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种相对熟悉而又略感神秘的生物。日常夜晚误闯家门的迷糊蝠，传统瓷器造型中的艺术蝠，还有美国动漫《蝙蝠侠》中的侠客蝠，共同组成了“蝙蝠”多元而又浪漫化的形象。从汉语史角度审视“蝙蝠”这个形象的记录表达历程，发现既有语音的离散分合，又有语义的纠结关联，是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异的过程。经过诸多波折之后，“蝙蝠”一词才最终定型而被认可和广泛使用。在中外不同文化背景下，“蝙蝠”形象隐含着多元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究。
一、汉语史视角的“蝙”“蝠”用字源流与复音化
（1）贞，不蝠（福）十祖乙。（合九一四正）
（贞），祖乙曣不蝠（福）。
三例中“蝠”或带宾语，或被副词“不”修饰，应该不是名词，是动词或形容词。合一〇六一三正中还出现了两处“福”字，其中“福于祖乙”中的“福”显然为动词，为求福、祈福之意。依据文意，“蝠”与“福”用法相同，为降福或祈福之义，借“蝠”作“福”或只是为了避免用字重复，“盖谓叚蝠为福，犹叚羊为祥。”
战国文字系统中未发现“蝠”字。
《说文·虫部》：“蝙，蝙蝠也。从虫，扁声。”又：“蝠，蝙蝠，服翼也。从虫，畐声。”《说文》以收录单字为主，但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复音词，“蝙蝠”就是其中的一例。《说文》于“蝙”“蝠”二字后都指出其为“蝙蝠”，且于“蝠”字后以“服翼”作注。《尔雅·释鸟》：“蝙蝠，服翼。”《方言》卷八：“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或谓之飞鼠，或谓之老鼠，或谓之僊鼠；自关而西秦陇之间谓之蝙蝠；北燕谓之蟙?。”
可见，在先秦，记录昼伏夜出、唯一一类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的文字“蝠”已出现，只是未见用表本义的用例，但从其象形的构造理据来看，本义即指“蝙蝠”这种动物。至迟在秦代一统，“蝠”字走向了形声化，“蝙”字出现，且“蝙蝠”的复音化已经完成，而其复音化的路径也是在“蝠”的前面增加了一个形容其外形特征的“扁”，如：
（4）大如扁（蝙）蝠矢（屎）而干之。（关沮周家台秦简321）
后来受“蝠”字类化影响，添加“虫”旁而成“蝙”，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诸如服翼、飞鼠、僊鼠、蟙?、天鼠、挂鼠、天蝠、老鼠皮翼、燕别故、蜜符、岩老鼠等形式的方言复音词，都是据其外形或生活习性因义增添相应表义词素或音变造成的不同复音化书写形式。在这诸多异名当中，《说文》所收“服翼”的来源或较为特殊，一般认为是根据其形体特征而命名的一个方言复音词，但“服翼”在语音上与“蝠”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蝠”上古在帮纽职部，“服”上古在并纽职部，声纽都为唇音，韵部相同；“翼”上古在余纽职部，也与“蝠”为叠韵关系。再从音韵学家的拟音来看，王力先生拟“蝠”字上古音为［pi?k］，“服”字上古音为［bi?k］，“翼”字上古音为［?i?k］，可见“服”“翼”都与“蝠”的上古音非常相似，而“服”古音+“翼”古音≈“幅”古音，这就可以说，与其他汉语词汇复音化方式不同，复音词“服翼”或为单音词“蝠”声、韵分裂的结果，再加上兼顾“蝙蝠”的外形特性用以表义，最终就形成了“服翼”一词。
单音词“蝠”在复音化过程中，受语言环境影响而产生新的语音形式属于汉语词汇定型化之前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大多数新的形式在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如上举“蟙?”“服翼”等；而有些则在一定的方言地域中取得了较长时间的辉煌，如“飞鼠”“燕别故”等。
“蝙蝠”在定型后逐渐淘汰其他竞争者，最后成为通语中约定俗成的使用形式。然而，在它得到广泛应用后，“蝙”和“蝠”仍以单音词形式使用，只不过“蝙”的单用一般见于诗句当中，用于表达悲凉凄冷的意象，且使用频率远远低于“蝠”的单用，究其原因，或是为了避免单用“蝠”谐“福”之音而蕴含吉祥、喜庆的意义。如：
（5）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李商隐《正月崇让宅》）
（6）蝙飞画帐喧，鼠啮珠旒坠。（韩维《游汉高帝祠》）
而“蝠”单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如：
（7）凤凰一翥千里论，营营燕蝠争朝昏。（利登《用赵南塘赠黄希声韵呈南塘》）
（8）蝠之前身，原是鼠也。（磊砢山人《蟫史》卷一）
如果从语素与语素组合类型来看，“蝙”属于“不自由不成词语素”，“蝠”属于“半自由不成词语素”，“蝙”除了能和“蝠”组合之外，几乎不能与其他的语素组合，而“蝠”则可以和“果”“狐”“菊头”等组合成“果蝠”“狐蝠”“菊头蝠”等词。现代白话文通行以后，“蝙”和“蝠”渐渐不再单独使用，“蝙蝠”成了固定的形式。
二、中华文化背景下“蝙蝠”的文化内涵
语言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发生着演变，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总会承载一定的文化信息，成为标志一个民族时代精神的重要人文标识。所以探究语言中某种特定语词的表达，某些文字的使用，不应只把目光局限于字词符号本身，而应结合具体的语境，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与本民族的文化特征紧密相连，在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沉淀后，得以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就特定事物文化内涵的形成来说，语音相谐是其重要的方式之一。在中华民族思维中，如果指称特定事物语词的外在语音跟另一抽象概念的语音相同或相似，记录这个事物的语词和抽象概念之间就很容易发生语音关联关系，这种关系渐渐凝固，经过约定俗成，就使得这个语词负载上了特定的文化信息。“蝙蝠”作为哺乳动物，除了能飞翔之外，其貌不扬，只是“蝙蝠”之“蝠”和“幸福”之“福”之间具有相同的外在语音关联关系，这就使得“蝙蝠”渐渐被赋予了“福”的文化内涵，成了中华文化的“福兽”之一。正如鲁迅所说：“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
那么“蝠”与“福”之间发生关联关系最早在什么时候呢？根据上文所谈甲骨文中“蝠”被借作“福”用的情况判断，最晚在商代，“蝠”就已被赋予了“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蝙蝠纹”已经被铸刻在青铜器上了。目前发现最早铸有“蝙蝠纹”的青铜器是安徽寿县出土的“蔡侯申簠”，它铸成于春秋晚期，盖顶和器足铸有四个“蝙蝠纹”做装饰。到了战国时期，“蝠纹”成了青铜器上常见的纹饰之一，开始大为流行。
到了后世，绘画、纺织物、瓷器、家具、建筑等物体上都会用到“蝙蝠”元素。特别是明清时期，“蝙蝠”元素的应用达到高潮，它被广泛地运用在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成了一种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符号。举“蝙蝠”元素应用到建筑物来说，颐和园仁寿殿上有一条幅，上面绘有百只“蝙蝠”，其匾额是“寿协仁符”；北京恭王府有一个类似“蝙蝠”形状的厅，称作“蝠厅”，所修池子作“蝙蝠”状，称作“蝠池”，等等。
各种物体上存现的“蝙蝠”形象反映了中华民族对“福”文化的追求，而民间关于“蝙蝠”的各种习俗和说法则体现了“福”文化的丰富和多样。如有些地方女性婚嫁时穿的衣服上绣有“蝙蝠”的造型，寓意婚后幸福；民间绘画用画五只“蝙蝠”来象征“五福临门”，把“蝙蝠”与“鹿”画在一起寓意“福禄双全”，与“寿桃”画在一起寓意“多福多寿”，与“铜钱”画在一起寓意“福在眼前”；有些地方把“蝙蝠”悬挂在神位旁以示“福气临宅”，把一对“蝙蝠”悬挂在门的两旁以示“福气临门”；有些地方传说把开过光的“蝙蝠”悬挂在房屋横梁上面，能起到化煞的作用，正像《白鹿原》中这样叙写：“蝙蝠在大梁上像蒜辫一样结串儿垂吊下来”……这些习俗和说法都可看出旧时民间对“蝙蝠”所带有的“神性”和其所来的福气的信仰和崇拜。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种习俗和行为的背后本质上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样一来，作为符号的“蝙蝠”也就从侧面表达出了人们的幸福观。
“蝙蝠”在中华文化中除了带有与“福”相关的文化内涵外，还有疗效不明的药用价值。较早提到“蝙蝠”药用价值的时期是流行神仙道术的魏晋南北朝，如晋代崔豹的《古今注·鱼虫》中提道：“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脑重，集则头垂，故谓之倒折，食之神仙。”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此后医书也渐渐收录了“蝙蝠”的药用价值，比如《千金翼方》卷四载：“伏翼味咸平无毒，主目瞑痒痛，疗淋，利水道，明目，夜视有精光，久服，令人喜乐媚好无忧。”《医方集解·明目之剂》载：“蝙蝠食蚊而眼不化，其矢为夜明砂。”旧时人们认为“蝙蝠”夜行，所以一定能夜视，故常服用被称为“夜明砂”的“蝙蝠屎”来治疗夜盲症。
然而，与“蝙蝠”所蕴含的主流“福”文化和药用价值相反，中国历史上也有人试图对“蝙蝠”的正面形象发起挑战，如曹植曾作《蝙蝠赋》，就赋予了“蝙蝠”以奸诈和邪恶的文化内涵。“吁何奸气，生兹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明伏暗动，尽似鼠形，谓鸟不似，二足为毛，飞而含齿。巢不哺鷇，空不乳子。不容毛群，斥逐羽族。”这是曹植借“蝙蝠”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和不平。冯梦龙《笑府》也写道：“凤凰寿，百鸟朝贺，惟蝙蝠不至。”把“蝙蝠”写成了一个十足的骑墙派。
三、西方文化背景下“蝙蝠”的文化内涵
“蝙蝠”在英语里用bat表示，《牛津英语词典》这样解释：An animal like a mouse with wings，that flies and feeds at night。西方文化背景下，“蝙蝠”形象的文化内涵与中国文化下的完全不同，它成了邪恶、凶残、不祥的象征，这或许受《圣经》中长着翅膀的“撒旦”（Satan）的影响。此外，西方有些习语或俚语等也将“蝙蝠”与负面的事物联系起来，如be bats（发疯），have bats in the belfry（胡说八道），as blind as a bat（有眼无珠）等，bat一词在英语俚语中还指妓女和丑妇，都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西方人还偏好在万圣节用“蝙蝠”造型的物品做装饰，以渲染恐怖和骇人的氛围。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蝙蝠”形象常常象征黑暗和邪恶，来烘托恐怖和颓败的气氛，如《浮士德》：“蝮蛇和蝙蝠从里面钻了出来：一个一直在尘埃里爬行，另一个黑咕隆咚飞向了天花板。”《简·爱》：“我还做了另外一个梦，先生，梦见桑菲尔德府成了一片凄凉的废墟，成了蝙蝠和猫头鹰出没的地方。”中世纪，吸血鬼文化渐渐兴盛，而这种文化常与“蝙蝠”联系起来，进而衍生出“吸血蝙蝠”这一文化形象。如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今天下午我还曾见它们抱着教堂里的经案立下最神圣的誓愿，这时又弯曲如钩地四面攫钱，像是两只嗜血的蝙蝠。”《霍比特人》：“巨大的蝙蝠依旧在精灵与人类的头上和耳边飞舞，或者像吸血鬼那样牢牢地叮住受伤流血的人。”后来电影艺术诞生之后，“吸血蝙蝠”更成了恐怖片的典型元素和重要的构成部分，如《吸血蝙蝠》《舔血魔蝙蝠》等电影。事实上，大多数“蝙蝠”并不嗜血，而是以昆虫和果实为食，只不过在文艺作品的日久熏染下，很多人才觉得“蝙蝠”“嗜血”，于是避而远之。
近年来，在西方世界中，随着大众科学素养的提升，人们对“蝙蝠”的印象也逐步变好，出现了一些针对“蝙蝠”的中性习语，如like the bat out of the hell（以最快的速度），go to bat for/go in to bat for（支持），off one’s own bat（独立地/自主地）等；或者赋予“蝙蝠”一些浪漫化的想象，出现了如《蝙蝠侠》一样的超级英雄动漫和电影。而“蝙蝠侠”（Batman）是美国DC公司创作的一个身披“蝙蝠战衣”的超级英雄，它虽然是一位在罪恶中匡扶正义的英雄，但他仍然是黑暗的潜行者，他的所作所为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甚至他的个人形象都是阴沉可怖的。所以，“蝙蝠侠”的形象尽管打破了西方文化中“蝙蝠”的固有印象，但总体并没有摆脱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内涵。
四、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蝙蝠”形象的多元化
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蝙蝠”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的“蝙蝠”形象受到了冲击，国人也开始接受“蝙蝠”身上所带有的黑暗和邪恶的力量，而一些作家更是把新的“蝙蝠”形象融入创作之中，如冯骥才《三寸金莲》：“自打佟忍安潘妈死后，那俩屋子一直上锁，只有老鼠响动，或是天暗时一只两只三只蝙蝠打破窗洞飞出来。”莫言《酒国》：“他感到自己的脖子上伏着一只巨大的黑蜘蛛，或者是一只肢间生着鲜红肉膜的食人蝙蝠。”还有金庸《倚天屠龙记》中借用“蝙蝠”的名号和意蕴，创造了中了“寒毒”要吸人血的“青翼蝠王”韦一笑这个人物，这些负面或邪恶的“蝙蝠”形象都可视为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西方的“蝙蝠”形象还对我国的动漫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后较早的动画片《葫芦娃》里就有代表邪恶一方的“蝙蝠小妖”，而后的《哪吒传奇》《小牛向前冲》等动画中也是将“蝙蝠妖”设定为黑暗邪恶的形象，它们一般是深藏在洞穴之中，体内蕴藏着无穷法力，面貌也猥琐可怖。而像《神兵小将》《超兽武装》等动画则借鉴了充满“侠客精神”的“蝙蝠侠”形象，塑造了一类气质阴沉、性格乖张但却匡扶正义、对抗邪恶的英雄形象，突破了正邪二元对立的思维，赋予了角色更多的人性。
可以说，不论是中国的“蝠”还是西方的“蝠”，都没有优劣高低可分，都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通中，中国传统的“蝠”文化与西方的“蝙蝠”文化相结合，使“蝙蝠”的文化形象和内涵更加丰富和多元，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多样的素材和想象空间，更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增加了新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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