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

　　穿越现实的雾霾
——评曹军庆近期中短篇小说

　　■李雪梅

　　曹军庆曾经在《何以穿透雾霾》中说：“雾霾就是现实的写照。”将现实和雾霾并举，实在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联想，但曹军庆敏锐地以雾霾这一热词抓住了他想要表达的庞杂现实。正是基于这种对现实复杂性的清醒认识，他拒绝将现实当作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去临摹，而是试图透过纷繁芜杂的现实表象不断切近人性的幽暗地带，寻找抵达世界真相的可能性。曹军庆近期的中短篇小说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这一的艺术追求，他热衷于描绘暧昧不明的现实图景，痴迷于探索暗黑地带的人性秘密，在这个日趋娱乐化和表象化的时代，曹军庆以其异质性写作表达他对现实的深度思考。

一、“别处”不过是现实的镜像

现实是如此丰富驳杂，无疑对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构成巨大挑战。作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曹军庆对此有自己的认识：“现实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另一部分是看不到的。能看到的多半是通俗故事……当我们习以为常地看着那些通俗故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正在凝视那些看不到的事物。”发现那些通俗故事背后的真相，洞察生活背面的另一种生活，文学就具有了重建另一种现实的可能，这也是小说家大有可为的空间。因此，曹军庆并不回避侦探悬疑、婚恋纠葛、官场险恶、底层苦难、教育弊端等常见的通俗故事，但他真正的旨趣却在于剥离了八卦和猎奇趣味后的秘密生活。或许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旨趣，曹军庆常常在小说中设置一个“别处”作为现实的镜像。“生活在别处”，原本是人们逃脱恼人的现实处境生发的一种诗意想象，曹军庆却不无残酷地变“别处”为“此处”，成了现实世界的倒影。

　　《云端之上》中，焦之叶运用网络创造了一个云中之城，第027城正对应着地面的城市武汉，如鱼得水的云端生活使他彻底从父母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解脱出来，也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恐惧与不堪化为乌有。他在云中之城妻妾成群，在琴、棋、书、画、梅、竹、兰七位妻子那里，他拥有厅官、海员、国际医生、黑帮老大、房产大佬、高利贷掮客、教授等各种身份，他“活得像个贪官，甚至像个皇帝”。在他父母看来，他生活的那间屋子包裹着焦之叶许多年，对焦之叶这个当代“套中人”而言，那二十二三个平方的空间则是一座尽享“通透的自由”的乌托邦城堡，一叶可能渡他到彼岸的扁舟，因此，无论父母如何痛心疾首，无论外面的诱惑有多大，他都坚守着这一座孤岛，直到最后被人遗忘变成干尸和废墟。乌托邦原本是一种可以照亮现实的未来想象，是充满了诗意和希望的理想境界，是人类不断努力改造现实的强劲动力，然而焦之叶的乌托邦却不再续写这一浪漫主义诗篇，反而映现出沉重的现实问题。云中之城不过是焦之叶逃避现实的一个虚拟空间，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云中之城实现的不过是在现实中不可能满足的欲望。现实是如此强大，当焦之叶决绝地逃离他不堪忍受的现实世界时，所能想象到的幸福生活仍然还是现实的欲望逻辑所支配；现实已经如此乏味了，乌托邦本应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抗，却依然在复制现实社会的权力秩序和成功学，乌托邦作为异在力量的存在也就丧失了意义，看似自由的焦之叶依旧没有逃脱现实的法则。与其说这座云中之城是焦之叶的乌托邦，不如说它正是有毒的现实衍化而来的恶托邦，这一个完全丧失了想象力的、与人类的未来期许毫无关系的云中之城，注定不能成为焦之叶的救赎之道。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我们如何寻求乌托邦？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也许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难题。没有未来照亮的现实是如此令人绝望，又是如此强大，缺少反思的焦之叶最终只能沦为现实秩序的牺牲品。因此，我们看到在云中之城，通灵师的生意异常火爆，人们依然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幸福感，需要通灵师摆渡灵魂，然而这些以通灵的名义敛财的江湖骗子不过是在营造一种虚假的救赎表象，人们漂浮的灵魂依旧无处安放。云端之上，一切皆有可能，但与灵魂无关，人的精神依然是被放逐的。

　　

　　李雪梅，湖北枝江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研究，近年来在《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和参与多项省级以上教学与科研项目。

　　如果说《云端之上》以虚拟的乌托邦隐喻现实，《落雁岛》则把现实移植到一个世外桃源，继续编织权力与欲望伴生的现实秩序。1978级的同学们在生命的暮年接到神秘的邀约，进入与世隔绝的落雁岛参加同学会，邀请者建议所有人无论贫富贵贱，在落雁岛入口就扔掉现实中的身份，唯一剩下的身份就是“同学”。聚会的程序从表面上看很符合同学聚会的游戏性质，但事实上，所谓基于“同学”这唯一身份的平等不过是一种幻象，一切不过是打乱原有的权力秩序之后的重构，而重构秩序的原则一如岛外的现实，人们心中潜伏的欲望重新被激发，人人处心积虑觊觎着岛主的位置。一个不出场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看似随意的岛主任命是它的特权，而特权常常以其神秘性形成一种威慑性的力量，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统治。在落雁岛这个封闭空间里，同学会宣称给所有人提供自由的空间，却将所有人都纳入规训之中，在全景敞视中，每个人都无所遁形。在这个看似远离人间是非的世外桃源，规训无处不在，权力无孔不入，落雁岛不过是福柯勾画的监狱群岛中的一个，作为现代社会的隐喻而存在。

　　人们总想跳出单调刻板的日常生活，挣脱污浊不堪的现实处境，于是常常向往着“生活在别处”，希望“别处”可以调剂“此处”的乏味。然而，无论是云端之上的乌托邦，还是落雁岛上的世外桃源，这些“别处”都和现实一样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污浊之气。当然，曹军庆对“别处”的想象并未停留于复刻现实，而是以“别处”重新解放小说的想象空间和书写方式。“别处”将现实陌生化，通过这一现实的镜像，被庞杂的现实淹没的人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正如卡夫卡所发现的那样，“这世界是我们的迷误”，我们既无力摧毁它，也逃无可逃。

二、直面人性的幽暗地带

曹军庆笔下的县城连接着乡村和城市，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潜藏着无数写作的可能性，而难度可能也正在于此。面对雾霾般面目不清的中国现实，所有试图对现实穷形极相的写作都可能力不从心。如何穿越雾霾？曹军庆的方式是以精神探险触及到人们心灵的幽暗处，在多义而模糊的小说世界里构建人物的精神世界。幽暗显然不是“善”，但也并非“恶”，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缺陷，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那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人性暗疾。

　　幽暗蛰伏在人性深处，常常在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降临，甚至会在瞬间转换成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月亮的颜色》中，高中生胡立宇自出生起就生活在堪称完美的哥哥的阴影下，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从未有人真正在乎过。他以不合作表达他的抗议，不做父母期待的好孩子和老师欣赏的好学生，他用网络和一个女人的身体来对抗他的父母和死去的哥哥，却无法救赎不断下坠的自己。这个女人叫肖丽霞，马坊街和肖丽霞的身体，是他少年时代即将结束时的避风港，也是他唯一的安慰。但是，肖丽霞只是以游戏男人的方式寻找少女时代失去的尊严，她不可能成为胡立宇真正的救赎者。廖玉雪多年来一直用孤傲冷淡为幼时被轮奸的心理创伤披上厚厚的盔甲，她以为中学老师吴永福会打开他封闭的心灵和身体，不料吴永福却在措手不及间放手了。痛苦中的吴永福阴差阳错和肖丽霞上床后，将自己打入了不可饶恕的心灵炼狱，而当他高举木凳砸向闯入者胡立宇时，也灭掉了他自己所有回头的机会。胡立宇一直想象自己能以杀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惨案发生的那一刻，肖丽霞也本能地以为吴永福会是受害者，却眼睁睁地看着胡立宇倒下去。在这孤单世界，谁能救得了谁？在这陌生人社会，哪怕肌肤相亲，却仍是咫尺天涯。小说里“黑洞”是一个网吧的名字，也是肉欲的泥沼，更是人性深不可测的模糊地带。马丁·瓦尔泽说这世上所有的灾难都源自爱的匮乏，罗素说知识、爱和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对照来看，或许每个人都有难以愈合的心理暗疾，他们努力想将自己从令人窒息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却不但找不到出口，反而坠入更大的“黑洞”，连同他人和自己一起毁灭了。

　　对人性幽暗地带的暴露往往是残酷的，因为对人性的明察秋毫，常常会在震惊中撕裂自我的灵魂。《请你去钓鱼》中，官员瞿光辉理所当然地认为风尘女子方小惠会为他的柔情蜜意和周全安排感恩戴德，不料方小惠却因为骄傲和自尊不辞而别。鱼老板对前来钓鱼的瞿光辉竭尽阿谀逢迎之能事，甚至连狗也学会了察言观色，然而酒后吐真言，原来鱼老板对官员们恨之入骨。《胆小如鼠的那个人》中，“动不动就脸红”的杨光标小时候常常被恶作剧，长大后也“活得就像是一挂鼻涕”。可谁都没想到，胆小如鼠的杨光标却训练出了强悍跋扈称霸一方的儿子光头良，而曾经风光无限的官员顾维军如今却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人性的深不可测和命运的起伏跌宕如此富有戏剧性。这两篇小说都设置有一个旁观者“我”。方小惠的尊严和哥哥鱼老板的真言，折射出“我”骨子里对底层的傲慢和轻视；杨光标隐藏至深的野心和胆识，则刷新了“我”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当鱼老板和杨光标这些最弱势的小人物对尊严的诉求被残酷的现实漠视，当他们向善的本能被不合理的现实改变了方向，剩下的就是疯狂的报复。而“我”见证了这一切真相之后，无不被深深的恐惧所笼罩。在卑微和屈辱的人生中，人性的幽暗地带最具发酵的可能，它可能是暗藏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危险，表面上波澜不惊，却随时可能爆发并且威力无比。

　　当然，直面幽暗并非肯定幽暗，而是警醒人们正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云端之上》中，面对有毒的现实，焦之叶坚信只有囚禁才是安全的，但他对意外之事的严防死守最终敌不过来自内部的瓦解。从卡夫卡开始的焦虑和恐惧，在曹军庆笔下的人物身上不断回旋。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了荒诞的生活方式，焦之叶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是所有个体的人在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所体验到的孤独和绝望，他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在现实中感受陌生与拒斥，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则是他们最后共同的结局，这也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象征。《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涉及人物内心深处的自我拷问，小城里的人们对刘晓英的态度也折射出芸芸众生幽深的暗疾。和《罪与罚》中贫穷的大学生拉斯科尼科夫以杀人证明自己的不平凡一样，准大学生张亚东以强奸发泄长期被压抑的情绪，但不同的是，拉斯科尼科夫最初有革命理想的召唤，最终有宗教将其导向善与救赎，而张亚东最初就只是盲目地发泄，此后也一直找不到救赎的通道，只能陷入无休止的自我惩罚中。《我们在深夜里长谈》中，欧阳劲松白天里作为官员的英武形象一到深夜就变成了电话里重度抑郁症患者疲惫的声音，他渴望在战争或瘟疫的极端环境中建功立业，不合时宜地有着诗人般的孤独，恐惧和焦虑日益加重。丈夫陈修身明知欧阳深夜对“我”的倾诉不是寻找安慰而是想抓住最后一线生机，明知“我”是唯一可以拯救欧阳的那根稻草，却任由“我”以倾听的名义任其滑向死亡的深渊。陈修身一直不动声色，直到欧阳死后才道出他早已洞察的秘密。“我”一直以为陈修身在以他最大的善意给“我”深夜与其他男人长谈的自由，却没料到因为嫉妒而隐藏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暗黑如此令人不寒而栗。

　　奥康纳说过，短篇小说最适合书写边缘的孤立的个人，曹军庆的中短篇小说写作正与此不谋而合。这种探索需要作家摒弃对现实浮光掠影的观照，具有深邃的人文情怀和敏锐的洞察力，因为在一个价值迷误的世界里，人性的暗黑极易扩散，而作家的立场却要足够坚定。正因为如此，曹军庆以文字洞穿人性的秘密，并非为了猎奇，而是要照亮黑暗，透出一丝心灵的光亮，寻找走出困局的可能。

三、虚构是最大的真实

曹军庆的小说有很强的虚构意识。有些小说看起来很“假”，譬如《云端之上》、《落雁岛》、《风水宝地》、《向影子射击》等，这些故事更像是编出来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但读完之后并不会觉得“假”，反而会发现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有些小说看起来非常写实，譬如《声名狼藉的秋天》、《时光证言》、《请你去钓鱼》等，但读完之后却又发现小说的容量明显超出了写实的框架，具有某种反讽性和象征意味。这正是虚构的力量，它从真实的日常逻辑演变而来，以同构但不重合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内在于我们自身却又陌生的新世界。

　　在这个新世界里，曹军庆不断挑战人们认识世界的常识，因为常识往往掩盖了真相。《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颠覆了眼见为实这一认识世界的普遍方式。五十三岁的刘晓英把十八岁的张亚东给强奸了，他们一个是公认的好女人，一个是公认的好孩子，马坊街谁都不相信会发生这样不合常理的事情。但是，马进谷推开刘晓英大门的一瞬间，亲眼看到刘晓英和张亚东都光着身体，两个人的身体姿势和表情神态尽收眼底。有了马进谷的眼见为实，再加上刘晓英当场主动招供和张亚东母亲作为受害人的控诉，一桩匪夷所思的强奸案就这样成立了，人们共同合谋指认了一个坚硬无比的事实。但是，这里的事实并非真相。唯一有可能接近真相的警察老沈在人们的哄笑声中放弃了追问，一直保持沉默的另一个当事人张亚东被忽略了，真相就在他心里，那是一个长期被压抑的青年试图以强力确认自我存在的疯狂之举。然而，“真相在某一个叙事结构里是真相，而在另一个叙事结构里则可能是另一种面貌”，“当伪造完成之后一旦被保存下来，那种伪造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被当作真实传承下去”，刘晓英就这样被一个伪造的事实定了罪，潦倒余生。《我们在深夜里长谈》中，我们赖以认识世界的数据和影像都变得不可靠了。“我”在基层调研时搜集的“第一手的很翔实的数据”原本应该是最重要的基础研究资料，却被地方官欧阳警告不要信任数据，因为它们都是被修改过的。直播镜头里的影像记录的是欧阳在抗洪第一线作为一个英雄牺牲的崇高形象，殊不料这正是他一直寻求的最完美的死亡方式，但真相却被汹涌而来的洪水和英雄赞歌所掩盖。《和平之夜》将真实性变成了讲述的可信度问题。林之前长期沉溺于幻想其实是想要一种体面和尊严，传说中的江湖成为激起少年生活热情的源泉。无聊是这个无信仰时代的精神常态，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辈出的江湖，驰骋其间的则是在现实中卑微渺小的自己。杂货铺老板津津乐道于黑道故事的讲述正好契合了县城里无聊庸众的内心渴望，羞怯少年在黑道英雄梦碎之后沮丧地将刀子插进王老板家的门板，恰恰成为老板讲述的可信度的有力证明，少年孤独而澎湃的内心渴望却在误解中被放逐。《风水宝地》则完全打破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聚焦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的空心化。“我”的写作和身体都得益于柳林村这块风水宝地，但现实却是农民远离了土地，丈夫远离了妻子，孩子远离了未来，乡村远离了自然，这实在是一幅让人忧心忡忡的图景。小说在一种似幻实真的氛围中展开叙述，在混沌不明的现实中，城市吞噬了乡村，但善恶的界限晦暗不清，每一个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秩序中，真相常被熟视无睹，但往往在悖反情境中会加倍显影出来。《声名狼藉的秋天》中，向本田的尊严和价值全由权力决定，一旦离开了权力的庇佑，向本田的人生就完全颠倒过来了，权力的优越性在它失去之后更清楚地呈现出来。从人上人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所谓清廉与能力，所谓爱情与责任，所有良好的品行全都变得不堪，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和冷血。《向影子射击》中，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在一个《为奴隶的母亲》的当代版故事中愈发刺眼。云嫂以上好的奶水换来老家气派的三层楼和儿子的奶粉，过上了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返乡探亲时也有达官显贵衣锦还乡的感觉。但一年合约期满回到自己的家才真正意识到东湖边的秘密花园和自家处境的天壤之别。上层社会的奢华与冷血，底层社会的贫困与幻想，在壁垒森严的等级秩序中显示出社会的病态和人性的复杂。《时光证言》中，只有在死亡之神降临之后，权力人物何思凡的真实生活才浮出水面。两个被包养的女人围绕这个亡故男人的谈话折射出的畸形时代病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了，不料到最后才发现连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卷入其中，混乱的两性关系正是这个混乱时代的写照。

　　在对真相的掘进过程中，曹军庆分明延续了先锋小说的理念，但他并非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者，而是在先锋精神的烛照下贴近现实；虽有浓重的悲剧意识，但那是他深知阳光普照的澄明之境一定要在穿越了重重雾霾之后才能出现。纳博科夫说“我是作家，不是邮递员”，强调的是作家的创造性。面对眼花缭乱的现实世界，如果基于简单的反映论，每天都有讲不完的新鲜故事，看似真实，实则皮相。曹军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文学的深刻反思直接影响到他的小说观，他曾经在一篇创作谈里谈到：“你所试图揭示的真相其实是无法企及的，你对这世界的表达其实是言不及义的”，“当我们相信作家无法穷尽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也为作家指出了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作家可以建立他自己的可能性”，而他发现的“可能性”就是以文学的虚构挖掘生活背面的真相和人性深处的秘密。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说话方式（或语言方式）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对曹军庆的写作而言，也许讲故事的方式就代表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方式。

　　

　　《山花》2016年第9期《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