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波

　　?

　　光明之子与质朴之诗
——谈余秀华兼论其近年诗作

　　刘波

一

即便是在持续升温的光环笼罩下，余秀华现在依旧从容地守护着她的诗神，且在笔耕不辍中探索进入诗歌内部更幽深的门径，这对于她来说，似乎是一次挑战，也是一种考验。余秀华何以能抵挡诸多诱惑，继续这“灵魂的事业”？可能还在于她之前长久的积累，她仍然需要释放，需要将体内的疼痛、焦虑与不安，通过诗歌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带给我们一种有冲击力的倾诉美学。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余秀华诗歌中的情绪，一方面能激活她语言的灵动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道精神的深渊。她的诗歌在那股情绪的推动下，能够获得异样的美感，就像她所言，“我喜欢这毫无理由的荒芜/我喜欢这荒芜里毫无节制的美”（《不可共享》），这虽然有些夸张，但它至少是入心的、切己的。余秀华诗歌里这种奔突的情绪，是由长久压抑的疼痛所带来的，它成为了诱发其写作的一条导火索。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来理解余秀华，可能比单纯地从语言角度进入她的作品，要有效得多。当然，我们读其诗，并非完全就是为了“有效”，她的诗歌所提供给我们的，除了如今少见的那种语言修行的美德，还有她如何将自己个体的苦痛对应上这个时代的荒诞。尤其是她以情绪带动想象力的解放，并在时空交错中寻找契合自己情感出口的方式，这种创造的自觉，不仅体现在行动力上，更渗透在精神与思想的高处。当我们带着一些先入为主之见从外部进入到余秀华的诗歌时，开始或许会被她貌似放纵的情绪带着走，被动地领略她的诗艺，然而，一旦我们沉下来克制自己的好奇，在平和中去体验余秀华的悲苦与怜悯时，可能就会明白她何以这样写，她何以不断地去触及那道人性的防线。这种换位思考，是我们重新理解余秀华的关键。

　　不管我们是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还是以一个旁观者或同情者的角色看待余秀华，包括她的人生历程与诗歌创作，首先面对的就是她如何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作为一个现象级诗人，她可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但风景的色彩毕竟是外在的，因为她不是模特，不是影视明星，也不是供人观瞻的摆件，而是以作品进入我们的视野，并以此来打动我们。写让人感动的诗，对于余秀华来说，现在好像并不难，而难处在于她内心的自我警惕。我曾经在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始终觉得余秀华在面对扑天盖地的赞美与关注时异常清醒，只有清醒才是她持续写作的动力，而且也只有清醒地面对自我，她才会想到如何去突破自己。对于一个在聚光灯下的诗人来说，必须要克制内心的冲动，才可抵制来自外界源源不断的礼赞和诱惑，否则，表象的强大也只能暴露出更内在的虚弱。

　　我相信，余秀华有她内心强大的一面，但这种强大不是源于她刻意的伪装，而是她的真诚、质朴与自信。在她不少的谈话中，我们能够发现，她的从容不迫，她的口若悬河，在于她纯粹，不端着，能够一针见血地道出那些伪善、虚假和道貌岸然，这是因为她总能敏锐地抓住事物的本质。在他人不敢表白的地方，她种下了异端的种子，“我发现我和世人雷同的一生，毫无新意”（《我这一生》）。因此，她要求自己改变，至少以诗的方式改变，她做到了。质朴和真诚造就了她直言的性格，同时也重塑了她诗歌某种原生态的力量，不仅有活力，而且还富有野性。那些大胆言说的爱，那些直言不讳的情意表达，那些直面自我的孤绝之声，都能通过其性格脾气投射在文字上。余秀华诗歌给人信任之处，也许就在于她的坦诚相见与开诚布公。她想的很清楚，知道这样去写，方可流露真感情，同时也显出真性情，而不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当她撕开了覆盖在诗歌写作上那层神秘的面纱，接下来所浮现的，就是一个相对纯粹的世界，她只能以相对纯粹的方式去呼应那些没有被污染的语言之源。于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创造的奇迹就产生了：她以那样一些出其不意的句子，为当下诗歌在异质混成上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它可能不是什么新的美学，但那种独特的吟唱格调，确实展现出了另一种诗的灿烂。

二

余秀华的语言像一道闪电，迅速地越过俗世的边界，直抵诗意的根本。她在自己的诗歌写作中，以身体与灵魂碰撞的形式，敲开了神秘的语言之门，进驻了她的诗歌王国。这一过程甚至是无法复制的，那些感触和经验，可能只对于她本人的写作有效，一旦放在他人身上，就很难形成一种独创性与生动感。

　　在余秀华的新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新星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中，我可能仍然偏向于读那些质朴之诗，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对接了诗的疯狂，于是，那些痛楚、呻吟和呐喊，才被以更加尖锐的方式还原出来了。她足够敏感，又足够锐利，这些都能让她在瞬间抓住可以入诗的信息，像眼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想，皆成为了她诗性创造的源泉。“父亲用锄头抠出一个窝，我丢下两颗花生/窝儿不深/我很想把自己丢进去/我想知道如今的我会不会被风一撩/也去发芽//一颗花生不经意碎在手心了/我被一句哭喊惊得乱了步伐/谁在红纱帐里枯坐了一个冬天/爱情敲了一下门/你一个惊喜，就粉身碎骨//它跳了一下，落在窝外了/红得如一句没有说完的诺言/天那么蓝/老天，你在种我的时候/是不是也漫不经心”（《点种》），种花生的细节，在余秀华笔下，也属于诗意的一部分。她由花生种子联想到自己的生世，这种转换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并不值得重视，然而，在余秀华这里，所有不经意间发生的事，都成为了被她捕捉的对象。有了现实之物作为参照，其精神上的发声才会显得真挚、透彻，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

　　——这些都与余秀华本身所拥有的气质相关：她以一种残缺去包容另一种残缺，同时，也以一种残缺去对抗另一种残缺，就在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她逐渐学会去降服自己，去接受他者。这也是我在余秀华的诗歌中经常读到一种撕裂感的原因，她在不断的语言翻转中试图靠近诗的根本，但那仍然掩饰不住内在的惊心动魄，就像她在诗中所言，“死亡是一枚沉重而干净的果实/我们吃下去，医治太多活着的病症”（《在秋天》）。爱情、命运与死亡，终究会聚合在一起，可当它们分散于人生各个阶段时，是生命延长了这身处其中的张力。诗人如此去挖掘暗藏在这人生内部的魅性，又何尝不是一种向死而生的态度？自己都这样了，还有多少意外之喜可让人找到人生的安慰？“像一种犯罪/这尘世上的许多人被我爱过/那些含满雨水的春天/炙烤在一次次复燃的火焰上/我不知向谁要一条路/自己已经遍种荆棘/我这个走路不稳的人/最终，身体一歪/失手焚烧了自己”（《我羞于提及，又忍不住》），对于余秀华来说，这不仅是在写诗，其实她也在通过诗的方式寻找精神的出口，去找到在面对困苦与挫折时的另一条人生通道。

　　在她的诗歌中，余秀华对自己的认知是足够清醒的，她希望自己敢爱敢恨，但又无法做到游刃有余，如此不公平的情感现实，让她将痛苦都化作了一次次和自己作纸上交流的机遇。人生有时就是如此吊诡，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她终究还是在人生的另一个界面上重新拼凑起了一张精神地图。“沉默就够了/如果一定要一句誓言，我想说：/我爱上了这伤痕累累的人世和我们被掠夺的部分”（《可是我爱你》），人世有磨难，谁也无法完全规避，或许余秀华早已接受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否则，她也不会如今天这样依然以残缺之身爱着“这个残缺的世界”。这难道是出于被迫或无奈？还是因俗世之牵挂而不得不活？带着这样一些追问，我们再来理解余秀华和她的写作，也可能会有另一番不同于惯常经验的人生逻辑。如果说余秀华是一个异数，那么，她这样的异数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我曾说过，她是一个文学上的励志典型，但并不可复制。不是因为身份角色，也不是因为主观意识，而是她本身所有的一种诗性气质，决定了她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其他诗人的路径。她的写作虽然有过长久的积累与铺垫，但她是以非常规的方式为我们所关注和接受的，也就是说，她的传播方式不具有可共享性。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能成为余秀华，她仅仅只是一个个案，这也是她具有唯一性的原因所在。唯其特别，她可以在内部自我更新，从而也就拒绝了外部强加于她的某种普遍性，细腻的情感也相应地成了她在现实秩序里沟通美学与道德的中介。而爱情对于她来说，似乎每靠近一步，就会受伤一次，甚至是伤痕累累。在那些痛心的时刻，泪水是难以解决困苦的，抚慰受伤之心的，唯有诗，只有在诗歌中，余秀华才能真正找回完整的自我。

　　即使有一些欢快的声音，但我从余秀华的诗歌中所领略到的，还是那些悲剧意识，那些痛苦的想法，那些渴求爱的欲望之声。“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但是我从未放逐过自己”（《给你》），我甚至觉得，这是余秀华所认可的一种希望，当绝望与希望同在，撕裂与美好对她来说，就不过是诗的一体两面罢了。她既在大道上前行，也在歧路中沉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诗人的超越性空间。

三

其实，在新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中，我读到了太多的渴望，太多的不满足，还有太多深深的眷念，同时，我也读到了一些抱怨，一些负疚，一些愧对于世的羞耻之言，这些都可能源于一种孤独的情绪。“这些年，我怀抱苦楚如同怀了一条蛇/而现在我终于决定放它出来/哪怕它回头/咬死我”（《悼亚地》），这样的内心对话，又何尝不是余秀华近来心境最真实的写照呢？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余秀华写的每一首诗，都可能是一场人生告白。有时她是在与他人对话，更多时候，她是在与自我较量，其较量的结果，就是在诗中不同的情绪所造就的不同诗意。她有太多的爱需要表白，“这一次，我真的挣脱了，自由地爱你/可是我依然不敢靠近你/你看，我多爱惜自己：我怕一靠近/我就是灰烬”（《你在水面下看到的是我的脸》），这应该是余秀华多数时候的生活状态，想大胆地爱，可又不敢爱，这种矛盾的心绪裹挟着她，纠缠着她，有时甚至让她无法自拔。为此，我能理解她何以道出“爱你，让我重临深渊”之言，那是一种受到打击之后又愿意去冒险的决绝，这是诗人必须要走出的一步，即便屡屡受伤，也在所不惜。然而，冒险出击的结果，终究还是回到内心，寻求词语的安慰。“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她能返回到人生的源头，去思考那些既定或相对的苦难与幸福，只有这时，她才会从现世的艰辛中解脱出来，力图去找到平衡与活着的理由。

　　平衡并不是要刻意去寻求和谐之音，在余秀华看来，这也是要顺其自然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有人喜欢把自己看成导演，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我一直尽力配合命运，演好自己的这个丑角，哭笑尽兴。该活着的时候活着，该死的时候去死，没有顾忌。”我相信，这是余秀华的真心之言，无须更多修饰，她去掉伪装之后，裸呈了一个本真的自我。“只是现在，命运的错位里，聚光灯打在了我身上，我能如何？我本来就是这个角色，本真即为表演。”在这人生如戏的现实里，她所有的行为可能都是表演，而表演又无不暗含着梦境。当然，我们也不必将余秀华的诗歌当作呓语，她还是有自己的理性思索，只是这理性被更多人看成了智慧，而在她自己的生活历程里，那不过是命运给她的一种馈赠和补偿。现在看来，余秀华所发出的声音里，有着不同于一般小诗的格调，至少，她是敞开的，不像那些封闭自己的诗人，只是在内部循环中渴求一种他者的认同，而究其根本，自我认同可能才是持续写作的动力。

　　在这方面，余秀华是自信的，她那些呐喊式的狂野，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出自那样一具身体，但我们又确信那是她所为所言，这种反差正是我们认识这个复杂灵魂的两难。生命的无常让她走了一条不同于常规之路，然而，在人生的中途，又旁逸斜出这样一片阔大的空间，她可以在其中尽情地舞蹈。光环于她不是压力，相反，我倒觉得是她继续前行的动力，她在认同中获得了一把解开人生枷锁的钥匙，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幸运。也只有在这一点上，余秀华所有的疯狂、幻想与现实交织的状态才是成立的，这些内心的声音投射在文字上，也让她在冥想中完成了创造的使命：她将个体的生活经验、丰富的想象力与神经质般的语言融合在了一起，为自己的写作赋予了某种充沛的创造性品质。这些丰富、低沉、忧郁的灵魂之语，虽不免有世俗的意味，但它让诗人处于持续探索的状态，在抱负、理想与深深的不满足之中充当着一个自我反叛者的角色。

四

尽管诗人在不遗余力地反抗着世俗的平庸，但她又不得不面对平淡的生活，这才是余秀华卑微又不甘心的原因。她非常渴望爱的降临，然而，她又一次次遭遇突入其来的转折，就像她经常在诗的开头，直接以转折开始她的倾诉：“但是，一定有人听见我说的/一定有星光窥探过我的绽开：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个春天”（《告白，或一个脑瘫者的自言自语》）；“而月光醒着，月光里两个地名/醒着”（《他睡了》）；“但，还是不能把光明交出来，如同不能把爱/放进幸福/那些在阳光里扑腾的小火苗，本身就是熄灭”（《在阳光下点一支蜡烛》）；“可是天亮我不会出嫁/可是天亮我等不到你一句话”（《月光淡淡照我梳妆》）……这些转折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折，是否也暗示着她在人生选择和美学处理上渴望变化的一种心理？我们能隐约在她的语言中洞察到某种不及物的理想，她打破了功利的面向，而建构了自己新的精神维度。这一切可能都是源于内心的爱，无论这种爱是过去残留下的，还是她在人生的途中不断叠加的，她都义无反顾地去靠近它，去拥抱它，去消化它。

　　我现在也不知道余秀华究竟写了多少关于爱的诗歌，或许她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归结到爱的主题上，它们是肉体之爱，精神之爱，亲情之爱，友情之爱，还有更多幻想中的爱情。任何人也无法阻止诗人去自由地爱，也只有爱，才会是她在现实中去拓展情感边界的途径；在爱里，她方可与这个时代新的生活相遇。她或许爱得片面，爱得偏颇，爱得伤心欲绝，更多时候，她却爱得无能为力。“爱是一场远方独自的焚烧，是用灰烬重塑的自我/是疼到毁灭之时的一声喊叫/是喊叫之后永恒的沉寂”（《辨认》），爱的两难之境，也莫不如此。这就是一种失望之爱，甚至是绝望之爱。这样，我明白了她何以在诗中道出了爱的宿命之感：“我吃饭，但是我永远饥饿，但是我不停地吃饭/我不停地说话，却无时无刻不在孤独着/我爱，却看不到爱/我活着，却分分秒秒死亡着……”（《在一棵梧桐树下避雨》）面对人生的悖论，但还不得不去承受，这承受所带来的压力，正是她写作的内在驱动，它促使诗人在放下的同时，也捡拾起人生零散的那些片断，并由此构成他关于诗的救赎哲学。

　　在新诗集里，余秀华写了太多的爱，这是她人生的一部分，甚至也成为了她命运中不可回避的精神依靠。“这样的落日里/我是多么容易想到爱情，想到许多年来/你给出的只言片语（《这样的黄昏》）”，那些与美有关的时间、环境、氛围等，都是爱情的发源地，可不管多么高大上的爱，都敌不过最日常的寄托与暖意，“我要和你在无常的人世里庸俗地相爱/对坐饮茶，相拥而眠”（《下午的兰花持续在开》），这可能才是诗人希望落实的爱，它虽然平淡，但真实，有迹可循，不飘渺，不虚浮，就那么自然地如花般绽放。即便有那么多想象中的情感，可这些并没有动摇她内在的信念，她对爱依旧那么专注，那么不舍，“那些跋涉过的昨天微不足道/明天靠近爱情，更靠近棕黄色的绝望”（《雪声》），处处可见爱情，也时时碰到绝望，爱情与绝望成了难以割舍的需要，这就是诗人书写的沉重之体现。

　　当然，相比于爱情始终带着虚幻的浪漫，可能更多人愿意倾听她诚实的内心告白，“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活到父母需要我挽扶/活到儿子娶一个女孩回家//生活一无是处，爱情一无是处/婚姻无药可救，身体有药难救/在一千次该死的宿命里/我死抓住一次活着的机会/在这唯一的机会里/我唱歌，转动我的舞步//我的脸消失在黑夜/天亮我又扯起笑容的旗帜/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候，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她将自己当作了一个生活的镜像，并置于最卑微、最不堪的境地，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活法，恰恰给余秀华带来了某种“光明”。只有低到了泥土中，她才更透彻地认识自己。她不用像那些端着姿态、高高在上的诗人那样卸下自己的伪装，仅以本真的姿态就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唯一的好处，不虚伪。”如同她对待自己的名字，足够敏感，却又不得不认同，“在横店村，我具有狗的属性/对横店的方言顺从，对自己名字抵抗……”（《——“余秀华”》）这是一场语言的博弈，也是思想的较量，然而，这观念上的艰冰，最后还是被爱与善意所融化，创造也就在此刻被重新接续和拓展。

　　我一直还记得余秀华曾经说过“诗歌无用”的话，而能认识到“诗歌一无是处”的诗人，想必不会太过于功利。她貌似暗藏一颗黑暗之心，其实，她是一个“光明之子”，不管面对多么耀眼的光环，她还是会去领受那种诗歌所带来的“失败”人生。就像她有一首诗名为《悲伤无法成诗》，写母亲在医院的生活感受，就是这样一首不起眼的小诗，可能真正让她回归了人世的温暖，那些身外之事，那些浮华名利，可能都不如亲情所带来的现世安稳。余秀华的方向在哪里？我们也许很难预见。只是，她在自我挣扎中依旧散发着活力，可在想象力突围之后，她又何去何从？诗歌成就了多年坚守的她，而她也在与我们分享诗的秘密。她与诗之间的互动，还在继续发酵，或许也如我们所期望的，她最终会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诗学。

　　（见本期“签约评论家谈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