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汉波

　　灯前谈笑人依旧（外一篇）

　　伊汉波

　　伊汉波，笔名伊人。现任黄冈日报《周末》主任、编辑、主任记者。1962年随父母从城里下放农村，经历过农民、军人、学生、工人及商人生活。九十年代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中间搁笔十来年，总计发表作品约八十万字左右。

　　

　　何大垸，蕲春县漕河镇所属的一个自然村。北依蕲河，南越一个垸村就是漕河县城。该村何姓居多，杂夹张、徐、周、吕、王姓等，伊姓只我一家，且属外来户。

　　我在何大垸生活了十五年，经历了童年、少年与青年初期，其中许多人和事让人感慨——

　　1962年，我举家从县城下放何大垸，借居在仅有三家住户的小土墩上的一户人家。住所后面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穿过竹林，是一条小河港，河水清澈见底。初来乍到，村里小孩不和我玩。为此，家中养了几只小白免。没事时，我就独自带着小白免在林中玩耍。聆听风吹竹叶响，惯看河水静静流。林中曲径，景致幽深，让我也有了喜好独处的一面。

　　高中时节，我体弱多病，但喜好看书。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是线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手抄本；那发黄的纸，浸着墨香，那凄美的诗句，让人心灵受到震撼；另一是线装枕中记、石头记，同样七字一句，尽管有很多看不懂，但读了就让人欲罢不能。其章法结构与语句措辞，对我后来的写作爱好，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为看书，我多次借病逃避上工，因而母亲常被生产队长训斥。我也屡出笑谈，故而常被村人讥讽。

　　有年腊月间，几个上高中的学生，利用星期天挑堤（现称吹沙），目的是疏通河道，稳固堤基。河中那浮起的一层层水泡沫，天未亮时，我以为是沙子，便纵身跳了下去。冷冰冰的水，很刺骨。我的衣服全被浸透。队长见了，冷冰冰也只一句：“把书带上烤火去！”

　　高中毕业，队长要我去学用牛犁地。我也觉新鲜。谁知，一鞭挥去，牛缓缓调转头，用眼瞪我，让我有些胆怯。再挥鞭，那牛竟180度大转身，猛地向前一冲，我猝不及防，铁犁片生生地从我脚背划了过去。血流了满地，队长用眼鄙弃我：“看你将来真的吃书去？”

　　如今这队长还健在，每每见到我，就友好地笑着说：“还见我的怪吗？”我回以淡淡一笑。

　　1974年，见有很多同学进厂当了亦工亦农的“农民工”，心里既羡慕又复杂，为求平衡，便写了一篇题为“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广播稿，县广播站播了。这在大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称我还真是一个读书的人。与我同名不同姓的团支书建议我任团支部副书记。期间，我看到一“五类份子”的子弟，也是我一小伙伴，表现不错，但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心怀恻隐，就介绍他加入团组织。有人说我不讲阶级立场。我说：“都是年轻人，表现好凭么事不能入团！？”这伙伴入团后，为乡亲们做了很多好事，人们都念他的好。他对我，至今还心存感激。

　　1975年，我在公社水利建设指挥部担任广播宣传员。一边写稿一边用土洋结合的普通话广播，引起很多人笑话，说这是：“河南的骡子做马叫。”公社书记听了，却大加赞赏，说带有乡音的普通话好，亲切。也由此，我的汉语拼音到现在还咬不准。书记姓余，我常念他的好。前几年还听说他在漕河县城挑担卖甘蔗。健在的话，也快90多岁了吧。

　　次年7月间，在蕲州牛皮坳大闸附近山上炸石时，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差点要了命的险情。那天，我兴致好，便跑到工地帮一伙伴扶钢钎。谁知，一哑炮突然炸响。我抬头望去，一块约40来斤重的石头正朝我头顶飞来。我不知所措。危急时刻，舞铁锤的伙伴下意思用手臂挡了一下。我没事，他的手臂却血流如注，肘骨外露。为感激他的救命之恩，我倾其所有送了他2块4角钱。多年后，一帮儿时朋友感叹：“不是人家挡一下，你恐怕命都没了。”一晃40多年了，我始终记得，救我的伙伴名叫何细友。

　　1976年底，一年一度的征兵活动开始了。村里第一批符合条件的十几个青年参加体检，被了剃光头，一个都不合格。得知这一情况，我和父亲，苦苦恳求大队干部让我参加体检，碰碰运气。

　　没想到，身体合格了！但大队干部们却一万个理由不让我去。说上年我哥被保送上学，下年我又要参军，在农村没这好的事。就我家情况，两个男孩，外出一个可以，但另一个必须留在队里干活。并说我家走后门，他们告到公社与县武装部，想把我撤下来。村里一些年长者也说，他不能去，去了就不会再回何大垸了。好在公社武装部挑担子，在全大队只一个指标的情况下，追加到四个指标，终于让我穿上了军装。

　　大队见实在拦不住，又提出了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每年扣除你家90个工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成人的全年劳动收入。我的老父亲二话未说：“扣吧，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让他去当兵！”看到我穿上了军装，村里不少人又说：“是城里人的命，谁能拦得住！”民兵连长也提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要求，要我送一个用子弹壳焊接的台灯座给他。这种台灯座在当时很流行。

　　没想到，我回地方工作多年后，原大队几个负责人为土地纠纷找到我，我通过关系较好地作了协调，达到几方都满意的效果。事后，他们都说：“以后村里有人能外出的，还是让外出为好。”前嫌冰释。可以说，任何人都是念旧的。

　　刚到部队不久，村团支书就帮我介绍对象。人情不能却。我便和女方有了书信往来。女方条件不错，人漂亮，其母是党员、大队干部，对此，我很满意。但不知什么原因，本可成就一段美好姻缘，却戛然而止。待十几年后，她请我吃饭时才获知，我每次去的信都被其母藏于墙壁缝隙之中，以致双方误会，各听天命了。再见时，物是人非。而今的她，已是县市人大代表，家产近亿万。说什么姻缘天定，但有时也是人为的。

　　何大垸的风水并不好。多少年来，全村没出一个处级官员，也没产生一个博士或者教授。我母亲去世时，我的一个县级领导朋友前去吊唁，乡亲们惊诧：何大垸第一次来了这么大一个官！但生活在这里的人，天生的不卑不亢。既不追名，也不逐官，我在媒体工作近三十年，也没一个人找我为其发表一篇文章或写一篇颂扬之作。受其影响，我多次回老家，也没去拜访过父母官。乡亲们恪守：你当你的官，我打我的砖。天广地大，世事轮回，该我有的自然有，不该我有的也不去强求，更不去计较那些恩怨情仇。一切都是那么淡然平和。

　　现在的何大垸，有很多好田好地被开发被利用，也建起了不少的别墅，商品意识也很浓厚。我家原居住的小土墩早已不知去向，小河港填平后建起了楼房。对此，有人担心，有人叹息。但大多数何大垸人想：田地减退，人员外流，物价飞涨……这也是一种新的自然现象。读了一些古书的何大垸人生就了这样一种自然现象观：“改变现有的面貌叫创新，再将创新后的面貌加以改变，亦叫创新。人类不就是在这种改变中前行的吗？”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切都顺从自然，随遇而安。

　　何大垸的人淳朴厚道讲情义。我回地方工作的第一年，去看望原大队书记。此时他已闲赋在家。看到我们，他一声长叹：“你们兄弟不错啊！”后来，在我父母先后去世时，他忙前跑后，不遗余力帮我家做事。我很有些过意不去，不说年纪那么大，他可毕竟曾是大队书记呀！他来黄州时，我简简单单地招待了一次，陪他喝了一点酒。他回到何大垸后，见人就说我的好。我很感动。后来我就想，人是会变的，人也不能太过计较过去的一切恩恩怨怨。遗憾的是，他因病去世时，我未能前去送他一程。每念及此，我便惆怅不已。

　　何大垸有名声，其中有两次叫得响。一是“文革”期间，当有人要进垸武斗时，村里百姓将四周的篱笆都通上电，将那些想冲进村武斗的人拦在村外。此举轰动全县，后来再也没人敢到何大垸惹事生非了。二是近年在此建造了一座庙宇。听说此庙香火旺、签卦灵。十里八村的乡邻多来此处烧纸求神，祈福还愿。甚至还有不少国家公职人员也前来求签问前程。其主持多年前还是小人物一个，据说在名山古刹修行了几天，领悟了禅意，回乡后就修造了这一庙宇。我疑惑的是，何大垸前因“文革”有名，后因神灵叫响，是人力所为，还是风水轮到了呢？

　　何大垸，还有我的几分自留地。我要留着，那儿给了我太多太多的记忆。

中秋思故人

明月似镜，往事如昨。中秋到了，更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在大西北结识的陈道瑞大姐及其一家人。

　　陈大姐原本南京人，因支边来到甘肃张掖地区西关农业机械厂，时任技术科科长。

　　1979年，全国风行军地两用人材培训。我所在部队的处长与大姐的老公赵工是同学，赵工时任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我在该厂先后学过焊工、车工、刨工、钣金工。该厂见我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与写作爱好，便借我进技术科学习新疆双铧犁设计、描图、绘图。就这样我被安排在陈大姐手下。

　　技术科原有四人，二男二女，加我五人。我作为一名战士进去干事，规规矩矩，眼不斜看，话不多说，又因性格温和，陈大姐及技术科所有同志对我都格外关照。

　　那时北方的生活十分艰苦，大多以粗杂粮为主，面粉极少，大米更是稀罕，让我这来自南方的人生活很不习惯。为此，每当陈大姐家吃大米饭，必要我去。尤其吃拉条子（类似现在的炸酱面），一定要我去打打牙祭。她家五口人，一个月面粉指标也很少。每逢我去，她总是让赵工单独为我做“拉条子”吃。而她总要炒上几道小菜，诸如山东大葱炒鸡蛋、肉沫、面酱，烩在一起作为炸酱面臊子。每当我吃时，她都让自己的三个孩子离开。老大叫赵静，女孩，老二叫赵虎，男孩，最小的女孩叫赵璇，十来岁。菜一炒好，赵静便翕动着鼻子对赵虎说：“斧子（即虎子），你看爸妈又拉拉条子伊福福吃。”北方把“叔叔”叫成“福福”，把“一毛钱”叫成“日毛钱”。这时小璇璇就上前去问她妈妈，能不能让她尝一下菜。回答是肯定不行的。那拉条子味道真是好，让我一生难忘，以致现在我还喜欢那种又粗又有嚼劲的拉面条。久而久之，小静与小虎常对爸妈提抗议，说爸妈老偏向伊叔叔。有时我也住在大姐家，一次，她发高烧，我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滚烫，就这样，她还坚持下地为我做饭。

　　技术科有位年纪与我相仿的女同事，名叫马兰，其父是该地区行署专员，其母是兰州市一家银行行长，均为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大姐见我尚无对象，便有意试探马兰对我印象如何。得知马兰对我非常有意时，便全力撮合。她与赵工及其他几位厂长商量，想将我留在该厂，并与部队首长及马兰之父商定，欲将我转往地方工作。后因家里执意要我回去，我结束了在大西北的工作及那段即将成熟的感情。

　　我本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又从农村到部队，那时的确想找一个吃商品粮的工作。陈大姐获知我的想法后，竭力从三方面为我想办法。一是让我留在该厂；二是让我参与西北食品罐头厂筹建工作；三是让她在江苏老家的弟弟想法，将我调往南京。由于在该厂断断续续呆了近四年，以致不少战友到现在还说我，根本没在部队呆几天。

　　西北气候，极为干燥，而我那时的身体又极为羸弱，尤其易患口腔溃疡，吃不能吃，喝不能喝，连说话都十分困难。陈大姐看了，心里十分难受。她家没大米时，便向人借，用上好的大米，再将红枣剥皮去核熬粥让我吃，以补身体。那份细心，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很多战友看后，都感慨我怎么就碰上了这么好的人。并经常借故来看我，有的甚至还借机与我住在大姐家。

　　1983年，我赴兰州军区防化教导大队及西北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我上呼吸道上火，严重溃疡。在军区门诊部涂抹几次碘甘油，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愈严重。最后被送到兰州军区总医院检查，被诊断是恶性肉芽肿，即咽喉癌。同病房四人，一人白血病，一人胃癌，一人鼻窦癌，我是“咽喉癌”。进院才三天，患白血病的病友就死在手术台上，年仅十八岁。而按部队有关规定，特殊病人院方要留二个与外界的联系方式，一是所在部队，一是至亲的人。我二话没说，留下了陈大姐的联系方式。而家里，我一直没有谈及这件事。

　　住院一个多月，病情不见好转，医院也准备放弃治疗。不料会诊时，一小护士随口说了一句，用四环素试试吧，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谁知，就是这四环素，竟让我的病情疾速好转。刚有起色，陈大姐便委托在兰州工作的朋友前来探望，并为我熬了一罐稀饭。那是我病情好转后，第一次能咽的稀饭。下病危通知期间，我总在想，陈大姐一家对我这么好，我还没来得及报答，就一命呜呼，实有不甘。后来陈大姐说，你好就行了，不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

　　1985年，我从野战部队调回黄冈军分区。离别时，陈大姐亲手为我做拉条子。全家人没一个动筷子，全家人就那么看着我吃。大姐说：“多吃点，以后就很难做拉条你吃了。”赵工说：“回去后多联系啊。”几个孩子左一个“福福”，右一个“福福”，叫得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了出来。我不知道，此去经年，多少年后才能见面。

　　我回黄冈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书信往来。不过，陈大姐一家对我调回黄冈一直不看好，认为我留在西北作为可能更大些。尤其得知当时我所处的环境不是很理想时，更是希望我能回到张掖，与他们在一起工作，并作好了各方面的准备。事后从西北来看我的战友也多次证实了这一点。虽然如此，她还是在信中对我说，把日子过好就行了。万一有难处，可以去西北，也可以去南京工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些文章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大姐得知后，很高兴。经常在不同的报刊杂志里找我的文章，向工友们推介，说我写的文章很好看。

　　几年后，全国厂矿企业实行体制改革，陈大姐所在的张掖西关农机厂也在其中。不知是因为改制，抑或其他原因，陈大姐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说是社会形势有些变了，你要多保重之类的话，就再没消息。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想她及她家人时，我就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一看心里就有种被撞击的感觉。

　　前几年，有陕西的战友来看我，说很多战友想找陈大姐。战友们以为我一定有陈大姐的联系方式。其实，很多年了，我一直没得到她任何信息，心里很难受。我的一位连首长调回陕西，后任省军区副司令，我向其打听陈大姐，他只是听说在延安，后我又从延安媒体打听，也无消息。如今已有三十年了，我与陈大姐不曾再谋面。

　　现在，我也快退休了。每逢闲暇，就无端地想起这一家人，想起陈大姐。家人曾多次劝我，实在不行，就去央视《等着我》栏目求助。想来陈大姐现在也七十有五了，身体怎么样？儿女怎么样？三十年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一直让我牵挂不已。做人讲良心，处事重情义。月满中秋，我再一次对家人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再见一次陈大姐。不为其他，只为这三十年的念想，从未停息。

　　窗外，月明如洗。陈大姐，您知道我在想念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