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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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蚕到死丝方尽
——纪念廖可兑先生诞辰100周年

　　■沈建青

　　廖可兑（1915-2001），湖北武昌人，中国著名的戏剧教育家、欧美戏剧专家，生前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奥尼尔戏剧研究中心主任，在古希腊悲剧、西欧戏剧和美国戏剧等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代表作《西欧戏剧史》（1981）纵横西欧两千多年，内容丰富，材料详实，填补了国内西方戏剧史研究的空白，是一部影响久远的经典著作，时至今日，仍然是人文艺术学科及专业剧团的必读书籍。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廖先生晚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中外戏剧交流事业。为了推动奥尼尔戏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促进当代中国戏剧艺术的繁荣，他鞠躬尽瘁，付出了生命最后的光和热。廖先生已经离世多年，但他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执著与奉献精神一直活在人们心中。在廖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文重温他对中国的奥尼尔研究的杰出贡献，缅怀他对事业的执著精神，以及他高尚的情怀和人格魅力，表达对他深切怀念。

一

1985年，在专家和学者的支持下，廖先生在中央戏剧学院创立奥尼尔研究中心。从此，他把几乎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奥尼尔研究中心的工作。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每一两年就会举办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奥尼尔戏剧研讨会。自1987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奥尼尔戏剧研讨会，至2001年他病逝前，他在全国各地共筹划召开了九届奥尼尔戏剧专题研讨会，会议期间还多次上演了奥尼尔的剧作或根据奥尼尔的作品改编的中国戏剧。作为中国当代的欧美戏剧研究开拓者、奥尼尔研究带头人，他把全国奥尼尔戏剧的研究学者、戏剧表演者以及作家和艺术家凝聚在一起，把每一次研讨会都开得有声有色。为了更好地交流研究成果，他还先后主编了五部《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在国内外学界和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了这些研讨会和论文集，这位可敬可佩的老人锲而不舍地奔波操劳，有时甚至“孤军奋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承受了许许多多的委屈和无奈。从筹措会议经费、选择会议地点到组织召开会议，从论文的约稿和汇总、编辑和校对，到撰写前言和后记，到联系出版、支付稿费、邮寄样书等等，他任劳任怨，默默奉献。“许多学者都见证了廖先生晚年不顾年迈体衰，四处奔走，八方求援，为奥尼尔研究的持续发展殚精竭虑的形象。” 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忙于召开研讨会、编辑论文集、筹划下一届研讨会。“这在我国奥尼尔研究历史上是应该永远铭记的一笔。”

　　2000年9月，为了办好第九届奥尼尔研讨会，85岁高龄的廖先生不辞辛苦，专程前往郑州。回到北京后，他一直伏案工作，认真审阅每一篇稿件并作必要的修改。家人发现他身体越来越消瘦，劝他去医院看病，他却不肯放下正在编辑的论文集。

　　2001年2月，他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手开始发抖，无法握住笔，他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去医院看病。医院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已经多发性转移，病情日益恶化——此时，可能没人比他更深切地体会到奥尼尔晚年因疾病缠身而无法写作的那种痛苦；或许也没人比他更理解古希腊戏剧专家、翻译家罗念生（1904-1990）先生因癌症晚期无法完成《伊利亚特》全部译文时的那种遗憾——因为在对事业的执著方面，他与他们息息相通，一脉相承。

　　病重期间，廖先生仍然惦念着奥尼尔研究事业的未来，惦念着即将在山东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奥尼尔研讨会；他牵挂着成立奥尼尔研究会的事，牵挂着奥尼尔研究的未来发展。为了奥尼尔研究事业，他忘我工作，耗尽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廖先生拖着病体，刚刚编完第五部《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就去世了，可以说他是‘累死’在奥尼尔戏剧研究‘岗位’上的。”

　　

　　《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

　　临终前，这位一生执著于欧美戏剧研究事业的老人念念不忘已经撰写过半的书稿《二十世纪西欧名剧分析》 ——由于忙于奥尼尔研讨会和论文集，他没能顾上完成自己的这部书稿；他是多么希望医生能延缓死神的脚步，让他有时间完成剩余的部分！假如还有更多时间，他还想完成那部酝酿多年的《美国戏剧史》！令人痛惜的是，他未能如愿。2001年3月23日，他离开了人世，带着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带着对未来奥尼尔研究的牵挂……

二

廖先生对奥尼尔戏剧研究的执著，实际上是他一生所热爱的欧美戏剧研究事业的延续，也是他终其一生的爱国情怀的延续。

　　廖先生对戏剧艺术的兴趣始于青年时代。与无数在抗战烽火中成长起来的爱国青年一样，他对祖国充满了拳拳赤子之心。1947年，他远渡重洋，赴美留学，专修欧美戏剧，力图从西方文学艺术中寻找有益于祖国发展的东西；1950年，为了报效祖国，他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作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他和同期回国的留学人员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从他们回国的行程路线到回国后的接待工作，周恩来总理对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周到的安排；那年的国庆节，他们作为特邀嘉宾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目睹了新中国第一次激动人心的大阅兵仪式，更加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光荣，对此，廖先生一直铭记不忘——廖心文在谈到这段回国经历对父亲的深刻影响时说：“这段往事珍藏在父亲心中一辈子，直到他去世前在病床上才讲给我们听。父亲的讲述让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能够始终坚守最初的选择，不管后来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坚持下来，为新中国培养欧美戏剧人才奋斗一辈子。”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戏剧教育和研究生涯，廖先生始终保持着这种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培养中国的戏剧人才、推动中国戏剧艺术繁荣为己任，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文革”中，他历经坎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农场劳动；用十年时间撰写而成的书稿《西洋戏剧史》（包含西欧戏剧历史和美国戏剧历史两个部分）也遭到批判和封杀，迟迟不能出版。但是，他始终坚守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坚守着对欧美戏剧研究事业的追求。“文革”结束后，他与时间赛跑，笔耕不断。除了发表一系列关于欧美戏剧的学术文章，他补充和修订了《西洋戏剧史》的西欧部分，1981年出版了《西欧戏剧史》。他惦记着原书稿中的美国戏剧部分，计划再用五年时间完成一部《美国戏剧史》。

　　随着研究的深入，廖先生越来越关注美国戏剧，尤其是被誉为“美国现代戏剧之父”的奥尼尔及其戏剧。他先后于1982年和1985年，主编了两部《美国戏剧论辑》；自奥尼尔研究中心成立后，他更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奥尼尔戏剧研究中。除了在全国各地筹办和召开奥尼尔学术会议、开展中美戏剧交流活动并且主编了五部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他还先后发表了“论《毛猿》”（1986）、“论奥尼尔的《马可·百万》”（1987）、“ 一次盛大的国际学术会议和戏剧节”（1988）、“ 访美归来”（1994）、“论《大神布朗》”（1995）、“论《月照不幸人》”（1997）等一系列重要文章；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尤金·奥尼尔剧作研究》。这些著述，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是外国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廖先生与奥尼尔戏剧的情缘，离不开他对奥尼尔社会责任感的认同，也离不开他对奥尼尔艺术成就和精神力量的钦佩。他在论文集的前言中说道：“我们研究奥尼尔，首先应该学习他毕生追求戏剧艺术的执著精神。正因为具有这种精神，他才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戏剧创作成就，从而使美国戏剧摆脱了长期落后的状态，并一跃而赢得它的国际地位。” 他号召大家在研究中学习奥尼尔对事业的执著精神，并且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始终将个人的事业追求与祖国的发展紧紧相连。在学生眼里，“为了中国的奥尼尔研究事业，先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在同行心目中，“廖先生始终如一地做着三件事：不倦地教学生、伏案写作、参与组织和主持全国性奥尼尔研究活动。概括来说就是一件事：为在中国开拓欧美戏剧的研究而鞠躬尽瘁”。 廖先生为推动奥尼尔研究和中国戏剧的发展，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和责任感。

三

廖先生的去世，对于中国的欧美戏剧研究事业尤其是奥尼尔戏剧研究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于年轻一代的奥尼尔学者和戏剧艺术工作者而言，更是如此——他们从此失去了一位敬爱的良师益友。

　　廖先生不仅学问渊博、治学严谨，而且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为人宽厚慈爱，富有人格魅力，对许多年轻学者和艺术工作者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著名导演艾辛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廖先生对她的影响时，讲述了一件难忘的往事：1988年，她陪同廖先生到南京出席奥尼尔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廖先生去他的一个博士生家中看望。路上，在商店买礼物时，他因为掏钱的速度慢了一点，遭到售货员的粗鲁对待。艾辛对售货员十分气愤，廖先生却劝道：“天气这么热，她站在这里售货很辛苦，很心烦，我们就不要计较了。” 廖先生为人师表，令人感动也令人深受教育。

　　廖先生为人宽容和善，对青年学者和艺术工作者更是爱护。他热忱地为晚辈求学、晋升写推荐信，不辞辛苦地为学生评阅毕业论文、出席论文答辩，亲笔回复每一封青年学子的来信，认真修改寄给他的每一篇稿件，从不吝惜自己宝贵的时间。他理解年轻人奋斗过程的重重困难，总是给予慷慨无私地支持、帮助和提携。他的博士生、著名学者刘明厚曾感慨地说：“他特别懂得尊重人、关心人、体贴人，这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对此，许多晚辈都感同身受，深受感染。

　　像当年许多年轻学者一样，笔者是通过奥尼尔戏剧认识廖先生的。1993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奥尼尔研讨会上，笔者第一次见到廖先生。后来。笔者在北京求学，多次见到廖先生并得到他的亲切关心。在收集资料、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更是得到廖先生的许多帮助和支持。1998年，他在百忙之中，为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评阅，给予论文极其宝贵的肯定和鼓励。记得有一次去看望廖先生，离开时天色已晚，他担心笔者的安全，特意委托家人把笔者送到车站；记得送审毕业论文时，他担心楼门上锁后笔者进不去，特意提前在楼下等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如此厚待晚辈学子，令人终生难忘！

　　笔者永远不会忘记最后一次见到廖先生时的情景。那是2000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笔者到廖先生家送论文。他看上去消瘦了许多、苍老了许多。当时，他刚忙完第九届全国奥尼尔学术研讨会，正在忙于编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第五辑。笔者劝他多休息，他说：“手头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呢。”2001年4月初，笔者打电话问候他，不料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他那带有湖北特色的声音，而是他已经离世的噩耗……

　　廖先生刚刚编完《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第五辑就倒下了。每次看到这部论文集，笔者就仿佛看到廖先生拖着病体伏案编辑论文集的身影、听到他那亲切而熟悉的话语。在撰写本文过程中，笔者多次捧起他赠送的著作、他主编的论文集、他的亲笔回信，通过字里行间，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研究事业的执著和对晚辈的关爱。

　　可以告慰廖先生的是，在他身后，许多人都在深切地怀念着他；他已成为后辈学习的榜样和推动奥尼尔研究薪火相传的力量。

　　廖先生去世后，许多学者和艺术工作者不约而同地在文章和著作中，追忆廖先生诸多感人事迹，高度赞扬廖先生对奥尼尔研究的突出贡献，表达了对廖先生的诚挚敬意和怀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廖先生走后，著名剧作家孟华先生为论文集补写了后记，并且承担起第五辑《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2001）的后期出版工作和邮寄样书等繁杂事务，而孟华先生根据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改编和创作而成的河南曲剧《榆树孤宅》，更是成功诠释了廖先生等老一代专家和学者在奥尼尔研究中所提倡的“洋为中用”、“本土化”的原则。与此同时，著名外国文学专家郭继德先生接过了奥尼尔研究事业的重任，带领中国的奥尼尔学者继续前行。如今，廖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戏剧事业人才辈出，廖先生所牵挂的奥尼尔研究更是后继有人。

　　廖先生的执著精神和高风亮节永存不朽！

　　沈建青，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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