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一定价值的文字材料。概括地说,文献是具有一定历史价值或科学价值的、有文字记载的、有某种载体的文物资料。
在楹联文学方面,文献工作一直为人们所看好,所重视。但是,因传统观念束缚,相较于其它文学样式,还有一定差距。我们通常讲,楹联起始于唐五代,有的还推至更早的年代,但是,可资征信的文献资料却很少。就说宋元吧,这方面已公布的文献也不很多。这给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在古代,文章、诗歌属正统,楹联视为小道(梁启超写了不少对联,他的宋词集联更为时人所乐道,但他老先生就把这类文字看作是『小玩意儿』),因此,历代文人编纂自己的集子,往往收录前者,刊落后者,只有极少数文人将其揽入,但也只是作为诗的附录。
一种文学样式,它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小说在当年入于说部,并不为时人所正视。今天的发展是古人所没有想到的。楹联也是这种情况。它最贴近群众,也是地域最广、历史最久远的传播样式。很少有人将文章、诗词刻在楹柱上,但在亭台楼榭,却有数不胜数的楹联佳作。
明清两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数量不多(相对于诗文等文学样式而言)但很珍贵的楹联文献。当此楹联寻求发展之时,现在已有一批有识之士,正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且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常江、郭华荣等先生,是国内最早着意搜集楹联文献的,在长年累积的基础上,常江刊行了《古今对联书目》。中国楹联学会组织各省市编撰刊行的《中国名胜楹联丛书》(已出有北京、台湾、河南、湖南等卷)以及《中国对联集成》(据知已出有河南、湖北、贵州等省市县卷),还有数量众多的明清文人联语、名胜景点楹联辑注本,顾平旦、常江、曾保泉、谷向阳等人出版的《中国楹联大辞典》、《中华名胜对联大典》,常江主持点校的《古今联语汇选》(胡君复上世纪二十年代编著)等,都是坚持楹联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的推出,有力推动了楹联理论研究、楹联创作的深入与提高。有的学者如余德泉先生,正是运用了这些成果,在分析大量历代联语作品基础上,汲取前人特别是所在地湖南近代楹联作家的创作实践,总结出马蹄韵在对联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探求了其中的规律,使楹联创作也能有章可循,有律可求。尽管这些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这种探索精神,这种尊重文献的科学态度,是值得赞赏的。这一点,白化文先生在其专著《学习写对联》中已有描述与评介。
所以,楹联文献不仅对理论研究有直接帮助,同时对楹联史研究、楹联创作都会有所促进。遗憾的是,目前尚有不少人对此重视不够,没有看出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我想,随着楹联活动的深入,将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重视。
楹联历史相比于诗词要短得多,创作又广采骈文、诗、词、曲等多种文学样式的表现手法;楹联的读者群也呈现多层次(年龄、经历、学养等等)的格局,因此,楹联文献整理也应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整理体式上也应体现其本身的特点。
一是应该有别于上古、中古,楹联发展的颠峰时期主要是近现代。这样,我们的整理范围,除宋元明要继续挖掘外,重点应放在清代与民国。
二是载体。除书籍之外,楹联还借助纸本手迹、楹柱、报刊而大量存在。我们既要注意图书馆及民间的楹联典籍,也要关注其它的载体,把纸本搜集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进行。近代报刊种类繁多,但一些影响较大的如《申报》《晨报》《民国日报》(汉口版、广州版、上海版)、《大公报》(天津版、上海版)、《北洋画报》《中央日报》(南京版、上海版)等,都有影印本,借阅与采用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三是楹联专属文献与其它文学样式文献的交叉与互补。专属文献指的是楹联的总集、别集、手迹(含纸本与木质、石质的刻版)。但这只能是楹联文献的一部分。其它如在诗文评类、杂著(日记、笔记、信函等)、方志家乘(地方志、年谱)中,也都存有数量可观的楹联。这些样式的文献资料,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只有这样旁征博引,才能左右逢源,最大限度地做好楹联文献的搜集工作。在杂著中,尤应引起重视的是日记,且不说晚清四大日记如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
就是其它的曾国藩、郭嵩焘、王文韶、李星沅、郑孝胥、皮锡瑞、符璋、张棡、高心夔、吴虞、钱玄同、吴梅、朱自清等人的日记,都有关于对联或详或略的记载,大多是自作,也有他作;既有创作对联反复修改的甘苦,也有言简意赅的点评。举凡这些,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当然,对于新出的整理本,在使用中,也要略加注意,不要盲从。必要时,可以查查底本或工具书。
在楹联文献的编辑出版中,近二十年来,大部头的出版物日见增多。目前各地正在进行的对联集成,其最终成果,也都将是百万言以上的专著。面对这些动辄百万言的出版物,有必要为使用这些成果的阅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除了认真校勘、不出或少出差错外,还应该同步提供一种以上的索引。出书已不容易,如果出书之后再亡羊补牢,一至数年出一册与之配套的索引,这将是难上加难的事。像《全宋词》《全宋诗》《清诗纪事》等多卷本的大部头,当初就没有索引,查找就很不方便。
国内外的学者,对索引的编制是十分重视的。日本有索引学会,我国在四十年代曾成立引得编纂处,其出版的多种综合引得,至今还一再重印,为学者所使用。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在三十年代初,与他的家人一起,耗时一年半,编纂了《十三经索引》,二百余万言,给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楹联文献编刊过程中,也应在这方面予以关注。索引设置与编制,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文本特点,二是阅者需要。以拙编《中华对联大典》而言,字数有三百四十万,历代联人有四千七百余家,联语近两万首,编排则仿自《全唐诗》、《全宋词》,即正文以联人的生活年代为序。因此,设置了这样几个索引:
一、作者索引,按笔画多少查找该书联语的作者。
二、联语索引,对于只记得上联前面三个字的阅者,可借此检索到相关联语在书中的位置。
三、主题索引,可基本满足对主题内容有所需求的读者。比如需查浙江省相关对联的,或查阅集句对联的,可借助它得到解决。
四、异名索引,这对于从总集或杂著中获取联语的读者,会有所帮助,如常见的字号、谥号,它提供必要的信息。
五、征引书目通检,这是对正文联语出处的详细解说,为阅者检寻复核原书提供方便。再如四年前出版的《联话丛编》,一套八册,其中前七册为三十七种联话专书的正文,最后一册,是三十余万字的作者索引,里面给出了全部异名(字号、谥号等),这就给正文的流畅阅读以及深入一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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