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的价值及问题探析_长江丛刊_杂文_网络文摘

■李朝全

　　传记文学的价值及问题探析

　　■李朝全

　　传记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体现在“三多”：一是作者多，二是作品多，三是读者多，获奖的机会也多。传记兴盛，是当前非虚构创作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近年来，传记文学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拥有稳定的读者群，在历次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奖中均有突出表现。有一部传记叫《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是写抗战时期中国的一名战地记者方大曾的传记，2016年在中国作协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便荣幸地获奖。其作者冯雪松是电视台的一名编导，并非知名作家。但是，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使其在参评作品中显示出了自身特殊的价值和分量。此前，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曾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从广义上看，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还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都可以分别看作是数学家陈景润和丘吉尔本人的传记。传记文学在评奖方面一向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在市场上更是如此。在创作出版方面，传记都是深受作者和读者欢迎与喜爱的一种文体。每年出版的各类传记数量都在千部以上，许多带有历史揭秘性质和名家名人类传记都相当畅销。

　　传记在中国拥有悠久的传统。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与传承脉络是诗歌和纪传（叙事纪实）。传记的传统就是来自纪传的传统，这是从《史记》中类似帝王本纪、孔子世家、诸侯列传这样一些纪传作品传承而来的传统，迄今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传记的繁荣与文学创作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以前人们的普遍观点是：生者不立志，活人不立传，还健在的人是不能立传的，也不能被写入方志等书籍。现在，这些规则和观念都已被打破。每年创作出版的方志和传记作品中，有许多都是关于生者的，包括众多的英模、先锋、典型、名家、名人等具有社会感召力的现实人物。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副主任,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理论专著《文艺创作与国家形象》《非虚构文学论》，报告文学《国家书房》《梦想照亮生活》《少年英雄》《春风化雨》《震后灾区纪行》《你也可以这么好》，传记《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徐光宪的故事》等。曾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评委；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口文化奖、庄重文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抗震救灾特别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

传记的类型

当下传记文学的类型及形态丰富多样。类型之一是为别人立传，叫“树碑立传”。我们常说人生有三大成就：立功、立德、立言，当下的传记创作大多是围绕着人生的这三大成就展开的。如何建明为江苏华西村老党委书记吴仁宝生前所写的传记《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吴仁宝的精彩人生》，主要讲述的就是主人公事业和修行等方面的成就。这部传记为吴仁宝本人增添了巨大的无形资产。这一点连传主本人都高度认同。何建明写的“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的倡导者梁言顺的短篇报告文学《永远的红树林》，也可以看作是一篇优秀的传记。

　　类型之二是为自己立传，就是所谓的自传或自叙、自述等。如《胡适自传》《从文自传》《丁玲自传》，贾平凹的《我是农民》，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这些传记都是很优秀的作品。

　　

　　《大江北去》

　　类型之三是为城市立传。譬如聂还贵写的《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何建明的《我的天堂》《国色重庆》等，都是为都市立传。《我的天堂》描写的是作者家乡苏州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座城市的一个历史片段。

　　类型之四是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项工程立传或作史。比如黄传会写中国海军历史的海军三部曲，还有如梅洁写南水北调的《大江北去》、赵瑜写宜万铁路的《火车头震荡》，都是关于一项工程的历史纪实。

　　传记文学的第五种类型是评传。这可谓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变体，就是带有夹叙夹议、评论、评价和评判性的传记。像一些作家、艺术家的评传，像文能描写深圳著名纪录片导演李亚威的《用生命记录生命——李亚威和她的影像世界》，就是一部评传。还有很多传记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现的，有一些则是作者亲历或者调查报告、口述实录式的传记，像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是作者通过追寻踏访方大曾的足迹、寻找传主的过程中不断采集积累资料撰写而成的。此外，还有一些“微传记”，篇幅很短，一千字以内的小传记，主要在网络上传播，影响甚广。像黄传会的《三分钟读懂中国海军》，通过记述海军的几个片段故事，让读者简略地浏览和了解中国海军发展历史，大致即可归入微传记之列。

传记的价值

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写作，传记具有多重价值。

　　首先是认识价值。传记是一种历史写作，记述的都是人物身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因为这个人物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传记往往具有历史认识价值，可以增加读者历史知识，增进读者对真实历史的认识与了解和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譬如，我们阅读《毛泽东传》、《邓小平传》这样一些领袖或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实际上也是在读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政党的历史。他们的人生命运、生命历程是与国史、党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除了历史认识价值外，传记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人本身等。他人的传记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和潜力。传记文学创作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讲述、描写和回忆，如实记录人物生存活动的历史过程，可谓“历史的人”。二是反思和剖析，对人物内心和精神世界毫不留情地进行解剖，展示给读者一个血肉丰满的“完整的人”。三是悲悯与超越，对往事皆能以一种大悲悯情怀烛照，超越人世间的是非恩怨情仇，进入到关于人生、人性、社会、时代和历史形而上的、理性的哲学式思考。优秀的传记往往都达到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层次，具有哲理性价值，对读者提高思想认识、建构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皆有裨助。

　　传记的第二个方面的价值是励志。优秀的个人传记都能带给读者激励和鼓舞。“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传记主人公的艰难曲折的人生旅程，能够带给处于相似境遇中的读者以激励，带给没有相似处境的读者以感染、感动和升华，从而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梵高的《渴望生活》、艾芙·居里的《居里夫人传》和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都能给残疾人、处于逆境中的人们以激励和鼓舞。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写的是自己的人生历程、心灵历程，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一个人的奋斗史。从35岁开始，她把人生押在了文学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她以小学学历，完全依靠自学和在写作中学习，从描写佳木斯的绿川英子开始，到玩命俄罗斯，到独闯车臣，到采访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到只身飞赴比利时，采访“中国的辛德勒”钱秀玲——从德国纳粹枪口底下虎口救人的中国女性，到刻画将作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刘晓程。的的确确，是她塑造了笔下的人物，让他们鲜活和性格飞扬，但这个采访写作过程、那些人物的品格又反过来锻造和升华了作者的品格，促进了她自身人格的健全和完善。这是一种神奇的双赢。读此书，令人数次感动落泪，为苦难人生，为苦难中美好而伟大的人性和不屈不挠、不甘平庸个性的张扬，为一个善良执著女性的挣扎奋斗，也为艰难中家人的相互厮守、一往情深的痴情和爱情，为同事朋友间那种难得的真情和温情。年轻人读这样的传记,能给自己的人生指明一条真实的善而美好的道路；中年人读这样的传记；可以检讨自己品行修养方面的得失，更好地走好今后的路；而步入人生后程的人读这样的传记，也会多些共鸣，寻回心灵的宁静与和谐。

　　

　　《渴望生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其三，传记具有教育价值。像一些腐败分子的传记，是具备反腐倡廉的教育价值的，对于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都有教育借鉴价值。别人人生经历中的失误、走过的弯路歧路，读者可以引为警戒，避免重蹈覆辙。那些历史上的反面人物、负面人物的传记，也可以起到类似这样的警示教育作用。而关于英雄模范人物的传记，他们的人生高度同样可以成为读者追求的目标或精神的标杆，具有很高的教育价值。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未成年读者，优秀传记的教育价值特别显著，在教育引领他们如何成人、成才，如何在品行道德各方面全面提升自己、提高自身的精神文化素质都有很好的作用。在中小学的思想品德政治素质教育中，也大量地引进了英模等先进人物的人生故事——传记的一个片段，作为生动有力、潜移默化的教育素材和内容。譬如雷锋、邱少云、赖宁等英雄的故事。作家李兰妮关于自己人生的一些片段的记录，特别是讲述其罹患上忧郁症之后的经历《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具有超出文学文本的价值，可以帮助人们在身心护理和忧郁症治疗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

　　

　　《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其四，传记具有史志和文献价值。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个组成细胞。特别是那些有一定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的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就是整个社会、时代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读者对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的兴趣浓厚，既有出于了解历史、汲取知识的需要，也有洞悉内幕隐情等“窥视”、“探秘”期待。例如，丁晓平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是一部关于胡乔木的传记，披露了很多重大史实，史学价值高。与传主有关联的历史事件，可以通过其传记读到一些端倪。而用小人物串联起大历史，折射一个时代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传记可以实现的一种价值。江西满族作家卜谷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刻画了一位百岁最老女红军张桂清的生动形象。这位平凡如草芥却精神崇高的老人一生历经曲折，受尽磨难，但始终执著信念，顽强生存，用77年的时光守护着毛泽覃的衣冠冢。这位原名张爱兰、后被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改名为张桂清的红军妹，曾经担任过红军首长项英的家庭保姆，与毛泽覃及其夫人贺怡、项英夫人张亮等都有过近距离的密切交往。她的一生几乎经历了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全过程，在红军时期、解放后、“文革”中、改革开放时期，都有不凡的经历或遭遇。所以，这样一部传记实际上不仅折射出在赣南苏区时期的一段革命历史，也折射出我们党和国家数十年间的历史运行痕迹。冯雪松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用影像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寻找一位在抗战初期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是第一位深入前线，报道卢沟桥事变的中国摄影记者。作者通过记述方大曾的经历，反映的是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许多生动真实的历史影像，其独特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而像李洁非所写的《胡风案中人与事》则通过讲述当年受到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的七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的命运遭际，折射的也正是一段颠倒黑白的非常时期的历史真实。

　　其五，传记具有指导人生的哲学价值。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成长过程中，对我们产生最大影响的有很多都是优秀的传记或者类似人物传记的作品。像《渴望生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包括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专注于描写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人最终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轻易取得的，而往往是其全部人格力量、道德能力尤其是优异的人生哲学的报偿。实质上，优秀的传记往往也体现着主角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它们可以成为读者精神成长过程的一种人生指南或指导。

传记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传记文学正面临着许多问题和需要突破的方面。

　　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虚构化和小说化。目前，传记文学创作存在着过度想象和凭空想象亦即虚构的问题。有些传记作品，明确标注为传记小说。这种杂交文体或跨界写作的作品当然可以有，就像电视剧可以编造或杜撰历史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一样。严格来说，这些作品亦正如历史演义一样，是地道的小说，而不应被归入非虚构类文体传记文学内。如果传记作品中带有明显的虚构内容，它就从根本上损害了传记的真实性品格，损害了传记作为一种非虚构文本的纯正价值及可信度。在我看来，传记的生命线和底线就在于其真实性，在于其体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传记是严肃的创作，不可以戏说，也不可以戏作。当然，历史无法重返，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与再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叙述，无限地逼近历史真实，揭示历史真相，还原真实的人物及其生平故事。在这里，我们需要认真区别的是虚构与想象之间的关系。虚构是凭空想象、过度想象，而通常的传记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定的想象成分。这些想象都应在合理的、适度的范围之内。这个“度”亦正是合理的艺术想象与虚构之间的边界。传记不可能也无法百分之百地排斥想象。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雷同化、同质化、模式化非常严重。在当下的传记创作领域，涌现了大量的英模人物、楷模模范、时代精英、名家名人的传记。这些时代英雄或精英的人生几乎是近似的、雷同的：童年少年时期遭受万般苦难，经过个人的发愤图强，贵人相助或好人相帮，逐步走向了成功。这是一个时代成功人物几乎一致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传主人生的成功与成就几乎都是全方位的，世间一切好事美事都被其一网网尽：婚姻爱情美满，家庭和睦，事业成功，个人品行高尚，各方面都是圆满无缺憾的。第三种模式是，这些传记人物几乎均为“十项全能冠军”型：立功、立德、立言，各个方面都很成功。第四种模式是传主基本没有缺点，属于完美型人物。主人公没有缺点、不足和遗憾。这些都是我们当下大量传记文学作品存在的共同的缺点和问题。同质化、模式化的传记，很难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能够带给读者感动和震动的传记一定是一个独特的、个性鲜明、经历曲折、不完美的人物。

　　有鉴于传记创作存在的各种问题，我认为，传记文学的突破，可以在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一是在选材上。传记文学的创作对象、取材范围可以多向拓展，深度开掘。比如，可以为那些籍籍无名、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普通人、草根人物立传。有位报告文学作家陈庆港写了一本书《十四家》，选取了甘肃等西部地区十四个穷困家庭，作为自己观照的对象，讲述这些家庭在十几年时间里生活的变迁，向我们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这些贫困家庭和西部贫困人口不屈服于自己的贫困命运，以及为了摆脱自己的贫困命运而作出的种种不懈努力和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坚韧和顽强。虽然作品描写的都是非常普通的草根家庭，但却因真实可信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像叶多多写《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讲述一位感动中国人物、居住在滇池边上的一位普通农民张正祥三十多年来同破坏滇池生态的工厂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顽强的抗争，最终弄得自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穷愁身残的悲壮故事，带给人深刻的感动与震撼。类似这样寻常小人物的传记，草根故事，都并不缺乏艺术感染力。

　　二是在主题开掘上。传记题材领域十分广泛，传记的主题也可以别出心裁，可以涉及人生、生存、命运、时代和历史的诸多方面，可以赋予一部传记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价值。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是一部看似诘屈难读的作品，文字充满玄理和奥秘，讲述与抒情具有深沉的理性自省，看得出作者在爱人史铁生远去之后寂寥孤独却又丰沛充盈的内心。“让‘死’活下去”，就是要让死不再成为阴阳阻隔、人天两界的分水岭，就是要跨越生死，搭建起生者与亡者进行心灵对话的桥梁。陈希米这种决绝式的坚忍与努力，令人感佩。这个纪实文本因此而具有独特的价值。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纪实，作者追述自己一九六○至一九六五年间的一段生活、工作经历。在这个时期，他虽然沾了特赦战犯的光，被摘掉“右派分子”那顶沉重地压在头顶上的“黑帽子”，但特有的政治烙印迫使他不得不继续“夹着尾巴做人”。全书如实还原作者当时的心情、心态、心境：头上扣着的帽子变成了灰色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作者一言以蔽之曰“苟活”。这部传记较好地体现了作者在回望历史时的反思意识及精神，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

　　三是在叙事的技巧方面进行创新创造。方敏的《熊猫史诗》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以“我”与熊猫对话的形式，描写人与熊猫的对峙、交流，讲述熊猫数以百万年的发展演变历史，具有创新性价值。王旭烽的《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则直接以生者与亡灵对话、诉说的形式来虚拟真实、还原真实。这种叙事方式应该说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造。蒋巍的《牛玉儒定律》运用第二人称，讲述牛玉儒生前的感人事迹，也有与众不同之处。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一部与亡灵对话书，这是一部叫人心情沉重的书。主题是直面死亡的生存与思索。当弟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进入生命倒计时或者死亡倒计时之后，一家人戮力同心，共同去挽救弟弟的生命。那是一次无望的宿命式的拯救，其中既有弟弟自我的救赎，通过坚“信”、忏悔、诉说等来达致内心的安宁祥和，也有哥哥、嫂子、妻子和母亲、女儿通过亲情的纽带，借助传统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弟弟不舍弃不放弃的挽救。“人生之大数莫过于生死”，一家人面对死亡即将来临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淡定从容、同舟共济，尤其令人动容。这部作品突出的特色是哲思色彩，能够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思考“人的生命该如何使用”。正如作者所言，世界是一座桥，每个人应如何从这座桥上走过？如何度此一生？即将死亡的时候又如何去保持内心的宁静？从而引发读者一道去探寻生命，探寻生与死的关系。

　　四是可以在人物的人格与精神的提炼升华方面进行创新、突破。比如，同样是写沈飞集团原总经理、我国航母舰载机歼-15总指挥罗阳事迹或传记的作品，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并且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不是简单地描写一位先进人物、时代楷模，而是充分挖掘其思想动机，挖掘其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地位观。罗阳认为，东北老工业特别是像沈飞这样的老工业，都是共和国的长子，而他自己，则自我定位为国家的人、国家的儿子，因此他要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国家，为了国家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人物人格精神进行如此深度的开掘，便使得这部作品脱颖而出。而关于以身殉职的北川副县长兰辉的作品也有不少，其中以王国平的短篇传略《一枚铺路的石子》比较突出，受到关注，并获得了徐迟报告文学大奖，因为他将兰辉这位生前并无轰轰烈烈壮举的英模定位为平凡的铺路石，就是一个普通人、寻常人，是千千万万铺路石子之一，但是正是这样的人，铸就了中国发展前行的康庄大道。这样的主题提炼就把主人公的精神完全凸显了出来。可见，写好正面人物，写好歌颂体传记，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要萃取提炼出人物的精神品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