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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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政权制度变迁的一个耦合探索

　　徐佑敏

　　以莫高窟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敦煌的代名词）是中国一部显著的民族政权制度变迁断代史（大致4世纪—14世纪），它记忆着民族政权的制度变迁历史，而民族政权制度又铸就了其辉煌，形成了关联的耦合。

　　制度变迁 非物质文化 民族政权

　　耦合关系理论是从机械自动化引申而来，本意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部件之间相互咬合的程度，引入本文范畴是个辩证的概念，是指在一定系统内，构成要素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完整性，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耦合关系理论则强调的是各要素之间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我们研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莫高窟与民族（特指少数民族）政权制度变迁就是在民资融合这个大系统下子系统之间的密切相关，于是，二者构成了一个耦合关系。

一、民族政权制度与（政治）文化的敦煌耦合

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表现为偶尔的经贸往来和大量的政治斗争，其中政治生活或者政治斗争是敦煌莫高窟艺术一个显著话题。恶友害哥自然不必说、五百群贼才成佛都是地道的民族政权政治问题，并由此同宗教联系起来，也是每个封建政权制度的一个特点，甚至包括大唐盛世的武则天，她称帝为了获得政治收益，就大肆抬高宗教的地位。那么此时的敦煌文化表现为①政治斗争就是制度的优胜劣汰表现，各种政治斗争都在此有所反映，当斗争一方处于无助时，敦煌变成了政治政权斗争牺牲品的逃避之地，于是敦煌从文化上变成了政治政权斗争在意识上最后一种斗争和寄托方式，这种方式唯独置于莫高窟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才有一种宿论，敦煌俨然是政治斗争的残留领域寄托地。也就是说，它是所有周边民族政权各项制度的交流地，制度的优劣参与了交流，并且在交流中碰撞，使“历史上的敦煌，是多民族的杂居地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先后既有大月氏、塞种胡、乌孙、羌戎、匈奴等族生息和繁衍，也有汉与鲜卑、退浑（吐谷浑）、吐蕃、回绝（鹊）、党项、蒙古等族经营与统治……，共同创造了这一地区堪称辉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以揭示多民族对于敦煌文明创造与贡献的历史功绩”（汪泛舟，1995）。②民族政权制度中的文化同化。一个民族政权尤其是单民族政权取得文化认同需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强大的汉族王朝的吸引和威慑，少数民族被中原先进的文化所吸引，纷纷仿效和采用中原的文化，经济，政治制度，中原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是一种同化作用。虽然彼此之间存在着对立的一面，但是民间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还是频繁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就促进了中原和少数民族的大融合；二是同等实力民族的崛起及虎视眈眈。甚至会出现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征服中原汉族统治者的过程中，都较多地吸收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容，辽和西夏也不例外，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藩汉分治”的制度，即对本民族和汉人实行不同的统治制度，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

　　政权、政权、制度与文化密不可分的事实让西域各个民族的独立政权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实际，一般是民族政权制度对文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特使出使西域、西域向往中原王朝等无一不表现了民族政权的政治制度对文化的主导作用，文化的认同表现在西域民族政权被吸引、弱化，或者融入汉族政权制度，归附中原王朝，所以要在中西结合部有一个界点，中原王朝的先进制度同化西域各国需要有一个融合处，这个融和点不会在中原某个地方，而应该是靠近西域的一块重要之地，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①繁荣的先进生产状况是西域王朝称雄之前学习的一个窗口，一般他们不能够、夜不可能深入到中原从事大规模交易，不得不选择敦煌；②繁华的要塞位置加上阳关、玉门的咽喉作用，是当时的敦煌处于周边多民族政权共同的一个注视地，也是政权制度交流碰撞的一个分界线；③政治文化集结地，阴氏在敦煌的政治行为，武则天宠臣薛怀义对佛教的把持不能不说敦煌在政治斗争中把政治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且成为非物质文化的集大成：敦煌莫高窟。于是，莫高窟与民族政权制度变迁在民资融合这个大系统下子系统之间构筑着一个耦合的系统关系，这个关系一直贯穿着大半个封建王朝的政权制度优胜劣汰、文化的激烈碰撞；因此，自然而然的民族政权制度与（政治）文化的敦煌耦合性应运而生。

二、民族政权制度与敦煌耦合的潜在条件

民族政权制度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体系有民族性、宗教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等特征，故而选择莫高窟为例，因为莫高窟不是现实的，而是历史的，对于一般现代人来说只是一个死标本，对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和学者们来说则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态文化，虽然它缺乏现实生活的人文生态、环境生态和经济生态，却无法否认其历史传承的生态性。①民族政权在敦煌的必然性。对民族来说它是本政权制度的过去，代表着这些政权制度曾经走过的风风雨雨，代表着该民族政权制度的兴衰与荣辱；莫高窟是非物质文化的精品、最杂糅和最丰满的民族政权制度变迁史，其中记录着“吐蕃、回鹘、契丹等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唃厮啰政权是以部落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国主’与‘议事厅’是其政治特色；高昌回鹘采用王制；甘州回鹘实行部落领主制，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喀喇汗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双王制与封地制；西辽继续实行‘两部制’，制定了禁止分封土地、中央控制军队、减轻赋税、实行羁縻等基本政策”（刘建丽，2007），以它为典型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动地刻画了民族政权的制度变迁史。②政权制度沉浮争斗的集中地。民族政权制度起源于人们在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易的激励结构发生了方向性变化，这里主要指敦煌周边的西域各个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的制度建构在敦煌这个窗口引力的作用下，激励结构必然在生活向往先进制度、摒弃落后制度，这是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但它总要受到旧势力的阻碍，加上新势力的不确定性致使政治斗争异常突出，但最后都要被历史检验——制度变迁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之孙张承奉在敦煌建立的地方小王国——西汉金山国，这个国中国本应利用本地优势建一个套完整而又系统的先进制度，但因为其并没有作为先进制度典型出现在敦煌，所以很快趋于瓦解，杨秀清《敦煌西汉金山国史》对此有详尽论述，可以参见。金山国是最特殊的个案，因为它就处在一个供人学习制度视窗，很能体现先进与落后，但金山国因为自我封闭，即使没有任何外力的压迫，如西域个民族政权一样，它的存在也不会长久或者易于更替，理由有三：①同化作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从民族的角度说就是一部民族融和史，民族融和史的原动力就是先进制度的同化作用，当一个民族拥有先进的制度带动本民族的社会生产迅猛发展了，其国力强大了，最先影响周边的民族，如果周边民族善于学习这种先进的制度，它很容易发展成民族政权甚至可以征服中原政权，即使征服了中原政权，这些民族及其政权也还是要在同化中生存和发展。如果周边民族不善于学习先进制度，历史往往表现为这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政权（即使有也往往昙花一现）就被拥有先进制度的强大民族很快吸引、融和为一个民族，没有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或者是被保护国的形象，表明了先进制度的同化作用一直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不管是敦煌周边西域民族还是汉族；②政治征服。社会发展如同生物进化论一样的优胜劣汰，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弱肉强食，即政治征服是王朝历史发展永恒的一页。同样是西域民族政权，西夏、羌、回纥、匈奴、鲜卑、羯等民族政权之间的命运千差万别的一个原因是谁在以敦煌为先进，学习先进制度、改善自己的交易关系和社会制度结构，谁就很容易在单民族政权中屹立，否则政治征服的对象首先就是自己；③自我改进。制度变迁的要义是学习先进、改变落后，这就要求民族尤其是单民族政权首先学会自我改进，革除弊端、学习先进制度的一切能够改善社会状况的交易组织、体制和社会结构，在长期的纷扰之后，渐渐趋于统一，也逐渐趋于具有先进制度优势的汉化，其中匈奴汉化最早，鲜卑汉化最深。敦煌作为游牧诸族的轮番占领、中原兵锋与胡骑马刀的惨烈碰撞地。身处中原农耕地区与关外游牧地区交接地带的甘肃，几乎变成了一片大战场，却也说明了单民族一次为窗口自我改进，不改进只有消亡。

　　一个民族的历史变迁一般多反映在文献典籍之中，这是主体形式之一；现存活生生的非物质文化作遗产则是另一个主要载体，而大规模反映在壁画彩塑上大约也只有敦煌这个“中”“西”①（①之所以用引号单独分开，强调的是中原、中国的概念杂合，西除了指比中亚远一些的地域概念外，也指一段时期内被强大的中原王朝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一些单民族或小国）珠联璧合的要塞之地了。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季羡林，1998）。剜身千灯处、挑眼布施处、割肉代鸽处、“挤牛奶”的小姑娘、两儿布施处、太子本生舍身喂饿虎、善友太子情缘、以头布施处、五百盲贼得眼成佛等隐性或显性地表达了该民族该时期一定的民族政治、政权斗争历史变迁的过程。善友太子情缘的故事，说明当时多少存在政治权利之争，要不其弟恶友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弄瞎起双眼，还要逼其起流落他乡，即使善友并没有真心去争取权力，他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当时的社会状态，从常理上推理可知，社会对政治权利的渴求相当高，可以同胞相煎。而后善友复明后回家大团圆，中间如此多的环节被省略了，但不妨稍加推测可以发现，当时这个民族人们仍然是“和”字当头，善友一概没有提及他个人的恩恩怨怨和风雨历程，也没有回来对其弟施加报复，也可斗胆推测当时有“和谐”至上的意识形态起作用，这岂不正是我国自古以来社会倡导的一个社会心理，从而映衬了民族的政权制度变迁史。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迁都而治、改革获得成功，这些改革在民族政权变迁方面都起了伟大作用；民族政权在典章制度上的汉化带来这些政权的进步，也标志着当时社会的整体进步。

三、二者的耦合关系记忆着人类断代史：文化到制度的升华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如同生物进化一样，由一个自然演进过程；由于人的无知，制度无法被精确设计，从本质上说，制度更多的时对环境的适应。在诺思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构造出了人们在社会、政治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易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演进的、渐进的、连续的过程。制度变迁的最终路径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①制度和组织的共生关系所引起的固定特性――它们已经随着这些制度所提供的激励结构而演进；②人类对机会集合变化的认识与反应所做出的反馈过程（周业安，2000）。我们说从莫高窟非物质物化遗产所能观察到的政治嗅觉感，就是它作为一部王朝或民族等人类制度变迁史的生动再现。、

　　民族政权是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具有自然环境、经济、文化、军事、中原王朝国力的变化、外来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民族政权的性质因时代和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不同，并且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总的趋势是和中原王朝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由“独立政权”经“结盟政权”向“藩属政权”转化，在清王朝的“康乾盛世”时完成了整个的转化过程（马晓军，2003。敦煌当时可以说是区域的分叉口，也就是说以敦煌为轴，单民族、中原汉政权以及单民族之间彼此作为一个区域单位计量，围绕着敦煌达到区域间制度均衡。这个概念可能要受到部分学者们的质疑，甚至觉得我们滥用均衡概念，所以有必要界定什么是制度均衡。上海交通大学的汤蕴懿认为制度均衡应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所要求的理想均衡，即必须满足人道性、竞争性、公平性和和谐性四个条件的均衡；另一种是客观实践所导致的实际均衡；理想的制度均衡往往仅存在于理论之中，而现实中的制度均衡都是大量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我们的制度均衡则是指一个行政主权（或民族政权）领域之间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在国家（或政权）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倾斜不一样的情况下，逐渐向着一种优先实验的良性制度过度，或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或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最终达到制度设计、政策力度、行政地位等的平等，这在后发国家（或政权）表现得非常明显，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均衡，它的均衡过程及原因很像内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和艾尔伯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理论”。其实制度也存在着一种激励机制，刺激着对经济发展不太有利的或滞后的制度追赶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制度，敦煌周边单民族变迁史案例就是制度追赶向制度均衡过度的最好证明，当案例中区域民族发展程度逐渐趋于一致时，最终拉动整个国家（或民族政权）制度向着先进性制度靠拢，我们所说的制度均衡（仍然是相对均衡）也就达到了。

　　［1］汪泛舟.论敦煌文明的多民族贡献—兼及民族关系［J］.敦煌研究，1995（2）:185.

　　［2］刘建丽.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特色述论［J］.西域研究，2007（3）:13.

　　［3］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4］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21.

　　［5］马晓军.少数民族政权的产生和性质［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3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