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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时期(1894-1896)许南英爱国诗歌分析
罗紫轩
【摘 要】“台湾诗坛四杰”之一许南英在甲午战争时期(1894-1896)创作大量爱国诗歌,以台湾人民的角度对抗日保台战争做出客观分析与主观评价。爱国诗创作的母题下,其爱国思想出现多层分流,爱国情怀也呈复杂之态。本文将对许南英甲午战争期间创作的各类爱国诗歌进行分析,并阐释对许南英爱国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许南英 甲午战争时期 爱国诗 分析
许南英作为抗日保台时的将士与文人,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6)创作大量爱国诗歌。气度与风骨从爱国诗歌中淋漓展现,国家衰败和流离失所境遇之下的复杂心态与真挚感情亦是通过爱国诗句深切揭示。本文以诗歌内容为标准,将许南英甲午战争时期所创作的爱国诗分为客观分析类与主观抒情类,并将结合许南英个人经历,重点分析其爱国思想的指向和内涵,以便许南英爱国诗得以系统化梳理与归纳。
一、客观分析类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许南英被唐景崧聘入“台湾通志总局”,并在之后任“团练局”(前身为“台南采访局”)统领。许南英作为需承担军事抗战任务的文人,具有大量战争相关的一手资料,故在抗日保台运动中,留下众多以重要事件为题材的诗歌,其中不乏分析局势的佳作,被视为该时期的“诗史”。诗歌《吊吴季辘参谋》,用质朴凝练的语言将“吴彭年挥七星旗与敌军抗战而后困死八卦山”之事基本脉络展示而出,并紧扣该事件做出了及时评论:“旗卷七星援卒散,山围八卦贼氛然”二句,将七星军被围八卦山一事直接点明,简洁的语言中既有对于吴彭年等人英雄气概的钦佩,也有对于战况悲壮的感慨。另外如:《和祁阳陈仲英观察感时示诸将原韵》,诗句“已撤屏藩资广岛,那堪保障督并州!”、“半世紫光名相业,一朝断送海东头。”即与“李鸿章屈膝求和一事”直接挂钩,事件记载明确清晰,有叙事诗的意味,同时与现实问题及时关联,反映许南英对于时局形势的迫切关心。其他还有“悲歌有客来燕赵,凭无吊人管海山”(《奉和实甫观察原韵》)反映了“实甫来台商办军务”之事;“旗卷七星援卒散,山围八卦贼氛然”“练军小队驻南庄,号召园丁偏四乡”(《防匪》)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参与战争抵御外来侵略”的情形等。这些诗都是经过对国家和社会的层面的思考才创作而出的,在其中很难看到“狭隘小我”的一面,许南英将国家前途命运以具体迫切的现实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展现出他作为军人的大气和文人的眼界。
值得注意的是,许南英的此类诗歌并不能被完全视为客观的战事分析,其诗必然受到自身价值评判的影响而存在主观色彩。当时文坛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影响深厚,许南英必然具有士大夫固有的民族存亡意识和政治使命感,并不自觉地将其作为待人处事的标准:诗句如“沙场白骨臣之壮,幕府青衫我独贤”、“死犹仗剑为雄鬼,生亦工诗作浪仙”(《吊吴季辘参谋》)即不仅仅是吴彭年事迹的阐述,也存在自身对铮铮铁骨与贤德臣子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许南英笔下如“诗史”般的诗歌仍然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记事,并不能完全视为史实材料,而应该是带有历史色彩的文学作品。
二、主观抒情类
许南英爱国诗在客观纪事之外,主观抒情的成分亦不容忽视。许的爱国情怀的抒发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强烈愤慨地直接抒发保家卫国的激情,另一方面则是相较内敛地抒发以“愁”为基调的对国家故土的热爱。色调一暖一冷,相互呼应,使得许南英的爱国情怀更为立体与具象。就前者而言,许南英慷慨激昂展现爱国斗志的诗歌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抒发对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行为的不满;一为对日本侵略者残暴行径的斥责和抵抗。
首先,许南英对待清朝政府的态度与其他来自内陆的文人存在差异。一方面,许南英出生台湾,作为本土诗人,对于清朝政府不可避免地存在隔阂。另外,在被清政府钦点为主事后,许南英曾作诗:“天生傲骨自嶙峋,不合时宜只合贫”,说明许南英对于清朝政府官僚体制的腐朽堕落早有不满。而且,清政府在许南英浴血奋战之时签订《马关条约》,将他的故乡拱手让给侵略者,这必然进一步激化了许南英对清政府的厌恶之情。
许南英在甲午战争期间,借诗歌表达了对于清政府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多体现在对清朝政府庸臣奸贼的斥责上。比如:《和祁阳陈仲英观察感时示诸将原韵》一诗:“半世紫光名相业,一朝断送海东头。”、“一局残棋混未定,甲兵何日洗天河?”的诗句,都针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的军事策略和割让台湾的外交行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和批判。诚然,许南英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不可能完全与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中分割开来,也不可能将冲突矛盾直接指向朝廷,但是也不可忽视,他对清朝的态度对于他爱国诗的影响。
除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在诗歌中十分明确地表现外,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也能在诗歌中找到载体。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日本侵略者即已逐步霸占台湾,并给台湾人民带来深度的伤害。许南英担任团练局统领,直接面对的敌人即是颇有野心的日本侵略者,作为文坛大将也不可避免地对异族文化的入侵带有本族文化本位的意识,因此诗句之中不乏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憎恶仇视情绪,且这种情绪多体现在对于难民的同情、杀敌救国的决心、抗日英雄及逃跑将领的评价。
许南英受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有着对社会底层人民自觉地同情与责任感。其诗《防匪》后四句:“鸡犬桑麻付劫灰,流离琐尾怯归来。仓箱有粟鸟争啄,篱落无人门自开。避地偶随亲友去,隔溪潜约女儿回。斯民忧乐诚吾事,满目凄凉亦可哀”,即描述了战争对于人民的摧残,可以看出许南英对于人民的关怀,心纳社会。另如:“大帅易旗能御敌,平民制梃愿从戎”(《题画梅,赠陈焕耀》)、“荷戈御敌皆农父,太息犁锄尽息耕”(《防匪》),也表现出了许南英对于人民作用的肯定,看到了农民在战争中的作用。
除此之外,许南英的大篇幅爱国诗还是以鼓舞将士杀敌报国为主,期间多数诗歌直抒胸臆,一洒男儿热血豪情,表现出许南英浓烈且真挚的爱国热情。如诗歌《奉和实甫观察原韵》鲜明地表示了自身上阵杀敌的决心和誓死不脱下汉民族服饰的意念。语句沉郁顿挫,感情充沛,极力体现了诗人的愤慨之情。豪迈雄健之气通过“强弩三千”、“怒射狂潮”洒脱展现,一扫黯然之气。
对于以吴彭年为代表的抗日英雄和以刘永福为代表的懦弱将领,许南英皆在诗歌中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在《吊吴季篯参谋》中表现了对吴彭年的深度肯定,以及对只是身为幕僚的吴彭年牺牲的悲痛之情以及赞许之意。在《无题》诗中,对刘永福携军饷潜逃一事做出尖锐的讽刺:“缠腰有客号知几,官努搜罗十万归太息蓬门贫女命,为他人作嫁时衣”。
同时,许南英的爱国情怀不仅局限在高亢的反抗精神上,也带有感时怀旧,凄苦迷惘的味道,这更为立体真实地展示了处于风云变幻中的文人的爱国心路历程。而这种“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为未坚守战场至最后而产生的自省意识,二为离开家乡四处漂泊而出现的思乡愁苦,三为对自身前途迷茫引发的身世之感。
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许南英逃离台湾,开始以“遗民”自居。由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可知,当自身并未战死沙场且并无力扭转时局,解救故土之时,漂泊他乡对于许南英而言,无非是一难以下咽的苦果。其间,许南英写下多篇诗作用于阐述自己在“‘抗日保台运动’以失败告终”的愧疚之情。如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所作《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去年此日日人登台南)》:“凉秋又是月初三,往事回思祗自惭!汉代衣冠遗族恨,顺昌旗帜老生谈!血枯魂化伤春鸟,茧破丝缠未死蚕。今日飘零游绝国,海天东望哭台南!”,运用多个典故表示自己内心的悲怆和辛酸。迷茫的情绪与对国家现状的痛心相联系,流露出祖国被割弃而自身无可奈何的悲惋之情。
许南英在思乡诗的写作上技巧娴熟且有一定的经验,早在其赴京任职之时就已开始创作相类似的诗歌。但是在当时,台湾的沦亡对海峡两岸的爱国文人都带来了极大冲击,“哭台”一时成为当时的创作母题,思国怀乡题材也作为文学浪潮对文人创作带来极大影响,这使得许南英此时的思乡感情却不能与甲午时期的思乡诗等同。
许南英经历了远离故乡台湾,然后远离祖国内陆的两个阶段,这使得他的思乡情怀会存在一种泛化,也就是说,许南英在“抗日保台期间”存在着保卫家乡和维护国家民族的双重情感,而他在离开祖国,至与中华民族差异更大的异域时,离乡情思则带有了表达文化认同、家国归属的意味。也就是说,许南英的思乡对象存在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单单对故乡或对祖国大陆的眷恋之情。
甲午战争时期对处于台湾的文人而言是极其特殊的,许南英也不例外。当个体生命被放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之中,个体除开对于时代的抒怀,必然也存在对自身诉求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如:“今日飘零游绝国,海天东望哭台南!”(《丙申九月初三日有感》)通过“飘零”、“哭台南”等景象表现出诗人漂泊在外的凄苦和感伤,用词简练,但其间对于与祖国分离的辛酸苦楚已通过文字传达而出;再如《题林云臣还来就菊花小照》“我展斯图秋兴起,归来欲赋已无家”一句,通过“欲赋无家”揭示出了身处异乡的孤独感与寂寥感;《述怀(客新嘉坡除夕作)》“独客已无家,客中重作客。蛇江己他乡,他乡复行役”也再次点明许南英身处异乡而产生的对前途命运的无措。诗人对于自身前途的思考大篇幅体现在身处异乡的无奈,即与对故乡的思念和抗日保台战争的回想相交织,因此许南英始终以一个大家的角度和身份看待事物,对国家和故乡的情谊关切始终贯穿在诗歌之中。
综上所述,在现实政治情境与自身价值标准的影响下,许南英的爱国诗歌不自觉出现了多种层次。客观分析类诗歌中,因许南英本身具有战事的一手资料,不可避免地对时事战争做出标记,使爱国诗带有叙事意味,只是许南英对于这些资料的处理自然地透露了主观的判断并非完全客观。主观抒情类诗歌中,首先,许南英对抗战杀敌的激情表现为对清朝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的鲜明态度,而这两种态度亦与许南英自身的经历密切联系;其次,对山河破碎的忧思则分流为未能实现保家卫国抱负的自责、离开故土而无法断绝的思乡愁情、自身浮萍般命运前途的迷茫,个中兴亡之感相互交织,不能独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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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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