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静

　　国际传播语境下中国译出翻译探讨

　　曾 静

　　本文探讨国际传播语境下中国译出翻译之困境及解决方法。当代中国国内译出翻译译者应该以提高中国国家软实力为己任，采用适当策略跨越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障碍，翻译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文化和学术产品，报道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国际传播语境 译出翻译 翻译策略

一、前言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采取有力政策和措施鼓励和资助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出去”，广大翻译工作者积极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目前业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相比浩如烟海的英文文学、文化和学术产品译入中文的数量，中文产品译入英文世界的数量少得可怜，现当代作品尤其少。

　　二十一世纪初，英语仍然是主宰国际传播的语言，在书籍出版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在图书出口版权贸易方面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多年来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都维持在10:1，面对欧美的贸易逆差则达到100:1以上（梁岩，2010:74）。根据《中国主题图书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情况》统计，汉译外的中国主题图书主要以中国古代经典为主，如《道德经》、《易经》、《孙子兵法》等的译本都在十种以上，现实题材的中国主题图书汉译外寥寥无几。这些译著主要由海外华人和外籍人士合作翻译，且影响较大的译者均为外籍人士。有影响的中国主题学术类图书和文学作品的译者也主要是外籍翻译家。这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复合型研究和翻译人才的缺少（郝振省、辛广伟等，2007）。这也说明我国自己培养的汉译外翻译人才，无论是在文学、文化还是学术领域，都严重不足，且质量不高。

　　因此，在当今国际传播的语境下，我国的汉译外译者肩负着伟大的使命，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下面将具体探讨国际传播语境下译出翻译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法以及译出翻译的策略。

二、国际传播的和软实力的界定

“关于国际传播，学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狭义的国际传播，特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即主要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程曼丽，2011：3）由于该文探讨的是翻译，所以笔者将采用狭义的界定。陈文力（2012:165）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软实力，是指文化价值观和文化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本文采用该定义。

三、国际传播语境下译出翻译的困境及解决方法

（一）译出翻译的困境

　　“2000多年以前，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首次表达了人类容易对异族产生恶意倾向的观点：‘人们总是急于责怪异族。’”（孙英春，2008:5）同样一件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西方人更愿意相信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的报道，除了西方人对中国政府对外报道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外，也有中国传媒人自己的原因，“这与我国传统观念浸润下的对外传播色彩过重、宣传手段粗放不无关系”（程曼丽，2011:38）。首先就是翻译素材的选择，其次是叙事框架选择不当，最后是语言质量较低。

　　（1）国际传播与翻译素材的选择。中国媒体注重从国家层面和政府层面选择宏大叙事题材进行对外传播，而西方媒体则注重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史安斌（2012:15）指出软实力的内涵和核心主要指文化，文化传播中“最能让人产生共鸣、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是价值观，美国自认为它对世界最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是彰显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所以在译出题材选择时应一方面关注国际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如反恐、维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问题，另一方面追踪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中国的经济发展、伴随经济发展而生的环境资源问题、疾病、毒品等问题。要获得成功的国际传播，选题优先于翻译。选题不当就是浪费翻译。

　　（2）国际传播与报道框架的选择。沈苏儒（2004：144）认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对立统一，主张“以和为贵”和“天人合一”，而在基督教主导的西方文化中，西方人强烈认同“原罪”，相信人性本恶，主张人要“自我救赎”，并且不能容忍矛盾的存在。例如同样是报道灾难性的事件，中国媒体倾向于采用“救灾、医护治疗、灾后重建、社会关怀”等“弘扬主旋律”的“拯救框架和和谐框架”，而西方媒体则倾向于采用再现“毁灭、绝望、死亡”的“冲突框架和问题框架”，以传达悲悯情怀。因此，中国译者在进行译出翻译时，应适当兼顾西方的“冲突框架和问题框架”，以唤起西方读者的共鸣。

　　（3）国际传播与译出翻译语言质量。中国国际传播中语言质量较低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单纯的语言质量达不到要求，另外一个是翻译不能传达文化内涵，译文充斥着中式思维和中式表达。张桂珍（2006:99）就提到国内的一些习惯表达如我们必须、一定要、应当指出、让我们为什么而奋斗、为什么而献身等，海外受众是不会喜欢的。除了这些表示号召、指令、指示、指导的表达以外，那些盛行于战争年代或阶级斗争年代的、让人联想起暴力的表达方式也不应该出现在英文译文中，如发起……战役、打赢……战争、严厉打击等。

　　（二）解决办法

　　（1）改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20世纪以来备受世人尊敬的人文大师，如胡适、林语堂、钱穆、冯友兰等无不学贯中西而又兼具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以深厚学养、生花妙笔和精到译文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陈文力、陶秀 ，2012:167）。而中国当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模式却存在缺陷，造成翻译出翻译人才匮乏、译文质量不高。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专门的翻译本科或者研究生项目很少。近十年，国家开始大力支持翻译本科或翻译硕士项目的开设，但是人才选拔和课程设置仍然存在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高端翻译人才（主要是汉译外人才）奇缺的原因。翻译本科与英语专业的入学要求没有区别，对学生的英汉语水平都没有提出特别要求，课程设置与语言专业没有本质差别，与语言专业的主要区别是多开设了几门笔译或者口译课程，但是笔者认为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课程。学生没有宽泛的百科知识和较高的中英文写作水平，翻译的语言质量当然无法提高，其他课程设置都还徘徊在低层次的语言技能训练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语言专业和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并无实质性改善。所以当下的中国很难再培养出以杨宪益、许渊冲等为代表的学贯中西的高产的、汉译外大家，也难再出现以林语堂为代表的用英文创作的高产写者。

　　对中西方的经典都缺乏最基础的了解，学生没有系统学习过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等国学经典，也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方文化的经典著作如圣经、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等，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中英文写作训练（尤其是创意写作，如诗歌、小说、散文、新闻报道等，也包含技术写作，如法律、商务文本写作），中英文写作水平都欠佳，当然绝大多数翻译教师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系统训练。教师的翻译水平都不达标，如何指导学生呢？虽然现在翻译研究更多地关注非语言外的热点话题，如文化转向等，但归根结底，翻译是对中英两种语言基本功的最佳测试方式。语言是思维和文化的载体，没有高质量的语言表达，何来文化的传递？这也是目前多数有影响的汉译外产品都是外籍人士承担的原因。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加，数不胜数的作品需要译为外语，中国汉译外译者肩上的负担尤其沉重。

　　（2）探索译出翻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了提高译出翻译质量，郝振省、辛广伟等（2007）建议选派政治素质过硬、学术作风过硬、外语水平过关的专家学者到海外知名对华研究机构进行学习研究，设立专项奖金奖励通过商业渠道进入国际市场并给中国带来积极影响的译著译者，建立专项翻译基金鼓励海外人士从事译出翻译等。但是仅仅依靠海外专家学者进行译出翻译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国内建立积极探索译出翻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吸收非语言、非翻译专业学生攻读翻译硕士，或者筛选语言专业、翻译专业学生攻读其他专业，或者选送双语基本功扎实的学生到海外攻读文学、历史、传播学、东亚研究或中国研究等相关专业等。谢天振（2012）指出以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译学理念很难用来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行为和实践，原因是“译入翻译”的译者和研究者通常甚少考虑翻译外的其他因素，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点等，而只关心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所以，探索培养译出翻译人才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尤为必要。

四、国际传播语境下译出翻译策略探讨

（一）中国“龙”英译引起的争议

　　20世纪初，对于中国龙的英文译文dragon在中国引起了争议，有专家学者认为dragon不适合做中国形象的代表，提出建议能否把英文译文dragon改为loong? 笔者认为无需改动。理由如下：其一，根据维基百科全书的定义，龙分为两种，东方龙（oriental dragon）和西方龙（occidental dragon）两种，东方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智慧、生育和风调雨顺，而西方龙是邪恶、暴力和挑衅的象征；其二，美国的国徽是双头鹰，俄罗斯的国徽上也有双头鹰，鹰代表着力量和勇气，但也有攻击性的一面。难道美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会因为世界其他国家不喜欢鹰而做出改变吗？不会；最后，西方国家不会因为我国将dragon改成了loong就取消了对“龙”的偏见。这种争议是有一定心理基础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中国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不少国人变得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总认为只有去迎合西方才能让西方人理解我们的文化。

　　（二）归化与异化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有不少中国人没有摆脱文化自卑的心理，认为中国的一切都劣于西方。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却已经开始主动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他们著书立说，翻译中国的经典文学、文化和学术作品，而且建议中国人在汉译外中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这和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不谋而合。例如，裴德思①曾撰文表明他的观点，中国应该直接把文明、大学、君子、圣人、天下大同等译为wenming、daxue 、junzi、shengren、tianxia datong等。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弘扬自己的文化，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文化，而不仅仅是在英文里面找一个对应的词应付了事。他还批评中国的译者“如果你们自甘让自己的文化堕落，谁也挡不住”。

　　“文化的全球化暗含着一种双向关系，但却时常在国际权利关系的作用下产生倾斜”（屠苏，2004:228）。西方世界已经习惯用他们的价值观衡量弱势语言国家的文学、文化和学术产品，西方的学者或作者可能从未害怕过弱势语言国家的学者或作者批评他们。在全球化的21世纪的今天，反文化霸权已经成为潮流，中国的译出译者也应该顺应潮流，增强文化自信，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向世界推介优秀的中国文化、文学和学术产品。

五、结论

根据以上探讨，笔者认为中国译者应该以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重塑中国国家形象为己任，广泛参与、策划、设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活动，翻译、推广中国的，尤其是现当代的文学、影视、艺术作品，报道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跨越西方基于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以及心理屏障而设置的国际传播障碍，并通过探讨和改善译出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及经济硬实力提升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德国哲学研究者,本名Thorsten Pattberg,曾撰文Translations distort the reality,发表于2013年2月22日《中国日报》．

　　[1]程曼丽．对外传播及其效果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陈文力,陶秀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曾静（1968-），女，汉族，湖北松滋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