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多多　许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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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创作成因探析

　　夏多多许莲花

　　【摘 要】司汤达《拉辛与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篇理论文献，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写作成因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当时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正是激烈纷争的时期，司汤达一方面为浪漫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是为当时政治斗争中的自由派予以援助；二是当时英国莎士比亚剧团遭受舆论攻击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奥瑞针对浪漫主义的恶意诋毁；三是司汤达无论对古典主义还是新崛起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实绩感到不满，企图通过提出一系列新的文学准则指导创作从而书写法国当代新的民族悲剧。

　　【关键词】司汤达 《拉辛与莎士比亚》 浪漫主义 古典主义

　　司汤达（1783—1842），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其代表作《红与黑》使之跻身世界一流作家行列。小说家司汤达大放异彩，批评家司汤达则相对黯淡。实际上，司汤达文学批评家的身份极为重要，《论爱情》、《旅人札记》、《自我中心回忆录》、《书简》以及诸多小说创作的前言与自序中都有大量含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思想，其中尤以《拉辛与莎士比亚》开现实主义理论先河受到较多关注。本文拟探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创作成因。

一、《拉辛与莎士比亚》创作的时代背景

《拉辛与莎士比亚》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出版时间也不一样。第一部分第一章是1822年《巴黎每月评论》10月号上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年1月又在《巴黎每月评论》上发表《笑》，是第二章；第三章《浪漫主义》，应写于1823年年初，但这时《巴黎每月评论》已和另一英国刊物合并，于是司汤达将这新写的一章连同前已发表的两章合在一起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自费出版。[1]《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分出版于1825年，包括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往来书信十封，其中古典主义者第一、四、九共三封，其余浪漫主义者有七封信。

　　什么是浪漫主义？什么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争与当时政治上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又是什么关系？司汤达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简单而言，浪漫主义就是当时破除古典主义创作准则的新文学思潮，司克利布、贡斯当和年轻时代的拉马丁、雨果、维尼等都是代表作家；古典主义就是坚守拉辛、高乃依“三一律”创作准则的传统文学，代表作家有康伯农、拉克来代尔、罗热、米绶、达凯索、维拉尔、孟德斯基乌、塞萨克等。至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争与政治上派系斗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当时茹易的喜剧《宫廷阴谋》为例，这部作品1824年禁演，检察官罗瓦优说：“这个剧本整个是在诽谤国王和宫廷的精神指导下写成的。”茹易政治上是自由派，文学上是古典派，但写出的喜剧照样被禁演，说明当时不但浪漫主义戏剧难以获得演出机会，就是古典派，如果在政治派别上与波旁王朝对立的话，也难以获得演出机会。就此可以看出，当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文学上的对立，其实远没有保守派与自由派在政治上的对立那么尖锐，文学上的浪漫与古典之争是从属于政治上的自由与保守之争的。

　　从主导倾向来看，自由派偏向于支持浪漫主义，保守派则是古典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当然，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政治上的激进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学上的激进，自由派也可能是古典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反过来，文学上的激进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激进，以夏多布里昂为例，他在文学上是浪漫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早期的雨果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自由派里面兼有支持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人，但主导倾向是支持浪漫主义；保守派则无一例外地只支持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争，既是自由派对保守派的斗争，有时还是自由派内部之间的派系斗争。如艾坚纳、阿尔诺因自由派政治立场，在波旁王朝复辟后，一度被逐出法兰西学院，但在思想上和文学上，他们都是古典派，后来又进了法兰西学院，成为学院反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

二、《拉辛与莎士比亚》诞生的两个导火索

司汤达政治上是坚定的自由派，文学上也倾向于浪漫主义，不管是出于政治斗争还是文学思潮之争，他写这本小册子支持浪漫主义而抨击古典主义都再合适不过。当然，直接原因则来源于两个导火索：一个是1822年七、八月间，英园潘莱剧团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受到巴黎一部分观众和舆论界的恶意捣乱和攻击，以致不得不停止演出，司汤达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就有了《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一部分的创作；另一个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奥瑞在1824年4 月24日向浪漫主义发起攻击，将近一年后出版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第二部分，便是对这位古典主义卫道士的回答。

　　第一个导火索之所以引起司汤达如此激烈的反应，还是因为司汤达开放包容的文学观与法国当时保守自大的民族沙文主义格格不入。除了文章中反复提到向莎士比亚学习之外，司汤达提出学习的其他同时代的外国作家有英国的瓦尔特·司各特、拜伦、约翰生，德国的席勒，外国批评家有德国的施莱格尔、邓尼斯，英国的赫兹力特。司汤达甚至说：“我读过施莱格尔和邓尼斯以后，对于法国批评家如拉哈泼、饶富瓦、玛尔蒙代，甚至所有的批评家，我一概都看不上眼了。这些可怜的人物，丝毫没有创造力，却自以为有才智，事实上他们一点才智也没有。”司汤达在一系列文论著作中反复提到向他国文学学习的话，他自己就精通多国文学，并实地对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进行过文学、文化上的考察，这种兼收并蓄的开放视野与歌德同时期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颇为相通。歌德曾在1828年对托马斯·卡莱尔的《德国故事》进行评论，其中使用Weltliteratur这个词，以前译作“世界主义”，现在称之为“跨文化交流”，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歌德说：“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每个人都必须为加速这一时代而努力。”[2]

　　司汤达虽然不能说也是“世界文学”的倡导者，但博采众长以破除当时古典主义夜郎自大的民族沙文主义是毫无疑问的。其中，当时的观众与舆论对英国莎士比亚剧团的攻击就是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体现，司汤达对此嘲讽道：“英国演员一出场，他们就攻之以苹果和鸡蛋；不时叫喊：讲法语！总之，这是一次国家荣誉的大胜利！”司汤达为此大声疾呼：“我要毫无畏惧地向走在歧途上的青年一代讲话。他们因为莎士比亚是英国人，就对莎士比亚大喝倒彩。他们认为这就是爱国主义，就是维护国家荣誉。”他不以狭隘的民族、国家为界定文学优劣的标准，而是以文学自身的价值为界定准则。法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极为顽固，司汤达举例说：“《每日新闻》和《立宪报》由于政见不同而壁垒分明，但有一点它们是一致的，它们都认为法国戏剧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而且是惟一合乎理性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法国还沉浸在17世纪古典主义的辉煌中，对于他国的戏剧多半采取无视或者抗拒态度，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文学之间的地域壁垒是多么严重。司汤达主张打破地域、民族、国家、文化的界限，截长补短，成就新文学的辉煌。司汤达撰文支持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除了文学思潮主导权之争外，还因为浪漫主义更为包容的学习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精神，而古典主义顽固自守、僵化单一则不利于法国新文学的创造与发展。

　　第二个导火索更为复杂一些。除了奥瑞之外，司汤达在文中着重提到的还有两位攻击浪漫主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一是昂德里厄，反对浪漫主义的急先锋，《拉辛与莎士比亚》第六封信中讲到他“在《评论》上写匿名文章，一举把我们（即浪漫主义）化为齑粉”，同奥瑞一样同是《法兰西学院辞典》第六版的主编，司汤达谈到他们攻击浪漫主义时说“委任三位最激烈愤懑的成员为辞典起草浪漫主义的定义”；二是费来兹，顽固的古典派，大革命时曾经被捕，拿破仑执政后，进《辩论报》，以署名A撰文攻击浪漫主义。因此，司汤达才说“倘若法兰西学院不是以那种居高临下和狂妄自负的声调，认为应当废除浪漫主义，我也许永远会对这陈旧过时的机构保持尊敬。”某种意义上，奥瑞、昂德里厄、费来兹不是以个人名义撰文攻击浪漫主义，而是以官方权威机构法兰西学院的名义攻击浪漫主义，这说明法兰西学院作为当时官方最高学术机构实质上是古典主义的大本营。

　　而且，法兰西学院攻击浪漫主义还带有政治斗争的色彩。法兰西学院在17世纪法王路易十四统治下就已正式建立，至19世纪初期，有不少贵族、资产阶级文化名人是其成员。复辟时期，法兰西学院成为王权与宗教的支持者。在整个复辟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派报刊《立宪报》、《法兰西邮报》、《潘杜拉》以及当时出版的大量小册子，往往将批判的锋芒集中在学院，对它的倾向、院士人选、院士以及种种幕后新闻，广为传播，冷嘲热讽，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之争，与法兰西学院密切相关。司汤达集中火力攻击法兰西学院，除了文学上打击古典主义、维护浪漫主义之外，还是政治上以自由派立场攻击当时维护波旁王朝的保守派。因此，司汤达对法兰西学院的公然挑衅而欣然应战：“法兰西学院既然揭开一场文学论战，我相信我是能够奉陪的。”

三、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创作实绩不满

深层来看，司汤达撰文还因为对当时的法国文坛感到不满意，他借此以提出自己全新理念的文艺准则，希望能对当时的浪漫主义实际创作产生有益的影响，进而书写法国当代新的民族悲剧。法国文学在17世纪古典主义时期极为辉煌，诞生了一批如莫里哀、拉辛、高乃依、拉封丹等彪炳史册的文豪，18世纪的启蒙时代诞生的启蒙作家如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更是使法国成为当时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但是，自从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后，法国有将近40年没有为欧洲贡献一位世界级的作家，而此时的德国有歌德、席勒，英国有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这对于向来以文学、文化自傲的法国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观众缺乏文学修养，他们“要求的只是优美的诗句。观众在当前法国戏剧中所寻求的也就是这一套华丽炫目、用来着力表现所谓高尚感情的抒情短诗”。作家呢，几乎都是古典主义的囚徒，形式僵化，内容苍白：“戏剧动作的惟一目的就在引出优美的舞步，或好或坏的敷衍成为悦目的舞蹈场面，如此而已。”最后，司汤达悲观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令人满意的悲剧是意大利的悲剧。”

　　司汤达对当时法国文坛的不满既针对古典主义，还针对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批判、质疑无需多言，司汤达本身是支持浪漫主义的，为何竟然对浪漫主义也有不满？因为浪漫主义就脱胎于古典主义：“当拿破仑将革命停顿下来，并以为革命已告终结——和我们想的一样，于是他发现整整一代人完全缺乏文学教育。可是这一代人却知道古代文学存在；他们寄希望于拉辛和伏尔泰的戏剧，希望从中享受到戏剧乐趣。”他们之所以对古典主义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如饥似渴，是因为他们才刚刚接受古典主义，远没有达到已经发现其弊端并对之进行开火的程度。从这种意义来看，浪漫主义者无不是开路先锋，他们都经历了学习古典主义而超越古典主义的阶段，最后才提出了全新的浪漫主义文学。司汤达正是其中最早觉醒的浪漫主义理论先驱：他站在了浪漫主义理论的最前沿，对此时才刚刚从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的雨果、维尼等新作家的稚嫩当然不能满意。

　　另外，浪漫主义因为刚刚崛起，其缺乏创作实绩更是为古典主义者诟病：“你们那一派需要的是行动。先生，拿出创作来吧；让我们看看吧。在等待中，而且我相信我将等待很久”。浪漫主义之所以在当时广为诟病，其实与他们没有自己的经典作品有关。实质上，浪漫主义早期的观念运动远远超过其创作实绩。先有浪漫主义的观念运动，然后才慢慢推进到创作领域。司汤达自己也是如此，他首先是一位文艺理论批评家，然后才创作了《阿尔芒丝》、《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成为一名创作成绩斐然的大作家。雨果也是如此，他先以《克伦威尔.序》（1827）这一浪漫主义的美学理论宣言而名声大噪，然后才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秋叶集》等传世之作。司汤达、雨果文艺批评成绩最突出的时期都是19世纪20年代，而创作的爆发期都是19世纪30年代之后，也说明司汤达撰写《拉辛与莎士比亚》之时的20年代正是浪漫主义理论成型、深化，创作还在探索、酝酿的时期。司汤达模仿古典主义者的口吻对当时浪漫主义几位最重要的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嘲讽：

　　究竟什么是浪漫主义？那个好人雨果的《冰岛的汉》，是吗？晦涩难懂的诺及耶的那部充满响亮词句的《让·斯波加尔》，是吗？著名的《孤独者》，写历史上最剽悍的战士在战场上被杀身死，不惮其苦，死而复生，跑到一个十五岁少女面前大谈爱情，是吗？……一批竭力开辟写梦幻的类型、灵魂的神秘剧的青年诗人，他们锦衣美食、收

　　入甚丰，却要为人类的苦难和死亡这种快乐而吟唱不止，难道他们这种虚伪的感情、矫揉造作的优雅、故作多情的悲哀，就是浪漫主义？这类作品一出现，无不轰动一时；所有这些作品都被称作新样式；所有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都是可笑的了。

　　此处虽然是借用古典主义者的口吻来抨击浪漫主义，但理由非常充分，其实也是作为浪漫主义者的司汤达本身对浪漫主义创作不足的不满与批判。维尼、拉马丁、雨果，都是后来公认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但这里列出的作品无一例外，几乎都有怪诞、奇特、天马行空的特征。他们的作品大都也采用中世纪历史题材，描写历史人物，这与司汤达是一致的，但他们迷恋中世纪更多带有异域风情、夸张怪诞的幻想色彩，司汤达推崇中世纪与推崇法国大革命是一样的，看重的则都是时代的强力精神，借以书写自己本民族的史诗与悲剧，与这些早期浪漫主义者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夸张文风、空洞无物显然是截然异趣的。正是在这种种背景之下，司汤达创作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篇理论文献，成为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理论先驱。

　　类型的问题，正是在社会结构当中，个人才找到了自己。”至此，道德哲学在黑格尔那里通过“社会”的重新发现被预设出来了可以连接个人、他者与社会的参照因素——康德纯粹理性的先验主体性——现在被一个新的社会学前提转向了关于的星、自由、道德和正义的问题，这个前提是：人是一社会的存在物，关系到道德的问题无疑能脱离开历史和社会制度，正是它们构建和定义了道德哲学的概念框架和原则。就这样，通过对“社会”的重新发现，黑格尔批判和超越了康德的道德哲学。

　　参考文献：

　　[1]Georg Friedrich Hegel．Philosophy of Right．Trans By T． M．Knox[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

　　[2]Jean Hyppolite．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M]．Evanson: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3]Judith Shkar,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Ideas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Mind”[M]．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4]Charles Taylor．Hegel and Modern Society[M]．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5]Charles Taylor．Hegel and Modern Society[M]．Cambridge．Mas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6]J． Glenn Gray． Hegel and Greek Thought[M]．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8．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1]司汤达著,王道乾译．拉辛与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歌德著,范大灿等译．歌德文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市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浪漫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拉辛与莎士比亚》研究（项目编号：13WLH14）;本文系益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司汤达与雨果文学批评思想中的莎士比亚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4YS22）

　　作者简介：赵丽辉（1979-），女，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伦理学。 夏多多（1980-），男，汉族，湖南益阳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法国文学研究;许莲花（1981-），女，汉族，湖北荆门人，助教，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法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