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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对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影响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15862
王彦玲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对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影响

  王彦玲

  毛泽东哲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要,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新的时代召唤新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哲学作为第一个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在诸多方面可以借鉴,其哲学的基本特征在当代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习近平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的基本特征有许多相近之处,为新形势下治国理政提供了哲学基础。

  毛泽东哲学 基本特征 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毛泽东哲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要,在它的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新的时代召唤新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第一个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有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其哲学的基本特征在当代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毛泽东哲学的基本特征

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基本特征不能够脱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所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指的是在不同时代会出现不同的哲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要则成为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阶级性与实践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其一是战争,其二是革命,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而产生的。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必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是阶级性,毛泽东特别强调其哲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其二是实践性,毛泽东提出哲学来自实践,并要为实践服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注重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了新中国,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非常注重对实践性的研究,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一个个胜利。

  时代主题的判断是提出时代主导哲学思想的关键。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十月革命,列宁哲学思想就是这一革命实践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这一时代主题的产物。反之,只有适应了时代需要,那个时代的主导哲学思想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改革开放后,确定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邓小平、习近平等领导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民族性和自然科学基础薄弱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于具有五千年古代文明的中国土壤上,哲学思想丰富,但自然科学不发达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了以下两个鲜明特征。

  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逻辑和举例上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例如“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毛泽东擅于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如《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七大闭幕词中讲了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别了,司徒雷登》用了《陈情表》里的句子,内涵深刻、妙趣横生……毛泽东用典行联系现实问题,绝不卖弄,知识渊博,通晓古籍,通俗典雅,幽默风趣。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现出自然科学基础比较薄弱。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则很少。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1]到了晚年,他对自然科学的进展十分关注,《矛盾论》中就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子,提出的一些观点,令全世界科学家都感到震惊。如他跟钱三强谈论基本粒子问题时,他认为基本粒子并不基本,它下面还会有更新的物质单位,因为物质世界是无限可分的,老子说过一尺之锤,日折其半,万世不竭。这段谈话发表没有几年,科学家就发现基本粒子下面还有更小的“夸克子”,基本粒子都由夸克子构成。于是日本一个科学家说,这个物质粒子不应叫“夸克子”,而应叫“毛粒子”。虽偶然提出一些自然科学中的理论,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性和应用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实践,产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已经形成之后,并经过列宁的丰富发展,使得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具有了一些新特点。

  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理论体系上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毛泽东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基本概念,如物质与意识、运动和静止、时间与空间、对立统一、肯定与否定、量变与质变等都直接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的。只不过经过长期的应用实践,毛泽东对其内容有了一些丰富和发展。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极强的应用性。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与中国实践结合得特别紧密。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都是针对当时的错误思潮而写作的,例如《反杜林论》是针对杜林的错误观点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针对新康德主义写的。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则针对的是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就决定其特点有所不同,即前者具有较强的理论性,而后者则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的应用性十分强大,我国大庆油田就是靠这两论起家的,毛泽东著作中的很多观点都可以直接拿来使用。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分为二”、“群众路线”等。

二、毛泽东哲学理论创新

列宁说过: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这个观点极为重要。然而,为什么说它是核心?对立统一规律都包括哪些内容?列宁没有来得及说就去世了,从而留下了巨大的哲学理论空白。这个空白正是毛泽东弥补上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问题讲得十分透彻,不仅如此,他还在列宁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矛盾学说的精髓问题,这是对辩证法的发展。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然而实践包括哪些主要形式?实践作用于认识的机制是什么?认识发展的总规律是什么?认识路线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如何?列宁并没有做过专门的详细的论述,而这一问题是由毛泽东完成的,在《实践论》中进行了详细精辟的论述。哲学教科书上的实践对认识的基础作用,就是毛泽东哲学提出的,特别是他关于认识总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关系论述,更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矛盾问题、实践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种子问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集中体现在这两个问题的丰富发展上,而在其他问题上的贡献不是很突出。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应该认真地学习它、应用它,把它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并把它应用到学习和工作实践中去。毛泽东虽然讲了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但是他没有讲完,因为世界是无限的,社会实践也是无限的,需要后代人不断地丰富发展。而毛泽东以及那一时代的共产党人只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特定时代,他不可能把世界的一般规律都认识完。至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太大变化,苏东解体、中国改革、港澳回归、经济全球化;在科学上,人们已计算出宇宙的年龄,微观世界已深入到夸克子等等。这些毛泽东是没听过,更没见过,因而他也不可能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得出哲学结论。此外,西方哲学界很多新思想他也不很了解。例如价值学说、系统论、信息论等都未能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并为他的哲学理论所吸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我们不能躺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上睡大觉,而要积极结合新的实际去丰富和发展它,使他更有活力,也更能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哲学的精髓,提出适应了中国发展实践的哲学理论,使毛泽东哲学的精华有了更广更深的拓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的现实价值。

  习近平同志站在新的历史高度,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改革开放前后两段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提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2]习近平同志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他在治国理政的系列讲话中蕴含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并对其进行了丰富发展,表现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特征的同构性,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

  (一)习近平哲学思想的阶级性

  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对于阶级性问题不争论不议论,以防“左倾”扩大化,但马克思说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归根结底要看你站到哪个阶级的立场。习近平系列讲话中包含了鲜明的阶级立场,习总书记在履新之时就将“人民”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在“民为本”的基础上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在习近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无不体现民本的阶级思想。

  毛泽东认为:劳动者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一再要求“坚持开门搞活动”,“切忌自说自话、自弹自唱”,让群众参与、监督、批判,多照照群众这面镜子,多比比群众这把尺子。“心无百姓莫为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立场问题,阶级性问题,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事。“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桩桩小事构成国家大事。“以百姓之心为心”,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嘴上说不行,要落实到行动上,做好“公仆”,要像拿显微镜一样看民生疾苦。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4]习近平哲学思想突出强调站到人民的立场,从共同富裕理论到建成小康社会理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分化的重大现实课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其哲学思想阶级性的重要体现。

  (二)习近平哲学思想的民族性

  毛泽东哲学思想生发在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的沃土之上,土生土长,贴近中国的实际,得到了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民众的拥护,使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诸多养分,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擅于用典,画龙点睛,古为今用,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价值与意义。比如,““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说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凸显改革创新的意义。[5]习近平把典籍运用于敬民、为政、修身、笃行、劝学、任贤、廉政等方面,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善于把古人的治理智慧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折射出习总书记的领导能力、治理思想、执政风格,展现了其高超的思想能力和高度的文化自信,精辟易学,更有利于领悟他的哲学思想。

  (三)习近平哲学思想的继承性

  毛泽东哲学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随着当今时代主题、国际关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生变化,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方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诸多哲学原理,使中国能够在国内国际复杂的环境中,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接力中,写下绚丽篇章。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能动地反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原理,毛泽东用把这一原理表述为“实事求是”四个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2]实事求是,是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的唯物论底蕴,从实际出发,最重要的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出发。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的,矛盾分析方法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习近平善于用矛盾分析方法治国理政。他指出,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就要求我们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习近平同志从十一个方面谈国家安全问题,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而不是从一、两个方面谈到了国家安全问题,这就是全面的观点。

  毛泽东善于运用哲学原理,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统筹兼顾、弹钢琴。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并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他对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当代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牵住了中国发展的“牛鼻子”。他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在改革的步骤上,必须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起来,把加强微观探索与宏观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把握好各项改革任务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避免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这些都符合毛泽东的矛盾论的思想。习近平同志曾讲到:“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6]习近平同志关于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统筹兼顾、“弹钢琴”的这些重要论述,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透彻分析了认识真理、把握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中包含了多种思维方式,如科学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综合地运用这些思维方式,是我们认识真理、把握规律之必不可少的基本途径。其中,习近平同志关于底线思维方式是运用了质量度的哲学原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重要论述是强调实践第一性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四)习近平哲学思想的实践性

  习近平系列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的哲学思想带有强大的实践性特征,全面深化改革,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军队建设,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加强党的建设等等,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实践。

  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务求“深、实、细、准、效”,深入基层,摸实情、办实事,深入分析问题,全面掌握情况,善于发现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实事求就是着力解决现实问题。一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不能缺“钙”,得“软骨病”。二要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三要解决群众的利益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8]这些都是习近平思想实践性的突出体现。

  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20世纪时代精神的精华,谁能够准确理解并践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谁就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实现几代人的热切盼望的中国梦,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今天依然闪耀其智慧的光芒,习近平哲学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现实价值的体现。

  [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5.

  [5]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M].北京: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2).

  [6]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军队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218-221,220,289.

  [7]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的采访[N].人民日报,2013-02-09.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思政部)

  王彦玲(1972-),女,黑龙江甘南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大庆师范学院思政部,教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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