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诗哲

　　姚鄂梅小说的女性视点

　　黄诗哲

一

在有关人类堕落的神话里，夏娃不仅由于她的过失导致了人类祖先被逐出伊甸园而备受谴责，而且被认为她生性就低劣于亚当。这个隐寓女性生性低劣的故事，不只反映了那个时代男性对女性的看法，也反映了女性对自身的认识。经过千年时光的淘洗，经过无数智者的清污，遥远古老的故事，渐渐被漫长的岁月所淹埋。但是，关于女性的社会位置、社会属性和社会权力版图与边界的讼争，至今依然困扰着现实中的男人和女人。至于女性文学边界的话题，几乎贯串于西方女权主义者奋力抗争的全部历史。百年以来，也吸引着中国无数觉醒女性的目光，尤其是女性作家的注意力。然而，就在人们已经看到地平线上那一抹金色曙光的时候，随着一个商品消费时代空降在中国大地，女性文学的边界，突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模糊。婚姻、爱情、性，或者光荣地披上金钱的华彩，或者幸福地戴上了权力的蓝宝石戒。关于婚姻的自由、爱情的自由、性的自由，其实说到底是女性支配自己身体与意志的自由，早已沦陷在商品消费的强大诱惑之中。

　　姚鄂梅以一个女性作家的睿智、鬼魅和残酷穿越两性历程，用诗与思的精神关照生命，勘探存在，将一个个鲜活女性的灵魂裸露在我们面前。我不相信哪一个男作家能有她这样的观察视角，这样的艺术智慧，这样纯粹、善意的同情心。小说创作伊始，姚鄂梅便塑造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雾落小镇里的麻姑，阿山、阿水和小鱼一共三代四个女性（《雾落》），妇女节有秘密的丽杨（《妇女节有秘密》），从小被烧伤的兰（《一只蚂蚁的现实》），身材矮小的小锐和被抛弃的阿珠（《摘豆记》），外表亮丽内心挣扎的“我”（《你们》）和西门坡里众多不幸的女性（《西门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性被充当男人欲望的对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女经济”使女性被利用、被消费、被贬损。女性也不断包装和被包装，而男性在消费女性的过程中，却得到了某种想象的满足。男人除了能够自由消费汽车、啤酒之外，消费女性也成了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女性的自由之路，已经走了几百年，走来走去，前面似乎总是没有尽头，彼岸在哪里呢？女人为什么总走不出被她们自身以外的力量所设计的附庸性的阴影呢！姚鄂梅的小说，自然也不能终结这个“彼岸在哪里”的问题，她似乎也没有试图做出解答，她的小说作品只是裸露和呈现。

　　我们与萨特的时代愈来愈远，而与他关于现代世界的荒谬性的论断却愈来愈近。在西门坡的幕后负责人安旭的周围，我们可以约略感知这个世界的某种荒谬性，并且能够充分地审视女性本身的情感世界，关注她们被历史、被男人、甚至被女人自己所忽略了的精神生活。安旭的妇联工作经历，使她接触到各种关于女性的不幸故事，诸如家庭、暴力、婚姻等各种纠纷。比如白小姐无法忍受别人嘲笑自己既有妈妈又有妈咪的畸形家庭关系，而自杀未遂，然后摔伤自己，不得不依靠假肢生活。后来担任《第二性》责任编辑，直接倡导女性应该主动选择一种简单生活，想让更多的女人知道逃离男性世界，甚至颠覆社会秩序，企图开辟另一种世外桃源似的生活，从而获得身体与精神的彻底解放。然而，中国女性的解放，仅仅只具备主体的表演性，而没有真正的主体实质性。所谓女性解放喧嚣的背后，骨子里仍是传统女性思潮的混浊泛起。当代女性至今仍然缺乏走出灰暗的生存地带，建立一种新的生存界域的启义、目的和能力。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同样不能将千年重障下的女性，拯救到真正属于她们自己的新大陆。

　　

　　《西门坡》

　　现代人都习惯了淡化根基的物质生活，习惯了在那种所谓没有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冲突的日子里打发生活。而姚鄂梅的脑子里，却时不时会浮现出一种把理想、精神化做现实的“疯狂”念头。当她作为一个小说作家坐下来写作时，她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同时是一个忘却了时间与焦虑，得到诗性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时刻，丰盈高过了贫乏；这样的感觉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另一个丰盈的时刻相遇。当环境的压迫和诱惑抵达她的内心深处时，沉静后面隐藏的表达欲望，对于她而言是真诚、神圣的。于是，姚鄂梅将目光投向“他者”和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领域，但她的立脚点始终没有离开女性。她的写作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持之以恒的关注，对女性生存意义的不懈探寻。长篇小说《白话雾落》其实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女性主义”的当下读本，姚鄂梅将女性的生存发展境遇问题，并不完全归罪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压抑，姚鄂梅从不过分强调女性自身认识的困惑和迷茫。她更多的是以强烈的人物性格、命运、形象的对比，以极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色调，用可以感知的当下生活故事情节，虚构、渲染出女性绝处逢生的绚丽和光芒。至少，作者相信，自己在叙事文本中表现出的理想主义色彩，能够化解现实的沉重，为生活在男权阴影下的女性，可以带来一种聊胜于无的幸福感。

　　

　　《真相》

　　在女性文学叙事中，清除男性建构的女儿国倾向，重新建构女性主体性，反叛和摆脱男权社会的历史成规和制度定位，包括一些显在或潜在的媚俗，曾经激发包括姚鄂梅在内的许多女性作家的写作热情。由于父权扮演着无可置疑的主体论述对象，是一切压抑与边陲客体的核心场所，因此，反抗并清除既有的传统男权社会的认同，谋求和建构性别平等中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已经成为女性文学当前的历史使命与文化追求。《脱逃》中的女主人公刘佳，从小缺少父爱（不是没有父亲），她总想找一个人充当“父亲”。她把长自己十六岁的范高当作父亲似的情人，她甚至跟一个十岁的女孩争父爱。刘佳讨厌现实中的父亲，却又渴望得到虚幻的父爱，她始终无法从这种渴望中脱离出来。女性生存困境这个千年难解的命题，形成了一个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故事，构成了女性独特的寓言指向。姚鄂梅小说中的每个女人，都有着不幸的故事，不幸的命运。她们企图用健忘和麻痹来抛开过去，然而她们却始终不能真正彻底地摆脱过去的阴影。比如庄老太，本来可以就此度过余生，最终却与所有的女人以集体自杀的方式逃离男性世界。男性或者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是她们苦难的根源，然而企图以逃离社会中心来逃离困境，注定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厄运，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女性面对的敌人远远不只是男性，或者男性代表的社会秩序，甚至还有女性自己根深蒂固的因袭观念。姚鄂梅从个体生命中发现了包括家庭、身体、人性、爱情、理想等种种生命残缺的镜像，挖掘出个性泯灭与道德沦丧等造成“残缺”的原因，上演出一幕幕人生悲剧。这样的小说撼人心魄、令人沉思，而且总是能够让读者于沉思之中，获得一份难得的生命启示。

二

姚鄂梅的小说，完全可供我们从体制内探讨父权社会性别政治和文化压抑的女性叙事文本。姚鄂梅笔下的女性，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女性，她们的生活并不精致、唯美，并不优雅、浪漫。她们像关注自己的身体一样关注生活，但无论是关注自己还是关注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日益物质化、空洞化、格式化的生命，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贷偿。她们压根儿没有那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她们不是那种紧紧追随启蒙思潮而“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她们始终无法走出男权阴暗笼罩的世界。《辛丽华同学》通过两个女人之间的长达十几年的交往，勾勒了一个女人琐碎的生活史诗。《大路朝天》说的是一对住在银行家属筒子楼里的女性吴树和小妹的故事。在姚鄂梅看来，凭着吴树的“白领”式头脑加小妹“底层”式生命本能的色彩和活力，即便生存境遇如何险恶，仍然能够突出重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树和小妹的命运，表达了姚鄂梅对深陷物欲横流的工业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的关注和思考。希望与绝望都源自对自身处境逐渐清醒的认识，想有所改变却无能为力，从而也暴露了社会的某种病理生成机制。姚鄂梅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人性的丑恶纠缠和贬损。

　　触目惊心的荒诞故事，很容易让读者拼凑出自己的肖像和时代的速写。女人的情感并非可以划出一道明确的弧线，也很难找到一个去安抚她们的结局。吴树和小妹既是工业文明的受惠者，也是工业文明的受害者，在她们那看似荒诞的言行背后，其实隐藏着有一定思想纬度的下层人的沉重。在现代商品社会，当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加大时，便会产生一些模糊的骚动和遐想，在遐想中，将自己所缺少的各种品质或权力赋予自己。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多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于是，我们便可以在生存的恐慌中，找到被羞辱的肉体；在行为的疯狂中，找到可以理解的冲动；在爱情婚姻的纠缠中，找到卑微的人生；在残酷的微妙世界中，找到自卑的命运。

　　

　　《黑暗时代的人们》

　　姚鄂梅的女性书写模式，来自于她对女性危机自我定位的清醒认识。因此，只要我们把姚鄂梅的小说文本，置于整体中国父权压抑体系之中加以考量，便能从中寻找到可供建构或颠覆女性传统的依据，并借此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纠正男性误读中僵化的女性典型，为建构当代女性问题的研究提供参考文本。《单程车票》是姚鄂梅小说创作的发源地，对她以后的写作产生的影响深远。《单程车票》中写到恋父（母）、代沟、叛逆青年、残酷青春、隔膜的恋爱、无望的婚姻、子女的冷漠等等，这些主题在作家以后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互相交织渗透，女性一生中会碰到的创伤经历，几乎都被涵盖其中。《单程车票》中青春的困境，被延展为人生的困境和女性生存的困境。女性的成长和觉醒，伴随着迷惘和痛苦，有时候甚至要付出斑斑血泪的代价。在姚鄂梅的女性世界里，一方面是她们的情感挣扎，另一方面是作者对她们的内心世界洞察幽微的剖析，同情和理解她们的生命感受，探寻她们的生存困境与生存意义。姚鄂梅对女性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的深刻剖析，自然也成为中国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姚鄂梅不是站在狭隘的女性立场，而是站在人性的制高点上俯视两性关系中，东方文化氛围的种种尴尬，凸显女性文本中所隐含的现实女性，以及隐含在现实女性之中的阴性荒凉内涵。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相信姚鄂梅的女性文本，亦含载着各种叙述复本，以及叙述复本的悲剧模拟面貌。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姚鄂梅的文字，极容易把女性灵魂深处细密的东西打通，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姚鄂梅着力刻画了如此丰富的女性世界，竭力探讨女性命运。的确，姚鄂梅的小说并没有刻意显露或隐藏自己的性别意识，她只是“希望站在人的立场上，关注世事沧桑，希望有一个冷静客观的立场，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以，姚鄂梅称自己是一位“不自觉的女性主义者”。

　　在以往的女性文学模式中，女性主体意识长久被压抑在男性声音的背后，男性作为言说主体，总是能够很轻易地将文化和生命意义上的女性，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加以消音或者注销。而当代女性文学，则旨在挖掘隐匿于历史和潜意识之中的女性，揭开文学中被忽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以至符号系统中的女性意义。对男性作家来说，他们所描写的女人，一定是漂亮有魅力的，其他女人常常会因为不漂亮或者没有女人魅力而不被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说，男性作家的视角是自私狭窄的。他们也许能看出别的东西，却很难看到一种精神的深度，所以，能够写出“真实女人”的，应该还是女人本身。而且，这个女人一定还要是个有深切悲悯心的人，是一个能够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的姐妹一样对待的作家。姚鄂梅很自觉地选取自己擅长的女性题材，并执着地探寻女性命运，追问女性的普遍生存镜像，不自觉地构造了一幅幅独特的女性生存图景，并且借助女性这个载体去探幽复杂的人性和变幻的命运遭际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对于作品中的主人公及其置身的环境，姚鄂梅总是以现实主义笔法，予以大面积精确描述，而且特别注意寻找、提取关乎灵魂的元素和信息，追索和逼视现代社会中彷徨的灵魂能够取得自由的可能性，力图以别开生面的“物语”和文体，给人以深度抚慰。作家对于人性的裸露，不是满足于呈现，而是以一种冷静、理性的目光去看待作品主人公的精神变异，并从苦涩的叙事中，升华出精神的追问。因此，当我们阅读姚鄂梅作品的时候，似乎总能感觉到姚鄂梅的灵魂深处，有什么东西被噬咬、被撕裂。作家的心是疼痛的，但是她的笔下却充满着生命的激情，充满着复杂而饱满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赋予她的作品以鲜活与灵气。

　　姚鄂梅的小说，不但挖掘了传统父权机制中，有关女性的内囿与焦虑意涵，也明确阐述了父权文化中的性别政治和文化特质，通过一些以悲剧为结局的奇离故事，对父权文化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诉。另外，姚鄂梅的作品，没有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高大丰满的主题雕塑，没有无懈可击的情节设计，但它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有对个体灵魂细致入微的关怀。姚鄂梅还通过底层女性不断失落、不断寻找的循环过程，传达了高度物质化、信息化和程序化的现代社会，都市人的虚无性、疏离性以及命运的荒诞性和不确定性；传达了现代人心底的孤独、寂寞、无奈和感伤，同时不动声色地提醒：你有没有为了某种功利性目的或主动或被动地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