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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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诗语札记

　　■陈绍伟

　　孔子（前551—前479）的学术建树是多方面的。与孔子同期或之前——文学发展的初期，谈诗的文字记载少之又少。现被学者引用最多的是《尚书》中的一段话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14页）此语出自《尚书·舜典》。赵人毛苌传诗，存《毛诗序》（何人所作，目前尚无定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而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郭绍虞主编、王文生副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30页。其标点，现行各家版本有异）此语很可能是受《尚书》的话语启发而来的，可见其影响深远。遗憾的是，孔子之前的精辟诗语仅此一处而已。语录体诗语，到孔子才有了发展。

一

探讨孔子诗语，要有足够的可信的文本作依据。余认为这条件是具备的，我们的视野不妨开阔些：

　　（1）《论语》，是最重要的文本（现据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3版）。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辩命运论》注引傅子曰：“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言，谓之《论语》。”（中华书局1986年8月第 1版，第2348页）杨著附录的《论语词典》统计，全书用“诗”字14次。余统计，全书诗语至少有15次（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统计为18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9月第1版，第 11页＞。余把作为典故、成语使用者除外，下同）。书中的“子曰”是特指“孔子说”的。

　　（2）《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现据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3月第2版）。孔子是否编定《诗经》，历来有不同意见。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自此可得而述”（《史记》，岳麓书社2001 年9月第2版，第325页）。司马迁认为《诗经》是经孔子删诗和配乐而成的，并言原诗有三千多首。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认定孔子“订定所谓六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第69页）。毛庆耆、郭小湄著《中国文学通义》也认为孔子“删《诗》正乐”（岳麓书社2006年9月第1版，第701页）。冯友兰认为：“无论哪一经，孔子……甚至连编者也不是。”（《中国哲学简史》，2013年1月第1版，第40页）周振甫认同这观点，全面否定孔子“修诗说”（参阅《诗经译注》“引言”）。余认为孔子对《诗经》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推广、阐述《诗经》，而不是“删诗”（孔子本人没有此说，也没有可信的文献足以引证）。

　　（3）《孔子家语》，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汇集（现据杨朝明、宋立林著《孔子家语集解》，齐鲁书社2013年11月第1版）。此书至少收入孔子诗语51次。

　　（4）《大学》、《中庸》，是中国著名的儒家经典（原出自《礼记》，现据王文锦译注《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1版）。有传《大学》为曾子作。《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按：孔子的弟子）作《中庸》。”（同前版本第327页）“家语”在言谈中，几乎言必“子曰”、“诗云”（或直称篇名“《小雅》曰”、“《葛覃》曰”等等）。“大学篇第一”之“1.5”、“中庸编第二”之“2.39 ”，各引《诗经》分别有六七次。这类引《诗经》的诗语，在两书中至少有83次（由于版本不同，以上统计或许有异）。

　　此外，《礼记》、《孝经》、《史记》等典籍还有一些关于孔子的诗语，其中不少已在前述的著作中出现；另有一些典籍的记载较为琐碎，无从查考，故且勿论。

　　

　　《中国哲学简史》

二

孔子的诗语较深刻地阐述诗歌的文体特征。我国诗歌源远流长，在远古时期已出现诗歌的雏形。诗歌到了西周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乐的盛行，歌诗（还不是文字传播意义的“诗歌”）也相当活跃，并深受人们喜爱。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很长时间食肉也不知道味了，他或许还在回味迷人的乐章呢（“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同前版本第68—69页）。诗歌发展到此时，是需要一位智者为诗歌的文体特征定位的。孔子出现了，他或许经过深思熟虑，或许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有见地的话语。

　　在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中可见，他是把“文”与“诗”、“书”与“诗”分辨得很清晰的，已经有了诗歌文体的自觉意识。孔子在评价弟子时认为“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第十一》，同前版本第109页）——即熟悉古代文献的是子游、子夏。孔子在其他论述中，又鲜明地以“诗”相称。

　　孔子在谈诗时谈及乐，在谈乐时也论及诗；仿佛诗中有乐，乐中有诗。“子日：吾自卫反鲁（按：“反”通“返”），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第九》——同前版本第91 页）“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大学中庸·孔子闲居第十一》——同前版本第153页）既然诗要能唱，诗要有韵律感，要有音乐性。

　　孔子提倡诗歌要便用“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第七》——同前版本第 70 页）“雅言”：以周王朝京都地区的语音为标准的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孔子平时说的是鲁国的方言，读《诗》、《书》和赞礼时用雅语。我们据此可理解为写诗、读诗的语言，应是纯洁的，少用俗语。

　　综上所述，孔子把诗作为文学中的独立文体，注重诗歌的音乐性，语言的标准化，这不能不说是奠定了诗歌的理论基础。

三

“《诗》教”是孔子毕生的实践。

　　我们知道，《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诗》被朝廷正式奉为儒家的经典，于是有了尊称：《诗经》。孔子在《论语》等典藉中，所说的《诗》都是特指《诗经》，而不是泛指一般文学样式的诗。故余在引文时统一改加书名号：“《诗》”，以免引起读者的误解。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编第十六》——同前版本第176页）孔子认为不学习《诗》，连话也不会说。为什么？他接着告诉弟子学《诗》的作用：“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同前版本第183页）。“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篇第八》——同前版本第80页）读《诗》，可以培养想象力，提高观察力，有助于人际交往，可以使人精神振奋，等等。孔子还指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家语.问玉第三十六》——同前版本第411页）。可以说，学《诗》是修身立命的需要。因为“习于《诗》，能通其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同前版本第434页）。如果出现愚昧不明，那是“《诗》教”出现流弊：“则深于《诗》者也”（《大学中庸·经解篇第八》——同前版本第130页）孔子继而说：“不能《诗》，于礼缪。”（《大学中庸·仲尼燕居篇第十》——同前版本第147页）

　　孔子从正、反方面阐述“《诗》教”的重要性和作用，可谓苦口婆心。余的遗憾是孔子未对“《诗》教”的方法作出更具体的指导，不然后人得益更多。至于孔子为什么不作广义的“诗教”？因为当时虽然有其他的诗歌散篇流传（参阅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古逸》（中华书局2006年4月第2版），但毕竟未有诗集出现，我们就不好苛求古人了。今天，我们当应提倡广义的“诗教”。

四

孔子的“《诗》教”是以《诗经》为范本的，他孜孜不倦地讲解《诗经》。在上述几书的149次诗语中（或许还有疏漏），孔子引用《诗经》约135篇次。除了当时诗歌教材不多的客观原因外，孔子主要还是看重《诗经》的教化作用，他是把它作为经书看待的（后人也把它列为《四书五经》之一）。当然这过程，也促使人们认识《诗经》，有利它的传播。对后人而言，也提供可借鉴的史料。那怕是一家之言，都是可贵的。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第二》——同前版本第11页）这是孔子对《诗经》提纲挈领地评价。“思无邪”即思想纯正，不邪恶。所谓思想纯正，“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同前版本第325页）因此，孔子认为“《关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第三》——同前版本第30页），故值得吟诵了。要达到“五至”的境界，孔子告诉子夏：“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孔子家语·论礼第二十七》——同前版本第324页）。

　　在孔子的心目中，《诗经》仿佛是一部百科全书，遇到什么政事或人生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他对《诗经》也熟记在心，可随口而出为弟子解惑，寻求以《诗》为证。如果以为孔子只是读读而已，那就错了。学以致用才是他的准则：“诵《诗》三百，授之以致，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诗经·子路篇第十三》——同前版本第133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白学了。这体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也是对其“《诗》教”观念的又一表述。对一部诗集如此虔诚，实属罕见。

　　孔子已经是2494年前的历史人物，有历史局限性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把“《诗》教 ”的主要功能归纳为培养“温柔敦厚”的人，实属片面；对“《诗》教” 过分功利化，凡事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忽视诗歌的艺术熏陶作用等等，都有失偏颇（或许是他的弟子忽略未有记载）。《诗经》虽然是经典，但不应该把它作为桎梏。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去除孔子诗语中的不合理成份，吸取其精华。还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诗语开创了我国语录体诗话的先河。我国第一部诗话——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出现，已经是孔子逝世后约1500多年的事了。

　　补记：在2015年岁末撰写《孔子诗语札记》后,偶然得悉徐正英先生著《先唐文学与文学思想考论·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从论《孔子诗论》文中才知早有季旭昇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一）〉读本》（北京大学出版2009年1月第1版），可见鄙人实属孤陋寡闻！余不敢怠慢，立即设法买来此书拜读。此书有《〈孔子诗论〉译释》长文（郑玉姗撰写、季旭昇订改），介绍在1994年春发现的1200余支楚国竹简中，有“孔子诗论”29简，共约1006字。其中完整者仅1简，余简残缺者较多。原整理者马承源先生将简文内容分为四大类：一、属于序言性质者；二、具体论述《颂》、《雅》诗篇内容者；三、单支简上篇名只论及《国风》之诗篇者；四、单支简上《国风》、《大雅》，《国风》、《小雅》之篇名并存者。季先生《自序》云：“内容有不少是今本《诗经》旧说所未见的”。余认为虽然其诗论的核心观点与《论语》、《孔子家语》等所阐述的无异，但是“楚竹书”确是值得重视的。因它是用古文字书写的，一般刊物较难排版；评论其要义需用专论，非短文能胜任矣，故鄙文不再作补充。现记下此事，以供同好者进一步研究。

　　2016年1月16日于书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