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平

　　最是寻常菜花黄

　　张永平

　　

　　张永平，男，汉族，湖北沙洋县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集、小说集、散文集多部。

　　春天来了，油菜花儿开了。

　　油菜花是在不经意间开的，是悄无声息地开的。先是三朵两朵点缀在刚刚泛绿的田间地头，后是排山倒海般的一夜之间就把大地染成了金黄。在阳光的照耀下她洁净透明，在春风的吹拂中她风姿绰约，宛如成千上万的花仙子来到人间，给人们传送着春的信息。

　　可是，人们并没有把她当作花去欣赏、去赞美。在花的世界里，梅花如红云，桃花似粉黛；玉兰高雅，牡丹富贵；荷花出污泥而一尘不染，桂花无姿色却香飘万里……千枝万朵，各展风姿，争奇斗艳，常引得众多文人墨客赞不绝口、作文赋诗，留下了许许多多吟诵至今的千古佳句。然而，油菜花仿佛被人们遗忘了似的，诗里画里总是找不到她的影子，她黙黙地承受着这种冷漠，却以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年复一年地开着，给田野以生机，给大地以色彩。

　　每当看见油菜花的时候，不知怎的我总会想起我的外婆来，那是一个与世无争、勤劳而朴实的女人，是一位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辅育儿女而不知索取的女人。她虽然不是随着油菜花开的日子来到人间的，但她却是在油菜花开的季节离开了我们。家人把她葬在一片油菜田的旁边，那茁壮的油菜花就像她的身影总在我的眼前飘动，让我觉得她仍然活着，活得轻松，活得快乐。

　　外婆出生在二十世纪初，十六岁时嫁到了外公家。二、三十年代，外公家算得上是富甲一方的殷实之家，舅舅出生以后，外公丟下了一家老小报考了黄埔军校，后又在南京谋事，日本人侵占荆城后他回到家乡在龙泉书院教书。他的行踪和在外面做什么事从不告诉外婆，外婆也不过问，直到有一天，外公在茶楼里说书，从龟山上下来一股土匪围了茶楼用机枪把外公的胸膛打成了马蜂窝。那时，外婆不知道外公到底是在为国民党办事还是在为共产党办事，她只是强忍着悲痛带着我幼小的舅舅和母亲将外公安葬在了祖坟里，直到解放后，枪杀外公的土匪被镇压时才说出当时是奉了命令去捉拿共产党，却又说杀死外公是误杀，因为外公的模样太像他们要抓的那个共产党员了。“文革”以后我们曾按照外公的生活轨道去调查过，但总是一无所获，因为外公全用的化名。这个谜直到外婆过世也没有解开，成为外婆心中永远的痛。

　　外公走后，一家的担子全压在了外婆的肩上，几十担田，犁田耙地，栽秧割谷，一年四季总在忙碌，直到舅舅娶了媳妇，外婆的劳动强度才减轻了一点。有人劝她把房产、田地出卖一些，可她不答应，她说这都是袁家祖上留下的家产，不能在她手里败了。解放后，贫协会要来划成分，房地不说，单就是主要农具如犁、耙、碓子、磨子、水车、风车和水牛等一应具全这一项就可以划上富农，多亏贫协主席是亲戚，他出面找常租种外婆田的一个人作证，说外婆前几年就将几担田和几间房子给了他，而且种地从没向外婆交过租，这样才把外婆家的成分划成了上中农。

　　条件虽然艰苦，但外婆对儿女的教育看得很重，总是用节省下来的钱供舅舅和母亲上学读书。舅舅在城里读书，解放军打进县城的时候，他随在国民党军当团长的表舅爷一家逃往沙市，后被解放军包围，表舅爷率全团投诚，编入解放军序列，舅舅就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可他记挂着家里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经部队首长同意，他回到了家乡，当了公社学校的一名教师。

　　母亲说，她小时候常看外婆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个人忙了家里忙外面，她只能帮助放牛、割猪草。八岁那年，外婆把她送进私塾读书，学了几个月她只会背人之初性本善，可拿上书了她连倒正都分不清。解放后她上了公办小学，读到了小学毕业，也就凭着这点文化基础，母亲顺利地参加了工作，而且当上了单位上能写会算的会计，成了一个吃商品粮的人。

　　往后的日子，外婆家仍然过得比较艰难。家里的田都是冲田，正常的年景下也要用水车一层层地往上翻水。舅舅不在家，踏水车是女人无法胜任的活，但外婆和被请来的男劳力一起翻水，常常累得直不起腰来。那是统购统销的年代，外婆带着家人在地里没日没夜地劳作，收获的粮食还不够上交给队里。一遇上虫灾，有时是田间地头密密麻麻地爬满青虫，让你无从下脚，毛骨悚然。有时是遮天蔽日地飞来蝗虫，所到之处，庄稼被席卷一空，颗粒无收。就是这样交公粮的任务也不能打折扣，口粮种子都交了还不够，队里常派人来抄家。没有吃的，外婆就带头去挖野菜，和着麦皮煮了吃。外婆把麦皮磨了一遍又一遍，每磨一遍就用筛子筛一遍，筛出细的搅糊糊，剩下的再磨，几遍过后连糊糊也搅不粘了，清汤寡水的，母亲不愿吃，外婆就先喝，说日子会好的。

　　外婆心善好施，家里无论多么困难，乡邻亲友遇到难事她总会倾其所有给予帮助。外婆过世时，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拄了柺赶来为她送行，老人说他的命是外婆给的两个红薯救活的，后来还帮他找了媳妇成了家，如今是儿孙满堂，安享着天伦之乐。外婆挺坚强，生活的重担似乎压不垮她。母亲说很少看见外婆掉眼泪，只有一次外婆嚎啕大哭的样子让母亲一辈子也无法忘记。那时，外婆每年养蚕抽丝卖了补贴家用，母亲还小，但每天要去采蚕叶，无论是榨树叶还是桑树叶总是一篮一篮地往家里提。蚕结茧了，他们就用大锅烧水煮，锅旁立一架纺车，外婆用竹条在锅里搅，搅出丝头了就用纺车绕杷子，绕出一杷杷的就挂在房梁上，等着商贩来收。那一年，外婆端着木油灯去找东西，灯举高了燎燃了梁上的蚕丝，一季的收成就一下子化成了灰烬，外婆捶胸顿足，哭得十分伤心。母亲知道外婆是打算卖了蚕丝来付车水人的工钱的。

　　后来，舅舅成家生养了八个孩子，舅妈患有严重的内风湿病，几近瘫痪，生活的担子都落在了外婆的肩上。每到寒暑假，我们兄妺三人也来外婆家玩。我发现有些重活都是表姐、表哥们去做，扫地、放牛、打猪草等轻活又是表妹、表弟们的任务，我和哥哥、妹妹只是凭着兴趣去帮忙，遇到劳累的、危险的事外婆就阻止我们参加。偶尔杀只鸡、摸的鱼等一些好吃的东西总是留给我们。外婆把我们看得特别的娇贵，常说再苦也不能苦了我们兄妺三个。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参加工作了，拿工资了，我一定要给外婆买新衣服，买好吃的。

　　改革开放以后，日子开始慢慢地好起来。表姐、表妹们一个个地出嫁了，表哥和表弟都成了家，外婆就有了重孙，又有了玄孙，外婆也就老了，老得只能拄着拐杖坐在门前晒太阳，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太阳一般暖和的日子。每当看见五世同堂的几十号人在她面前晃动，她总会露出甜甜的笑容，虽然皱纹纵横，可一点也看不出曾经的许多辛苦和艰难。

　　外婆很少生病，那是忙碌和劳作为她带来的一副好身板，九十多岁了仍然是眼明耳聪，思路敏捷，只是腿脚无力，行走不便。那一年重孙结婚，她高兴地去喝喜酒，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折了盆骨，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就过世了，我和母亲去时，只见她静静地躺着，就像睡着了一样，老人们说这是寿终正寝，是白喜事。

　　外婆是在阴历二月初七走的，走时田野里开满了油菜花。我们送着外婆在花海里穿行，把外婆安葬在了油菜田旁的一片小松林里，在阵阵鞭炮声和哀乐声中，我才意识到一个女人静静地走了，走完了她平凡却又充实的一生，就像满山遍野的油菜花一样静静地开放又静静地凋谢了。

　　几年后我们去为外婆立碑，除了坟上的小草正在吐绿外，四周早已被怒放的油菜花染成金灿灿的色彩，几个不谙世事的玄孙在菜花地里追逐、嬉闹。这让我突然想起了南宋大诗人描写古人种植油菜和油菜花盛开时的美景的一首诗来，“篱落疏疏一经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外婆的身影掩没在了黄色的花海里，我再也见不到她的音容相貌了，但她留给了我们一种精神，那就是勤劳、善良和坚强。每当看见油菜花开，我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外婆并没有离开我们，她就是那风中摇曳的花朵，是那在花中飞舞的彩蝶，平平常常的，普普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