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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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野与《南怀花》
——纪念碧野先生诞辰100周年

　　宋致新

一

1939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代。这一年中国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为数极少。根据刘高权先生所编《中外小说年谱》记载，1939年中国的长篇小说，仅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贺宜的《野玫瑰》、罗洪的《激流》和碧野的《南怀花》等四部。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作者于1938年至1939年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写成，1939年出版英文版，后来翻译到国内，如今已影响甚广；相比之下，贺宜的《野玫瑰》、罗洪的《激流》等，在国内抗战烽火硝烟中创作并出版，不仅困难得多，知名度也小得多。

　　至于碧野的长篇小说《南怀花》，至今尚未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版本的存在——即是说，《南怀花》仅保留了一个书目，还没人见过它成书后的“真容”。

　　但在碧野的自传中，长篇小说《南怀花》却是被反复提到的一个重要长篇。199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碧野文集》四卷本，卷末附有“碧野创作年表”中有：“1940年，25岁，写了长篇小说《南怀花》，短篇《灯笼哨》等。”由于是作者自报成果，长篇小说《南怀花》的书目被广泛收入各类《小说辞典》也就不足为奇。

　　于是疑问出现了：碧野写于1939年的长篇小说《南怀花》究竟写的是什么？为什么作者会对它念念不忘？而它为何至今无影无踪而仅仅保留一个书名？

　　首先让我们来看碧野本人的叙述。他在长篇自传《人生的花与果》中，记述了自己于1939年春来到洛阳，被聘为第一战区《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编辑后的经历。由于报社不坐班，碧野就住在洛阳西郊一个叫西下池的村里，除了每周到城内送两次副刊稿外，其余时间，便坐在窑洞前的一棵大树下，伏在一块大石头上潜心创作。

　　碧野在《阵中日报》的日子过得并不顺畅。不久，他因“年轻气盛”，“退过第一战区政治部少将秘书长的旧体诗，又不肯去给干训团政治处少将处长吴渤海的夫人生日拜寿”等原因而招致祸患，1939年冬，他被吴渤海非法逮捕，关入狱中。

　　碧野对《南怀花》的创作极其投入，虽身陷囹圄，仍不忘写作，他回忆说：

　　事隔半月，一天清早，忽然干训团政训处派来一个副官，告诉我处长找我谈话。我预感到吴渤海要逮捕我。我带上一支蘸水笔、一瓶墨水、长篇小说《南怀花》和一卷稿纸，就跟着副官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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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坐监狱，心中愤懑，但是一个流浪汉出身的人，什么艰难困苦的日子没有熬过？我虽然不习惯这种铁窗生活，但还能安静克制自己。黑夜，窗外的灯光映射到我的草铺上，有眼睛在监视我。作为一个作家，即使落难，也在执著地追求文学事业。白天，我坐在地铺上，以膝当桌，铺开稿纸写我的长篇小说《南怀花》的下半部。

　　碧野的这些回忆，把长篇小说《南怀花》上、下部的写作地点都谈得很清楚。即是说，长篇小说《南怀花》是他于1939年在《阵中日报》任编辑时写成的，无论是工作之余，还是被捕入狱，他都没有放弃对这部长篇的写作。

　　那么，这部倾注了作者巨大心血的长篇小说，后来去向如何？究竟出版没有？碧野回忆道：

　　隔年，我把稿子寄往香港给楼适夷，曾获得他回信评为“压卷之作”的嘉奖。（《碧野文集》第4卷“人生的花与果”，第232页、233页）

　　

　　青年碧野

　　楼适夷（1905—2001），左联成员，抗战时期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年在香港任《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和代理主编，碧野把《南怀花》的手稿寄给了楼适夷，然而，这部书究竟在香港出版了没有呢？碧野并不知道。因为在他投稿后不久，即1940年春，碧野得知国民党“劳动营”又把他列入黑名单，就决心逃离洛阳这个是非之地。他通过孔罗荪的弟弟、第一战区苏联军事顾问翻译孔柯嘉的关系，乘上了苏联军事专家柯留耶夫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的卡车，一路顺利，成功地逃到老河口第五战区去了。

　　一部耗费巨大精力、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小说，就这样不知所终，不能不令人扼腕而叹。

二

且不管长篇小说《南怀花》下落如何，我们再看看它究竟写了什么内容。

　　南怀花，望文生义，仿佛是一朵奇异的花，抑或是一个美丽的姑娘。但多年来，笔者通过对碧野的创作道路与抗战史联系起来考察，发现“南怀花”其实是指一个地名——“南怀化”村。这可不是普通的地名，而是抗战初期“忻口战役”的著名要塞——1937年10月，中国军队在山西对日作战的“忻口之役”，敌我双方反复激烈争夺的204高地，就在南怀化村。南怀花，蕴含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蕴含着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杀敌的故事。

　　为此，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段抗战史。

　　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华北、绥远，日军首领板垣征四郎沿着平绥铁路迅速占领山西北部，狂妄喊出“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为了保卫山西，保卫川陕大后方，在山西大地上，出现了八路军、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联合抗战、共赴国难的宏大场景。

　　忻口距山西省会太原仅90公里，是阻止日军攻取太原的最后防线。1937年10月中旬，忻口战役在这里打响。这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对日军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10万余人的代价，歼敌2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

　　战役从1937年10月13日打到11月2日，历时21天。当时国共两党已建立统一战线，忻口战役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朱德、卫立煌共同指挥，以阵地战配合游击战，共同抵御沿北同蒲路南下的日军。10月19日，八路军陈锡联团3营营长赵崇德带领全营战士潜入日军阳明堡机场，炸毁日机24架，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作战部队。

　　在忻口会战中，中日双方争夺最激烈的是忻口西北侧的南怀化（204高地）。1937年10月13日，日军主力在战车、飞机配合下，采取“中央突破法”，猛攻中国军队防线的中路——南怀化、红沟等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白刃搏斗，阵地多次失而复得。

　　由郑廷珍率领的独立第五旅，本是由卫立煌直接指挥、担任司令部的警卫任务的。10月15日，驻守南怀化的第9军第54师请求援助，卫立煌立即把独立第五旅的614、615两个团派到南怀化增援，让他们编入第9军，归郝梦龄指挥。

　　独立第五旅的防守阵地在南怀化东南小高地上，战斗异常惨烈，郑廷珍旅长亲临前沿指挥，不幸中弹牺牲。郝梦龄当即决定由614团团长李继程代理旅长，当日李继程亦阵亡，独立第五旅长又由615团团长高增级继任。

　　1937年10月16日，中国第9军军长郝梦龄在红沟西北高地督战时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第54师师长刘家麒不顾生死，抢救将军遗体，也壮烈殉国。

　　短短两天内，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代理旅长李继程、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麒等相继殉国。“官兵闻此噩耗，无不痛哭失声，大家一致表示，誓与将军报仇。”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继任独立第5旅旅长高增级改变了打法，以防为攻，确保阵地。他要求前沿阵地全面修筑工事，战壕连通。经过3天苦干，加固了工事，之后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从10月15日起，独立第5旅三换旅长，在忻口鏖战18个昼夜，直到11月2日，独立第五旅接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的消息，才经太原、交城等地撤到侯马。

　　在忻口战役中，独立第5旅共伤亡官兵1300多人。在守卫南怀化的阵地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见《正面战场·晋绥抗战》第71页、8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这就是忻口战役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1939年碧野创作长篇小说《南怀花》时，无疑是选取这一重大题材作为小说的内容。

　　年仅23岁的碧野，敢于以“南怀花”作为自己笔下的题材，体现出作者非凡的胆识，同时显示出这部长篇小说沉甸甸的分量！

　　好一部《南怀花》啊！

　　

　　忻口战役中殉国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

三

读者不禁会问，年轻的碧野在抗战中怎么会跑到山西的？《南怀花》的题材从何而来，究竟是作者听说的故事呢，还是他本人亲临战争现场？

　　

　　2004年秋碧野摄于家中

　　在此，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碧野抗战前的生平经历。

　　碧野（1916—2008），原名黄潮洋，广东潮州大埔县人，出身贫苦，自幼随父母四处漂泊。父母靠给人烧窑、挑担为生。他靠半工半读读完小学，在亲邻帮助下，上了当地最好的中学——金山中学。广东是革命发源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红军从江西南下打到潮州，碧野年少时就接触过“大刀上系着红绸的红军纠察队”，滋生了强烈的革命思想。1935年初，碧野在上高二时，因带头闹学潮，遭到学校当局的通缉，只身逃往北平。

　　碧野在北平流亡期间，与十几个同乡青年住在“潮州会馆”，他们奋发进取，互勉互励，经常到北平图书馆读书，到各大学旁听，并尝试文学创作。碧野以父亲为模特儿的处女作《窑工》，就是在谷牧任编辑的左联刊物《泡沫》上发表的。此后他参加了北方“左联”，结识了后来主编左联刊物《浪花》的中共地下党员魏伯。

　　魏伯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是首先敲响北大罢课校钟的人，碧野和“潮州会馆”的伙伴们，也组成“街头支队”，加入到游行的行列。1937年抗战爆发后，碧野随着平津流亡学生一起，奔赴抗日前线。在河北行唐，他参加了冀察游击队，写了《滹沱河夜战》，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1938年第1卷第3期）上，茅盾称赞说，“《滹沱河夜战》已经显示了作者的才能”。1937年12月下旬，碧野与黑丁、曾克等参加了181学兵队，在豫北一带奔走，不久豫北沦陷。

　　1938年，碧野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住在武昌“两湖学舍”中，奋笔疾书，把自己在冀南和豫北抗日前线收集的素材及时写出，一连出版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在北线》等三个报告文学集。茅盾对碧野的《北方的原野》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从前线带来的礼物，表现在这本书里的是血淋淋的斗争，作者是参加者之一。”

　　1938年10月，武汉即将失守，碧野为了继续留在抗日前线，不惜长途跋涉，从武汉到郑州，再到渑池，渡过黄河，来到晋南垣曲中条山前线，找到他在北平左联结识的朋友、正在卫立煌部队任宣传队长的魏伯。

　　当时，中条山被日军称为攻不破的“盲肠”，守卫中条山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抗战初期，他与共产党人保持友好关系，其机要秘书赵荣声，就是中共地下党员。魏伯是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成员，此时，任独立第5旅宣传队长。魏伯“一身戎装，矫健勇捷”，碧野跟着魏伯，经常一起骑着马到晋南前线体验战地生活。

　　碧野与魏伯合写过《五行山血曲》、《射击手》等小说，自己创作过《被凌辱了的十字架》、《儿童队员之死》、《黄河的奔流》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共同署名的《五行山血曲》（《文艺阵地》1938年第9期）是一曲激昂悲壮的战歌。“五行山”隐喻中条山，小说写从忻口退却下来的一支小分队，在经历失败、屈辱后，最后奋起与日军作殊死搏斗，以11人对300多个敌人，最后全体壮烈牺牲。1939年，《五行山血曲》被收入香港谊社主编的纪念抗战最初两年斗争的文学作品集《第二年》一书，其中收的都是当时抗战文学中最有影响的作品。

　　碧野是1938年秋到中条山的，而忻口战役发生在1937年秋，他是怎么了解到忻口战役的真实生活呢？原来，碧野当时在中条山密切接触的部队，正是独立第5旅，他们是从忻口血战中撤下来的，在南怀化战斗中殉国的第五旅的旅长郑廷珍、代任旅长李继程，都是他们的前任长官。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第五旅的将士永远不会忘怀。碧野从独五旅的战士那里听到了很多亲历者的讲述，加之本人也经历过战争，参加过战斗，于是生出创作《南怀花》，展现宏大历史画卷的雄心。

　　

　　1939年11月23日至24日《阵中日报·军人魂》发表碧野的《塞上》，副标题注明为“长篇的序曲”

　　1938年底，由于国共统一战线遭到破坏，魏伯通过中共地下党，准备以陕西秋林为跳板奔赴延安，他带着碧野，同乘一辆卡车准备到延安，到三原时碧野病倒了。魏伯安顿好碧野，继续北上延安，碧野在三原县一个老乡家住了3个月。大病初愈，他只好回到西安。不久他来到洛阳。洛阳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碧野通过报社的招聘，同时通过赵荣声的关系，被第一战区的军报——《阵中日报》录用为文艺副刊“军人魂”编辑。从1939年春到1940年春，他一直在洛阳编报，《南怀花》就是这段时期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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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当碧野60岁生日时，茅盾专门为他写来长诗《丹江行》表示祝贺，长诗概括了碧野的生平创作，其中有：“四十年前绿鬓郎，铅华小试便名扬。”“八方风雨寇氛急，祖国召呼赴战场。登车北上飘然去，三寸笔锥五尺枪。”对碧野深有了解并一直给予热情支持的茅盾先生，在诗中写出了碧野在抗战中勇赴战场，对抗战文学作出的杰出贡献。

四

碧野在晚年自传中说：“《南怀花》写的是国民党军队从抗日前线一路溃退，沿途奸淫掳掠的罪恶故事。我身居囹圄，更能体验到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这固然是《南怀花》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并非《南怀花》的全部内容。在国统区抗战成为禁区的时代，作家对自己过去的创作，或多或少会有选择性的遗忘。

　　笔者近年细读了碧野1939年至1940年所编的《阵中日报·军人魂》，发现碧野在文艺副刊“军人魂”上发表过《塞上》、《奖章》、《山村之夜》等三个与《南怀花》有关的短篇，另一篇《回归见亲娘》发表在《抗战文艺》上。若将这四个短篇组合在一起，可以大体看出出长篇小说《南怀花》的轮廓。

　　1939年11月23—24日，碧野在《阵中日报·军人魂》连载的短篇小说《塞上》，副题为“长篇的序曲”。作者以铺排浪漫的笔触，详细描写了南怀化村的地理位置，自然生态，风俗人情。他写道：

　　南怀花生长在这吕梁山脚，它带着塞上姑娘风尘中的娇羞，密密地缀生着杂色的灌木，绿色的林叶，像一幅轻纱，罩住了南怀花的脸孔。南怀花，在这荒凉的北塞上，不能不说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村庄。村的周围紧紧匝护着吕梁山的支脉云中山，每个突向蓝空的山峰，都像是一头狮，一只虎，静静地盯望着远方的荒野，像神话中的故事一样，护卫着这美丽的神女。

　　这一切，与接下来发生在这里的惊天动地的激烈鏖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接着说：

　　是东方的魔王，用它的血蹄跨过了海洋，它的乱毛丛生的鼻子，闻到了这中华母亲大地胸脯上的土香，它贪婪，它不顾一切，用它的腥臭而笨重的血蹄，踏遍了这块和平而温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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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逃避战争，年轻人携家带口地逃到了更深的深山——吕梁山，而恋家的老人，不愿离开故乡，便一一告别了亲人们，留在自己的故乡。

　　1939年12月15日，碧野又在《阵中日报·军人魂》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奖章》，这是《南怀花》的断片之二。

　　这时，忻口战役已经打响，南怀化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守护在南怀化的，是独立第五旅的战士们。碧野把南怀花比作“吕梁山的喉珠”，说“这喉珠如果被敌人夺去，那整条险峻的吕梁山将变成一条死蛇”。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开始了…

　　南怀化村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为了奖励保卫南怀花的战士们英勇杀敌，司令部颁布命令，制作一百枚金质“南怀花”奖章，奖励作战有功人员。

　　《奖章》详细描写了“南怀花奖章”奖章的模样：

　　奖章是五星形的，制造得异常精致。五个角尖，镌刻着五枝上了刺刀的枪，中央有三个字：“南怀花”，字迹有力而挺秀。那黄勉的河流是代表云中河，那重叠的山峦是代表云中山。总括的意思是“保卫南怀花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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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美丽的“南怀花”奖章，只有最勇敢的战士才能得到，而获得此项最高荣誉的战士，待抗战胜利后，可以享受周游全国各地，衣食住行由政府全包的待遇。这个奖励，使得战士倍受鼓舞，甚至做梦也梦见自己得了“南怀花”奖章。

　　据史料记载，在激烈争夺南怀化的浴血战斗中，前敌总指挥部确实发出通告，要为英勇杀敌的将士颁发奖章。（见《正面战场·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可见碧野所写的《奖章》，是以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

　　《南怀花》的第三个片段，是1939年12月28日、29日以“黄叶”为笔名，连载于《阵中日报·军人魂》上的《山村之夜》。在这里，碧野描写了驻扎在南怀化村中的一班战士，在激战前夜小憩的日常生活图景。

　　

　　1940年2月20日《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发表碧野《回归见亲娘》，副题为“长篇《南怀花》的小片段”

　　《山村之夜》中出现了蒙古战士海格青、河南农民“何二扁担”、广东青年“老猴”、知识青年“上士”等战士形象。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风俗习惯、文化程度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例如，广东的“老猴”爱吃鱼，而蒙古青年海格青根本不沾鱼腥，河南农民“何二扁担”乱唱京剧，引起大家哄笑，而海格青讲述的“姑娘追”的蒙古民族风俗，是汉族战士闻所未闻的；他们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住在贫穷的人家，睡觉仅垫一层薄薄的树叶，用炮弹壳烧鱼汤，用尿壶泡茶。——如今，许多经历过抗战的老乡回忆说，那时的战士有时等到饭熟了，拿起老乡家的尿盆就盛饭，一碗饭还没吃完，队伍就要开拔。这类似乎荒唐的日常小事，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

　　海格青是小说《南怀花》中的主人公之一，他来自蒙古，是乌里雅苏台城的勇猛骑士。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蒙古战士的形象呢？

　　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于1933年侵占了热河，并向华北与塞北逼近，不甘屈服的蒙古人民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在忻口战役中，参战部队除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八路军，晋绥军也是一支重要力量。晋绥军在忻口战役中先后投入60个团的兵力，共10万余人，撤出忻口后仅剩不足2.5万人（见《晋绥抗战·正面战场》）碧野在《南怀花》中塑造蒙古战士作为抗战英雄的形象，一方面，突出了蒙古人民对抗战的贡献，另一方面，蒙古辽阔的草原，旖旎的异域风情，和青年男女自由的爱情，为碧野的小说增添了绚丽多姿的浪漫色彩。这一创作特色，在他稍后创作的中篇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中得到更好的展现。

　　

　　1997年山西人民政府在忻口战役遗址上所建立的忻口抗战纪念墙

　　与《塞上》、《奖章》、《山村之夜》发表在《阵中日报·军人魂》不同，《南怀花》的第四个小片段《回归见亲娘》，发表于1940年2月20日发行的《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上，这篇作品的副题已注明为“长篇《南怀花》的小片段”。

　　《回归见亲娘》，从情节看，是继《山村之夜》之后的故事。它讲述了独立第五旅在高骠旅长率领下，由两个团——银花团和马风团，在战场上接应“反正”的千余名皇协军回归的故事。

　　抗战中的“皇协军”，是伪军的一种，它是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扶植的、与“皇军”协同作战的中国武装力量。皇协军的兵源，大部分来自沦陷区的贫苦农民，他们有的是被抓兵，被迫给日本人当炮灰的。皇协军的上层，不少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做事的，而底层的士兵，多是无奈的敷衍，不愿去打自己的同胞。

　　为防止皇协军哗变，日军只发给他们少量武器，“扫荡”时让他们在前面开路。这种尴尬的地位、屈辱的名声，使得皇协军中不少人心怀异志。争取他们“反正”，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据八路军战绩统计，抗战期间，伪军反正者有13万多人；国民党政府也有对反正伪军的优惠政策。在抗战史上，伪军有三次大哗变，向中国军队投诚。

　　《回归见亲娘》描写的正是中国军队接应“反正”皇协军时浩大而惨烈的场景。一边是接应皇协军的独立旅，紧张地准备战斗，一边是“策反”皇协军的纳兰，在约定时间突然出现在山边，挥动白旗，带着千余名“反正”皇协军向我方阵地奔袭而来。残暴的日军不仅用炮弹轰炸、骑兵追击，而且动用坦克，把落在后面的人们碾压成肉泥。小说写道：

　　纳兰在马上往上望了望，把手中的白旗左右摇摆了几下，就拍马往山凹那边飞奔了。后面的马队扑着大朵大朵的沙尘，也跟着往那边山凹追奔去了。

　　“快跑啊，到山凹那边去！”山上的弟兄一起叫跳着，因为后面的坦克车快追上来了。

　　人群在山底下的荒野上狂奔着，好像千万只蚂蚁朝右边的山凹聚集……

　　两轮有着红闪闪的日星章的巨大的怪兽般的坦克车，把落后的几十个人碾压碎了！然而这一些尸血还饱不了这两只贪婪怪兽，它们碾压着，咆哮着，加快地望山凹那边追去……

　　无论是宏观的战争场景，还是近距离的血肉相搏，在碧野笔下，都显得生动逼真，宛若目前。

　　以上四个《南怀花》的小片段，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其中情节始终围绕着忻口战役展开。若将这四个残片整合起来，读者可以大体感受到《南怀花》的磅礴气势，以及作者对战争文学的熟练驾驭。

　　值得注意的是，碧野注明为“长篇《南怀花》小片段”的《回归见亲娘》一文发表在1940年2月20日《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上，而当时在香港主编《抗战文艺》的正是楼适夷。《抗战文艺》仅以一个刊物的篇幅，并不足以发表《南怀花》整部长篇。莫非楼适夷所说的“压卷之作”，仅指《回归见亲娘》这一个短篇？——由于重重历史尘埃的湮没，碧野的长篇小说《南怀花》是否出版，在哪里出版，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谜。

五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国统区抗战的文学题材成为禁区，这也影响了碧野在世时对《南怀花》作进一步追寻和说明。如今，当人们站在历史高度时，对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2014年，国务院所公布的80处国家级抗战遗址中，忻口战役的遗址位列其中；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的名录中，忻口战役中牺牲的郝梦龄、郑廷珍等也赫然在目。1997年，由民间发起、山西地方人民政府在忻口战役遗址上修建了忻口抗战纪念墙。在纪念墙背后的碑文《忻口抗战记》，特别记有：“我全体将士誓以血肉筑长城，连战连捷，屡挫敌锐。尤以204高地（即南怀化）战斗最为惨烈，一昼夜间敌我互易阵地达13次之多。”

　　碧野的长篇小说《南怀花》，是中国现代作家唯一的一部反映忻口战役的作品。虽然《南怀花》从整体上已不存在了，但集合起它散落在世间的残片，仍呈现出洪钟大吕般的艺术美感，即使它是残缺的，也能使人感受到“残缺美”。它仿佛一个沧桑老人，曾亲临历史现场，向人们娓娓讲述自己年轻时代亲见亲闻的波澜壮阔的战争故事，活画出一群有血有肉、性格各异的勇士形象。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如今，随着抗战史料不断被发掘，被关注，《南怀花》的残篇也应得到文学和史学界的重视。它填补了抗战文学的一段空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宋致新，女，1949年5月生于河南开封，1953年随父母迁往武汉定居。＂老三届＂高中生。当过知青、教师、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至退休。研究员。著有《文学论稿》《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袁枚的思想与人生》等书。2005年编著《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2012年此书修订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