管内心悲痛，“却没忘记使自己的衣着合乎她脑子里的礼规叫她扮演的角色”[4]，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她在悲痛之余，竟然还有闲心编织丈夫因迷恋上法国女舞蹈家而抛妻弃子的故事，赚取他人的同情心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增加自己的名望。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深爱着拉里的女子伊莎贝儿身上。毛姆在作品中亦对此做出了刻薄的讽刺，“事事要邀获别人批准，或许是文明人类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天性”[4]。然而，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按照社会规训按部就班，从不把旁人的一套放在心上，遵循自己内心的理智行动。从生活基本需求着眼，他们对饮食衣着不加考究，对居住的环境以简单安适为标准，对与自己同住的住客身份毫不在意，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这样描写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龌龊的公寓房间，“有一张大木床，上面堆放着一床鼓鼓囊囊的大红鸭绒被，一张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脸盆架，两把软座椅子，包着红色棱布纹平布。没有一件东西不是肮脏、破烂的”[4]，这与世人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甚至引得作品中的当事人“我”疾呼“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这么不关心周围的生活环境的”[4]。

三、自我主体构建

“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相互依靠头脑塞满了稻草!”，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T·S·艾略特运用象征手法，塑造了“空心人”的形象，以此影射社会人。“空心”寓意人性在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度膨胀之下的扭曲——行为主体性的缺失、情感麻木、认知受到禁锢、精神迷失与沉沦。对此，毛姆自身是感触颇深的，在传记中写道“自十五岁以来，我就一直不停地写作，我之所以成为医科学生，是因为我不能堂而皇之地告诉我的监护人，我想做个作家”，没有权力选择自己倾心的职业，自己的意愿在别人的诋毁反对声中偃旗息鼓，这种苦闷始终萦绕在毛姆心头，于是，他将这种情况植入作品之中。在《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中，“空心人”角色层出不穷，在这种空心人遍布社会的情况下，生活逐渐被啄蚀，行动逐渐在社会化，情感逐渐被功利化，精神逐渐被蒙昧，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本能地感受到了自我存在的危机，内心世界持续与外部社会的对抗之中。他们必须突破这种困境才能获得自由，而突破的方法只有与世俗的决裂，从社会价值体系的捆绑之中跳脱出来，争取人的主体性与个体固有的自由权，依靠自我的内心挖掘，感知自我的真实存在，构建以自我精神自由为中心的自我人格主体。

　　（一）行动的自由权

　　思特里克兰德将艺术实践视为能够拯救自己濒临被文明吞噬的自我存在的途径，全文以他付诸艺术的一系列实践贯穿始末，所有的冲突矛盾都因艺术而起，又以他桀骜不驯的生活、艺术论调结束。对于一个年近不惑、肩负家庭责任且绘画基础基本为零的男人而言，抛弃家庭与责任，选择从此与艺术为伴的决定是何其荒诞，然而他却执意这么行动下去，不理会周遭的人们的猜疑与谩骂，独自前往巴黎学画，住在龌龊的地方，衣衫褴褛像极了流浪汉，青黄不接的餐宿，有些时候甚至“六个月之久每天只靠一顿面包、一瓶牛奶过活”[4]。

　　拉里在作品中被塑造为一个将自我的自由寄托于将欲望化为无形的解脱之道中的“另类”美国青年，他的另类表现在他不像周围的人那样狂热地追求现代文明及其所带来的丰硕物质，他从不委曲求全，对于现实中的一切，拉里认为是不值得精雕细琢的，他的生活完全以实现自我的自由为导向，伊莎贝儿的规劝、解除婚约的威胁、艾略特的轻视与他的理想相比无足轻重，“他的世界只由他自己以及他的思想和感情组成，此外什么都不存在”。不可忽视的是拉里不走寻常路的触发点，即在战场上目睹了深受自己喜爱的战友，为了救他而中弹身亡，“死者死去时的样子看上去多么死啊”，拉里一度沉湎在这样的沉痛的思考当中。作品中，毛姆向伊莎贝儿粗浅地解释了这句话“在一次战斗之后，一群死掉的法国士兵重重叠叠地堆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破了产的木偶剧团胡乱丢在垃圾角落里的许多木偶”，毛姆用实例点明了士兵的死亡意味着“人格尊严的丧失”。在战争中，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拉里并没有因此而对死亡麻木不仁，反而以此为契机，开始了他的探索之路。拉里一生潜心于宗教与哲学的思考研究之中，为寻求生存意义而读书，斯宾诺莎、韦伯、黑格尔都是他的精神导师。而在辗转于不同地方的过程中，拉里遇见了考斯第，加深了对神秘主义的了解；在随同恩夏姆神父，在教会里做杂役的时候，亲身体验到宗教信仰的力量。直到他到达印度，经圣者指点，接受了吠陀奥义的洗礼，领悟到只有消解自己尘俗的欲望、行善道，并将善推己及人才能达到解脱，才是真正的自由，拉里通过此番的灵魂洗礼，使自己的精神达到了平衡与充盈。回归社会后，他帮助治疗格雷，力图拯救索菲·麦唐纳颓靡的精神，以帮助他人的方式获得自我人格的完善。

　　（二）爱情的主导者

　　在毛姆的长篇小说中，通常有三种爱情模式，即“家庭破裂型、本能冲动型和貌合神离型”，其中貌合神离型爱情模式指“男女主人公或因本能驱使或因物质需求或因事业需要而结合在一起”。其中女主人公的需求状态更为迫切，她们基本被社会异化为“物质的人”，如伊莎贝儿为了钻石和貂皮大衣而选择与格雷结婚，而男主人公则是有向往、有理想的“文明的人”，因而他们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皆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之中，这势必造成男主人公选择对捆绑其理想的爱情的离弃，对感召其理想或灵魂的爱情的追求。

　　思特里克兰德的长相乍看是个耽于声色的人，却不食人间烟火。作品中三番两次地提到思特里克兰德对爱情的厌恶，他讨厌把爱情或者说情欲当作困扰的发泄通道，他认为情欲是阻碍他实现理想，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的绊脚石。“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搞恋爱。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我恨它，它囚禁着我的精神，我希望将来能有一天，我会不再受欲望的支配，不再阻碍地全心投到我的工作上去”[4]。从行动的自主权、情感的主导权等方面，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的身上展现出了个体主体性的魅力，毛姆借此传达出人性复归的理想，是其作品中极具代表性的主体构建人物典型。但是仍然可以明显地体味出，毛姆以浓重的笔墨来描写这两位主人公的主体构建时展现的殊途。

四、哲学意蕴

哲学是抽象于生活实在之外、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它不仅限于学术范畴，更体现在一个人日常的言行举止。同样的，作家的创作必然也渗透着其哲学理念，毛姆也不例外，四方游历的生活让毛姆的血液中带上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印记。梁漱溟认为以印度哲学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倾向于向内心寻求解脱；而西方精神则是拼力向外界，向彼岸寻求解脱。在《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中，显然，我们可以体味出东西方这种不同的精神理念。

　　（一）西方的自由——寻找彼岸

　　毛姆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月亮与六便士》便是青年毛姆思想的具体表现。人的行为受欲望的支配，斯宾诺莎把人的欲望分为两种，即主动的行为与被动的感情，“主动的行为”是指“可以单独从人性自身加以理解的欲望”，简而言之便是理性；而“仅与未能正确理解事物的心灵相关联”的欲望称之为“被动的感情”，这种欲望不会因为自身内部原因而变化，只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两种欲望共存于人的体内，人是否能获得自由取决于理性欲望在体内是否占支配地位。在这种哲学的支配下，年轻气盛的毛姆创作了《月亮与六便士》，塑造了一个以“绝对自由”为人生导向的人物——思特里克兰德，之所以言思特里克兰德是一个自由人的形象，是因在他内心中理性欲望的力量完全压制住了被动情感的力量，体面的工作与光鲜的家庭、别人的嘲讽谴责、勃朗什的爱、施特略夫的善意对他没有丝毫的感召力，外部世界对他的影响力十分微弱，他亦是个既刻薄又自私的混蛋，但这不能否定他受到理性感召而追求艺术理想的自由人形象。总而言之，善恶对思特里克兰德是毫无意义的说辞，只有超脱于物质社会，才能得到解脱与自由。

　　（二）东方的自由——内心解脱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毛姆渐渐意识到西方普遍存在的物质狂热追逐症、追求金钱的炽烈、精神的空虚及自我的迷失皆是人们内心的浮躁所致，要祛除这种状态，修身养性是不二法门，通过修身养性涤除内心对物质的执着，才能真正获得了不为外物束缚的自由。毛姆的这种主张在印度吠陀之处得到了支持，古老的吠陀哲学以《奥义书》为代表，其主旨为“梵我合一”，即世界始源有两个，一个是宏观世界的根本“梵”，它与庄子所言说的“道”是同质的，万物生发其中，无在无所不在；另一个是“我”，这里的“我”并非肉体上的概念，而是指抽象于肉体之外而潜藏于肉体深处的灵魂，在印度被称为“阿特曼”。而“梵我合一”是人在修行中领悟了内在自我中灵魂与梵的根本是同一的而达到的至高精神境界，印度人们视其为解脱之道。何为解脱？这与印度人信奉的生命轮回说有关。《奥义书》认为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游离到空界，又由人在生时行为的善恶决定灵魂的轮回，如果行的是善业，就会进入天梵，得到解脱，如果行的是恶业，那他将进入轮回之苦。因而，人的解脱之道在于行善业。作品中，在拉里眼中，金钱、名誉、地位是会钳制自我完善的俗物，没有留恋的价值；拉里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上帝之爱”，获取知识、为格雷治病、照顾苏珊与奥代特、企图救赎身陷精神囹圄的索菲，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而选择回归社会，在拉里身上闪耀着神人的光华。

五、结语

这两部作品呈现出一派似乎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论调，却又是压抑在人们心中良久的呼声，时代更迭、世情转换、人性张扬都镌刻在小说里面。毛姆始终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多维度人性的抒写，展现出对属于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憧憬。物质与精神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事物，而物质大爆炸将人们的精神拖垮不只是社会出了问题，也是人性对物质的过度崇拜造成的。思特里克兰德与拉里作为自由人，选择了主动的生存姿态，在浑浊的物欲横流中保持清醒的客观理性思考，在追求真、善、美的漫长而艰难的路途中，始终在心中亮着一盏明灯，为自我保存生命的实在感，保持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在个体内的平衡状态。《月亮与六便士》与《刀锋》透视了物质与精神的较量，展现了毛姆从不同角度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毛姆于作品中书写的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去观察与探索，在不断更新的时代认知中，继续探索人性的自由。

　　[1]李娜．毛姆长篇小说的自由主题[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2]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袁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英]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莆田学院机电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