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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理论视域下《红楼梦》人名隐喻的翻译
晏开维
【摘 要】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角度阐述隐喻翻译的策略及其方法,并且以霍译本为例探讨了《红楼梦》中人名隐喻的翻译方法。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关联理论对翻译现象以及翻译实践具有很好的阐释力,对人名隐喻的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关联理论 《红楼梦》 人名 隐喻
一、关联理论视域下的翻译活动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语用学理论范畴。1986 年,学者Dan Sperber 和Deirdre Wilson提出了关联理论。在其著作《关联:交际与认知》中, 从Grice合作原则的关联准则入手,基于认知语言学,提出了关联理论,引发了语言学界的强烈反响。德国学者Gutt在其博士论文《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将语用学的关联原则与认知心理学普遍原理结合,将关联理论的核心观点移植到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从认知语用学角度对翻译加以研究(李占喜,2007:66—68)。该理论刷新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将翻译视为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相关的对源语(语内或语际)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的动态认知过程,是涉及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方的互动过程和两轮交际活动。这一过程既需要译者充分利用自己认知语境中已有的各种信息知识,努力挖掘记忆中的“图式”,从原文形式到内容等各个层面推导出隐于明示信息后的深层意义,找到原文信息与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继而获得最佳语境效果,又要根据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做出假设,对译文进行最佳关联性的取舍,为译语读者营造出一个具有最佳关联性的语境,将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传递给译文读者,同时又要在意美、形美和音美方面做到和谐统一,最终使译语读者获得的语境效果能与源语读者最大限度地契合或趋同。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寻求最佳关联的过程。译者应“时时以‘寻求最佳关联’作为翻译的指导”(Gutt,2004),努力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牵线搭桥”,使原文作者的信息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以实现最佳关联。关联翻译理论认为效度和信度是衡量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所谓效度指的是译文效果,即译文传递原文作者意图的程度及对目的语读者产生语境效果的程度,而信度则是指译文在语义内容、形式及风格方面与原文的趋同程度。正如交际成功的标准是产生交际效果一样,作为交际行为的翻译活动,其成功的标准也应是译文的效度。在保证效度的前提下求其信度,尽量契合和忠实于原作。对这二者的追求并不冲突,某种程度上说,效度与信度是相辅相成、和谐共振的。
二、隐喻在《红楼梦》人名中的运用
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当成一种语言修辞现象,自Richards开始,隐喻被认为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而到了Lakoff 和 Johnson的时代,隐喻更被明确地认为是人类的认知活动,被定义为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众所周知,《红楼梦》作为中华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又堪称世界文学之林的一株奇葩。作品场面恢宏,涉及的作品人物及相关典故人物数不胜数,单就浩瀚的人物阵容就使得《红楼梦》的人名翻译成为一种挑战。而且曹雪芹给《红楼梦》人物命名的思路大致有三条:(1)隐名于音,顾音思意;(2)寓意于名,顾名思义;(3)整齐排列,自成一套。(周维,陈水平,2009)因此在翻译人名时不能无视作者的这些安排和考虑,而掌握这三条亦对欣赏和比较译本中的人名隐喻翻译具有纲举目张的效果。如贾府中丫头奴仆的取名。曹雪芹在命名的时候巧妙采用隐喻,四位小姐的大丫头被分别命名为抱琴、司棋、侍书、入画,暗寓琴棋书画,这样既衬托了主人大家闺秀的身份又隐射其不凡的文化修养,琴棋书画的排列顺序暗示长幼排行,真是作用匪浅。实际上,曹雪芹对作品的许多人物的命名都深思熟虑,寓意深远,以谐音的方式将小说中人物的品行命运暗寓其中,暗示人物命运的如霍启(祸起)、英莲(应怜)、娇杏(侥幸)、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等,暗示人物品行的如贾政(假正经)、贾化(假话)、卜世人(不是人)等等,因此翻译时对隐喻人名的处理既是一项挑战,也是译者不得不面临的“甜蜜的负担”。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和认知过程,我们不仅应关注文化语境,同时也要关注文学语境。“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名是人名隐喻,除具有称谓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主题的文学功能。”(王友琴,2009)。只关注文化语境,忽略文学语境,势必造成文学作品及文学翻译的误读、误解与误导,作品中单个人名的翻译实际上是在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作品人物、主题双重关照下的行为,涉及文化及文学两个方面。换言之,“人名的翻译受到普遍的文化语境制约,更受到特定的文学语境制约。”(肖家燕,2007)
三、霍译《红楼梦》人名隐喻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中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把一种文化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等,用比较直接的方式翻译出来,引起另一种文化的惊异,并由此影响另一种文化;要么转化为另一种文化容易接受的语言与表达形式,使其成为其他文化的一部分。这两种方法通常被冠以 “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英美等国的主流翻译观,多采用的是意译,对原文多采用非常保守的同化手段,使译文符合本土的习惯和政治需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些译文中被掩盖或抹杀,文化的陌生感在其中被淡化处理,究其实这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但是在实际翻译中,我们不能笼统的说异化就一定比归化的翻译方法好,在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牵线搭桥”时,单纯的“归化”和“异化”翻译都必然会使译文读者获得的语境效果大打折扣,只有做到两者的和谐统一,灵活处理,才能使原文作者的信息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最大限度的吻合,以实现最佳关联。《红楼梦》作为一幅宏伟绮丽的长篇画卷,每个人物的取名都有作者独到的匠心和深意,并且自成体系,鉴于人名隐喻与整部文学作品的主旨密切相关,人名的翻译应以意译法为优先策略,这样才能使译文读者在阅读时能最大限度的契合和接近原文读者的反应和语境效果,实现最佳的关联推定。
霍克斯作为来自英国的汉学家,也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充分考虑到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认知环境,人名的翻译以意译法为优先策略并同时利用音译法、改写法、补偿法、加尾注等方式,通过二次明示推理过程,调整语言文化的相应表达方式,使译文读者能够结合自己的认知语境,用较少的认知努力就能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实现最佳关联推定,从而可以轻松地欣赏文章。
(一)主要人物姓名的英译
主要人物,即贾府中的主子或对故事发展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对于这些人物姓名的英译,霍克斯主要采取的是音译法,即用汉语拼音译出。译者的考虑是把《红楼梦》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并传递给目标语读者,让目的语读者了解这样的人物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角色,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然后再通过进一步的阅读与领会来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品行趣味。这样的翻译策略有助于在目标语读者心目中树立书中主要人物的形象,所以要比单纯地直译要好得多。吴世昌是著名的汉学家和红学家,素以研究红学著称于世,也是霍克斯一生的挚友。吴曾经发现有人把黛玉直译为“Black Jade”(黑色的玉),加以严厉的批评,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创作深受其影响,其主要人名翻译多采用音译跟吴世昌也不无关联。
《红楼梦》中的人物名除了具有指称意义外,含有深刻的语用意义,或昭示人物故事的命运结局,或暗示人物品行性格特征等等。霍克斯对这些主要人名进行音译,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一些文化信息,人名就仅仅停留在指称意义上。虽说霍克斯在每卷(译作共五卷)的末尾对该卷的出场人物做了一些梳理,除了称谓外加上了更多的解释,如关于贾宝玉: JIA BAO-YU incarnation of the Stone; the eldest surviving son of Jia Zheng and Lady Wang of Rong-guo House.(Hawkes, 1973, Volume I, p536)目的语读者可能会对贾宝玉多一些了解,却始终不能洞悉原作者喻“假宝玉”于“贾宝玉”的良苦用心。对贾雨村和甄士隐的正文翻译和卷后注释也是一样,只介绍了各自的身份信息,把曹雪芹想要通过“真事隐,假语存”的手段来记录自己人生经历的这种创作动机抹杀掉了。笔者认为,既然已经在卷末用注释进行每个人物的身份介绍,何妨再在每个人物“首次出场”时用几句脚注,把人名中蕴含的深意清楚的阐释出来呢?只有了解人名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译语读者才会获得跟原文读者差不多的语境效果,更加领会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虽然这其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但比起获得的文学体验和语境效果,任何一个真正的“红楼迷”也会认为这是值得的。那样的话,西方读者更会对《红楼梦》这部宏伟巨著的话中有音、意在言外顶礼膜拜了。
(二)辅助性人物姓名的英译
曹雪芹对人物的刻画堪称一绝,《红楼梦》中出现的人物成百上千,不同的人物拥有不同的个性。作者通过谐音为人物命名,即隐名于音,顾音思义,以此暗示该人物对于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或是其命运走向。如:甄士隐的仆人霍启,弄丢了甄英莲,让甄家招致不幸,谐音为“祸起”,名字的隐喻含义由此可见一斑。由于辅助性人物众多,为了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人的性格特征及命运走向,更好的传达原作者的交际信息意图,霍氏在处理这类人名时大多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如将霍启译作Calamity,含义为灾祸,这样的翻译,让目的语读者对人物特征一目了然,有助于读者对于故事情节发展的理解,但是问题是这不太符合社会认知语境,每个父母在给孩子取名时都十分忌讳灾难和痛苦,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谁会把Calamity(灾难)这个名字安在自己孩子身上呢?即使是主子给奴仆取名,也会体现出主人的地位、性情、品行和意愿等。于此,西方读者只能把这理解为霍克斯为了方便他们理解原著、减少推理努力所做的善意之举罢了。另外还有甄士隐的丫鬟、贾雨村的妻子娇杏,谐音“侥幸”,根据人物命运,霍氏将其译作Lucky,符合故事发展需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把这类人名隐喻做明晰化处理,译文读者所获得的语境效果和文学体验便会大打折扣。隐喻所要传达的弱暗含义及其“诗学效果”就会被抹杀。当然,霍克斯对于这类人物人名的翻译也没有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方式,对于有些同样含隐喻的人名,直接对其进行音译。通常这类人物要么地位相对较高,要么在原著中出场的机会较多,因此给予了“主子”般的待遇。如甄士隐的独女英莲,谐音“应怜”,被霍启看护不当而被拐子拐走,后来阴差阳错进了贾府成为了香菱,英莲因其特殊地位被音译为Ying-lian;贾政身边的詹光、程日兴,分别谐音“沾光”、“乘日兴”,二人没有大才,一味的趋炎附势,见风使舵,靠奉承逢迎得到好处,音译为Zhan Guang,Cheng Ri-xing;秦钟谐音“情种”,译为Qin Zhong;冯渊谐音“逢冤”(冤枉的死去),译为Feng Yuan。笔者认为,对这些人名的处理应该跟之前的主要人物名一样,在卷后的注释里应把原文的谐音意思道出,这样更便于西方读者把握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品行嗜好,获得跟汉语读者类似的语境效果和文学体验。另外,《红楼梦》中人物的命名有时也有讽刺的意味。这主要是指有一些人并非人如其名,其人名含有反语讥讽的意思,比如王熙凤派给尤二姐的丫鬟“善姐”,不仅不听使唤,而且虐待尤二姐。霍译中顺势将其译为Mercy,延续了原作的讽刺意味,译文读者获得的语境效果丝毫不逊于原文读者,堪称绝译。
(三)奴仆名字的英译
霍对于贾府大部分奴仆的人名翻译,主要从归化角度出发采取意译。这些奴仆主要是指荣宁二府的丫鬟仆役小厮等,如袭人、鸳鸯等。丫鬟奴仆人名的意译可使目标语读者透过人名了解他们的性格特征以及原作者的取名用意。如:贾府四姊妹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大丫鬟分别命名为抱琴、司琪、侍书、入画,刚好组成“琴棋书画”,暗喻主人作为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抱琴翻译为Lutany,源于拉丁语Lutana,意为诗琴,司棋翻译成Chess,含义为国际象棋;侍书翻译为Scribe,含义为文书,入画翻译成Picture, 含义为图画。素云翻译为Candida,来自拉丁语,含义为诚实,坦率;碧月译作Casta,来自拉丁语,含义为清廉,纯洁;金钏译作Golden,玉钏译作Silver,这是因为二人是姐妹,Golden 和Silver恰好构成对应;平儿是王熙凤的丫鬟,是性格极为强悍的王熙凤的得力助手,所以,霍氏将其译作Patience,寓意耐心;晴雯译为Skybright, 琥珀译为Amber,珍珠译为Pearl,彩霞译为Sunset,茗烟译作Tealeaf。众所周知,贾府中主子的贴身丫鬟、仆人不仅地位超群,而且性格特征鲜明,但若采取和其主子一样的翻译策略,会有喧宾夺主之嫌,增加目的语读者的推理努力和阅读负担。所以对于这类人名的翻译,意译法是最佳的翻译策略。霍克斯或从名字本身含义出发,如将雪雁译作Snowgoose;或从其象征意义出发,如袭人译为Aroma(芳香),寓意香气袭人;或从其性格特点出发,如鸳鸯译作Faithful, 一则鸳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对爱情忠贞不渝,二则鸳鸯其人在《红楼梦》中也对主人贾母忠心不二,所以对鸳鸯的人名翻译可谓传神。值得注意的是对紫鹃的翻译,她是林黛玉的贴身丫鬟,忠诚美丽而又洁身自爱。但杜鹃对应的英文是Cuckoo,在英语文化里带有贬义色彩,寓意“对丈夫不忠”,夜莺的歌唱被视为哀痛或挽歌,所以霍克斯采用改写的翻译策略,把其译作Nightingale。对于这些在《红楼梦》频繁出现的人物,霍克斯对于其人名翻译可谓煞费苦心,力求跨越目标语和源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努力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牵线搭桥”,把其中的文化信息尽可能多地传达给目标语读者。
四、结语
霍克斯在处理《红楼梦》中人名的翻译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多样的,并没有拘泥于约定俗成的某一固定模式,霍译版中对于隐喻人名的翻译符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很好地把人物的性格特征或结局命运展现给目标语读者,并且尽可能多地向目标语读者展示了《红楼梦》中的文化因素。从霍译版本在西方广受欢迎的情形来看,目的语读者识别了交际者(原文作者)的信息意图,在关联理论看来,这便是成功的交际。虽然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如对主要人名的翻译未能完全道出作者的良苦用心等,但这不足以动摇霍译本作为西方世界《红楼梦》最权威版本的崇高地位,霍克斯也因其为中国文化和文学传播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广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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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关联理论视域下的《红楼梦》隐喻翻译研究”(编号:15SB0094)。
作者简介:晏开维(1980-),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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