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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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缺席的主角——杜琪峰黑帮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分析

　　刘成文

　　【摘 要】杜琪峰黑帮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建构，是充满黯淡色彩以及被边缘化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杜琪峰的黑帮电影中，基本上是呈现“父权制”的结构，并以此剥夺了女性的话语空间，呈现出边缘化的形象建构。

　　【关键词】女性 话语权 父权制 杜琪峰 黑帮电影

　　艺术来源于生活，往往又是超越和高于生活。电影是一门表现生活的艺术，电影中的世界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性再现。和现实世界一样，电影中的世界是完整的，是两性同时存在的，男性和女性的共存构成了完整的性别世界，在电影的拍摄中，这是保证艺术真实性的最低要求。但是在杜琪峰的电影中，所有女性的形象都是灰色的、黯淡的，或者是完全失语的。

一、悲惨的黯淡形象

在杜琪峰作品的早期，他对女性的描绘是清晰的。无论是从电影故事的结构，还是对剧情的推动，或者角色的分量，女性都是正面的，从画面上看，也是清晰的。《一个字头的诞生》中，李若彤饰演一个按摩女，处在香港社会的最底层，她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长期受到黑社会和高利贷的盘剥，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不得不忍受她内心所厌恶的一切，包括感情。和阿狗（刘青云饰演）在香港第一次相遇，她只是将他们和普通的古惑仔一样看待，她可怜自己，也可怜他们，因为从本质上来看，他们都是一类人，是香港社会中处于同处于社会最底层，是被边缘化的。在台湾，她和阿狗第二次相遇，这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阿狗成为她的爱人，所以阿狗要去砍人的时候，她极力阻止，甚至以离开阿狗来威胁。两段故事中，一个孤独、可怜，在生存的边缘苦苦挣扎，只有一丝虚无缥缈的爱情给她最后的支撑的瘦弱淡薄形象清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

　　但是这个形象是无力的，她的苦苦挣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脆弱的，终究是要被残酷的现实所淹没。最终李若彤所扮演的按摩女只能接受命运给她的安排，或者说，杜琪峰给她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命运。

二、父权制下的女性角色建构

正常健全的社会，都是两性之间共同发展的结果。任何一种性别的缺失，都会导致社会的变异。杜琪峰黑帮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深刻体现出了父权制社会结构下女性角色的缺失。

　　所谓的“父权制”，即男性垄断了社会话语权，通过男性的特征对女性进行统治，建构出“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秩序，以此来约束女性的行为和思想，并维护这种性别的不平等。在两性的实践上，体现在“父权”和“夫权”之中。

　　以杜琪峰的第一部歌舞片《文雀》为例，女主角林熙蕾是缺乏独立性的，她是黑帮老大的情妇，生活完全处于控制之下。她年轻漂亮，却毫无自由，她的自由程度，完全是由黑帮老大决定的。她渴望自由，但是却没有能力独自获得，不得不依托任达华所饰演的新生代小偷集团，由他们来帮助她获得自由。

　　第一，作为女性的角色地位是缺失的，林熙蕾所饰演的女主已经完全脱离了故事情节，最终浓缩为一个高度的抽象物。她没有名字，她的出现和消失，仅仅作为一个标志，象征着以任达华为首的新生代盗窃集团与老一代盗窃集团的冲突的到来；也是对传统黑道秩序即将被颠覆的标志。然而，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的，以任达华为代表的小偷集团没有能够获得胜利，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输在了经验上。年轻人更有活力，代表着新生力量和新生秩序对原有秩序的挑战，最后仍旧是固有的落后的秩序获得最终的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并不是轻松的，所凭借的不再是实力的体现，而是在经验上。

　　其二，女性的地位并不是自己争取的，无论是回归旧有的秩序，还是依附于年青一代所建立的新的秩序，女性都没有摆脱附庸的地位。她能够获得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取决于男性（旧秩序和新秩序），从本质上来看，作为女性的女主人公，获得从原有的性的压制下独立和自由的代价是重新陷入新的性别的压制，即用失去新自由作为代价获得旧自由。女性彻底沦为男性的战利品而被完全物化，本来应该是发声的主体失语了。这种失语，则是建立在“父权制”的关系之中。即使电影的背景是在充满现代气息的香港，这种“父权制”基础上对女性的忽略是清晰可见的。女性的话语空间被完全剥夺。在杜琪峰最为人欣赏的天才制作《枪火》中，大嫂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出现而已，而且是一个负面的符号，正是因为她的存在，兄弟之间的感情出现严重的危机，同时也令几个人不得不做出重大的抉择。大嫂是不被尊重的，也可以说，即使贵为大嫂，仍旧是女人，在父权制为基础的黑社会中，依旧是没有任何位置的，属于性的基础上被统治和压迫的对象。身为黑社会大哥的女人，她必须从社团、从大哥的利益上考虑，即使龙哥因为年龄的问题已经不再具有性能力，无法使她享受作为女人的真正生活，但是她不不得压抑自己的意识，遵从这种父权意识给她带来的迫害。她有了越轨的行为，最终等待她的，是毫不留情的死亡，甚至没有任何人为其死亡感到惋惜；相反，和她有越轨之举的阿信则能够在男性兄弟的庇护之下，避免死亡。兄弟之情远远盖过了男女之情。

　　杜琪峰的黑帮电影中，女性角色基本都是缺位的，要么缺乏个性，要么处于生活的边缘，要么作为符号化的抽象物而出现。这一切，无法显示出杜琪峰本人的黑帮电影女性角色在“父权制”下的形象建构方式。

　　作者简介：刘成文（1981-），湖北沙洋人，硕士学历，现为广东培正学院人文系广告学教研室专业教师、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