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蒙

　　清晨，叩谢天一阁

　　任蒙

　　任蒙，作家、文化学者，40年来在各地报刊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出版有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2部，其中以诗论诗的《诗廊漫步》多次再版和重印；《任蒙散文选》再版3次，被誉为“当代实力派散文的代表性作品。”曾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及冰心散文奖。

　　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湖北大学客座教授、湖北警官学院、武汉商学院客座教授，已经出版《任蒙散文研究》《任蒙散文论集》等研究和评介任蒙文学创作的文集5部。

　　

一

天一阁到了。

　　我们下榻的宾馆离天一阁不远，按照当地人的指点，我们抄小路步行，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最后在一位热心大娘的引领下，很顺利地找到了这里。

　　天一阁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站在大门前凝视了好久。我过去一直把它想象成一座飞檐斗拱的高大楼宇，没想到它的建筑都是两层楼，在现代高楼大厦的包围中，这片建筑矮得近乎平房。刻着阁名的白色牌匾悬在低矮的屋檐下，在背光的早晨，我携带的“洋傻瓜”只有启动闪光灯，才能将上面的字样照下来。

　　这座名闻中外的藏书楼作为一个家族的工程，最初的规模也应该是相当庞大的。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这项工程持续了5年。依照其创建者的能力，完全可以将其建成一座巍巍壮观的楼阁。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并且后世的封建王朝都指令各地的藏书阁，也参照这种格局建筑。

　　我仰望着“天一阁”三个大字，想到有关学者对这个阁名的阐释，创始者取《周易》里的“天一生水”之意为其命名，但他十分明白，仅仅一个吉祥的称谓是不能躲避灾难的。为了有效防火，他不但在院中建了座很大的蓄水池，而且采取低楼层建筑格局，一旦有了火警，便于就地取水扑救，同时还可避免强烈台风的袭击。但是，如果再低，又不利于防潮。

　　无论我的这番推想是否正确，那位藏书家为了使自己的事业实现不朽，其用心都是良苦的。当初，他一边察看着自己好不容易收集到的一箱接一箱颇具数量的珍本，一边设想着未来的藏书楼，经过无数次比较，才决定采取这种建筑方案。

　　来看天一阁，我是为书而来的。它因藏书而得名，作为一个读书人，到了宁波若不来看看它，将是对它的不敬，将有愧于为我们传承文化的民族列祖列宗。

　　然而，我又不是为书而来，我还没有想过这里丰富的典藏，能够与我这个文史爱好者发生某种直接的关联。

　　我只是一个极平常的游客，前来买票参观的。

　　因此，天一阁为我敞开的也只是一个庭院，一个规模宏大的庭院。院中假山环水，配以亭阁水榭，到处花木葱茏，像是某个旧时的官宦或富豪人家遗留下来的文物性建筑。

　　天一阁原本没有这些附属的文化构件，在它建成整整一百年之后的清康熙年间，范氏后人才在阁前增设假山亭榭，环院栽植竹木。民国年间，天一阁有过一次大修，又将宁波孔庙的尊经阁移建其后院，并将宁波自宋至清的大量碑刻集中至此，称作明州碑林。

　　天一阁，早已是宁波集中收藏文化的理想处所。

　　不过，无论这里汇聚了多少不同形式的文化遗产，无论后来归拢的遗产有着怎样的价值，都不可能遮掩这座藏书楼的璀灿光辉。

　　透过它那深红色的木制窗格，我的目光等待那个最初的阁主探出头来，看一眼我这个前来瞻仰的圣徒，看一眼为他的创举而来的游人们。

　　当然，那个视藏书如命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不可能露面，不可能走出来与今天的朝圣者对话。只见他头上的帽翅在朦胧的窗棂里轻轻抖动着，那是他忙碌的背影，他在仔细地盘点着自己当年留下的藏籍，看看少了哪些，又多了哪些。

　　千万不要惊扰这位老人，有个数据更不可告诉他：虽然天一阁现存有珍版善本八万余卷，但在它初期收藏的七万余卷明代以前的刻本，后来屡经盗劫，到一九四九年仅存一万三千余卷。尽管他的子孙尽到了责任，但他如果知道了这种遭遇，他的灵魂一定不安。

　　天一阁藏书最严重的流失，发生在耻辱的近代。范钦没有经历过那种时代，更不曾料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一个荒诞的时代。藏于京师的永乐大典被侵略军抱去垫炮，西夏古城在沙漠中埋藏了多少个世纪的无数文物典籍，被我们中国人带路，让几个沙俄大盗前去掏了个干净，然后装上一队队骆驼扬长而去；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堆积如山的经典在那里安然无恙地沉睡了上千年，偏偏在那个倒霉的年代被守窟的王道士意外发现，甘肃省巡抚接到奏报后，竟然以缺乏运费而置之不顾，从而招引了一批批国外的打劫者蜂拥而至，连莫高窟的一些精美壁画也被洋人用胶布粘下带走了。

　　世人瞩目的天一阁，屹立于大海之滨数百年，以其令人敬畏的力量，使许多抢劫者望而却步。可是，沪上的一些书铺却与贪图小利的宵小相勾结，暗中组成偷、运、销一条龙的盗窃体系，使天一阁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它到建国初年能有那样的规模数量，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贡献。

　　我的故乡湖北广水在立县以来的千余年间，先后修过8次县志，据说只有三部存世，一部在日本，一部在美国，国内仅存的一部就在天一阁。八十年代，故乡第九次修志，派人到此复印得到。

　　天一阁，为我的故乡保存下来了他们今天唯一能够见到的其祖宗留下的 “百科全书”，使这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县有了用文字系统记录的历史。此刻，县志办公室的人员当时得到那部县志复印本如获至宝的笑容，不禁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摞发黄的线装原本和许多珍贵的典籍被码放在这里的阁楼之上，它们使很多历史文化的寻访者在这座庭院里留下过欣喜的笑容。

　　这种笑容，是范大官人及其子孙们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艰辛努力换得的。

　　范氏家族多少代人所以矢志不渝地守望着这座文化宝库，除了这种笑容，还会有什么更实在、更崇高的追求呢？

　　说文化积累之重要，是因为它于历史、于后世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可它对于当时收藏者的生活和荣辱似乎没有多大关联。然而，当年的范钦凭着某种人生的理念与冲动，创立了这项千秋大业。

　　范钦为营造这座文化宝殿肯定付出了很大的艰辛，但这毕竟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段。后来的多少代子孙能够一代又一代接力将这份巨大的文化遗产守护下来，才是奇迹的所在。

　　跨进天一阁古老而庄严的大门，我就走进了一部历史的传奇故事中。曾经发生在这座院落里最为感人的情景，不是范侍郎躺在病榻上向其儿子作最后的嘱托 （尽管我们首先叩谢的应该是他），而是范氏家族一代代子孙从先父手中接过几大串沉甸甸的钥匙的那种时刻。

　　也许在那种时刻，有弥留之际声音颤抖的再三叮嘱，也有儿孙们在悲泣中为告慰临终者作出的表态；也许什么话语都没有，只有心灵会应的默默点头。

　　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传承，就是这样一代代往下交接着；一种坚定的守望就是这样一代代延续着。

　　令人惊异的是，范氏后代将这种没有终期的守望持续了数百年！

　　帝王的权力世袭，有着无限的利益驱动，以致几千年间王子杀父轼君的事件屡见不鲜，而范氏后代所承袭的只是艰巨的责任和付出。可能他们后悔过，气馁过，甚至私下里诅咒过他们那位做了大官“有钱没地方使”的先祖，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放弃这种守护。

　　在河北定州的一个山村，村民从其先人的先人以至无法追溯的祖宗那里，接过一个历史任务：看护王陵。但是经过了无数代前人的口头交接，他们守护的是一个什么故人，巨大的陵寝究竟在哪座山头，甚至连葬于哪朝哪代，都无人说得清楚。因此，那个最初的神圣使命早已衍化为一个传说，顶多是一种异化了的模糊责任。或者说，那里的村民对于先祖赋予的这种守望使命，说不定早已成了一种出于风水理念的“责任意识”，很难说能够超越其他群众所具有的道义意识和法律意识。直到文革初年，那座王陵才在一次工程建设中被意外发现，原来是西汉早期的刘胜之墓。如果不是三国时的刘备不断唠叨他是刘胜的第二十代孙，很多人未必知道 “中山靖王”为何许人也。

　　可是，范氏家族世代守护的是一座藏书楼，露于市野而广为人知，易毁易盗而随时可能招致危机。

　　这使我们对范钦当初的抉择更感崇敬。他肯定不止一次地想到过，他的苦心孤诣很可能是一场枉费心机，再丰富的典籍收藏很可能在某个时刻化为一场大火，或被人哄抢而光。事实上，在他当时和以前的时代，这样的悲剧已反复出现过。

　　范钦能否成功，不能取决于他，也不能取决于一两代后人，究竟需要多少代的努力，他是无法料及的。只要任何一代人动摇懈怠，或出现某种闪失，都会导致前功尽弃。而可能使这个家族几百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的变数太多，连我们今天这些“事后者”都难以想象。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链，在漫长的时间面前竟显得如此脆弱。

　　我总感到范钦作出这种神圣的决定，无疑于下定一个赌注，既充满希望又不能抱肯定的希望。

　　然而，中华文明史需要有人不断地挺身而出，作出这种赌注般的选择。

　　范氏子孙应该为他们有这样的先祖感到幸运，可这位先祖又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不幸。

　　天一阁对民族而言，是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但对范氏家族而言，却是他们背负了数百年的一座沉重大山。

　　徜徉在天一阁的庭院中，我想当时这里的一切，无论是否有后来这么气派和精致，范家人都不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得安逸轻松。他们既要维持自己比较富足的生活，同时必须肩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

　　为了更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终极目的，整个家族形成了异常严苛的规约。他们虽然守着一座书山，但除了看守和整理，自己几乎与它无缘，甚至不得不背离某些世俗情理。

　　这个家族的规约，其严密程度和贯彻程度，足以使我们今天在“制度化、规范化”旗号下产生的某些条文显得苍白和灰淡。

　　正是一条条近乎残酷的处罚规则，使这座藏书楼对于拥有它的范家成员，也是那样神秘而又冷漠，进而使他们的看护变得更加枯燥，更加漫长。

　　如今，一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家族式文化守望早已终结。他们在给民族留下了一笔巨大文化财富的同时，还给世人留下了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化传奇。

　　在那个冬日的清晨，我是第一个叩开天一阁大门的，但我已经来得很晚很晚了。

　　前面有很多人来过，其中不少人早已对天一阁所体现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作过探研。将范氏家族对文化坚守的原动力，无论是归之于一种强烈的文化良知，还是归之于一个古老家族的使命，反正历史已经成全了他们，成全了我们这个文化丰厚的民族。

　　不管学者们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应该叩谢这座历经沧桑的文化宝库，都应该叩谢历史！

　　匆匆游览就要结束了。

　　我只是在楼下的展厅里见到一些嵌在玻璃柜里的明清画作，以及“南宋刻石”一类的文物。而赋予了这座文化圣殿非凡价值的万卷藏书，我一本也没有见着。游过天一阁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我还在想象那些被范氏子孙精心藏置了数百年的典籍，是以什么样的姿式被置放在严密封锁的书楼里的。现在，那些宝藏一定早已被安放到现代书架上了，但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古人以什么样的书橱来置列那么浩繁的藏书，才能使其既便于检索整理，又有利于通风防蛀？我始终没有想象出来。

　　我是和几位同事为考察有关工作而去宁波的。

　　那天上午，我们就要离开宁波，只好利用赶往机场之前的空暇，来到这个不能不来的地方。因而，天一阁的藏书置于那几座建筑之上，我都没有来得及问过。当然，对一般游人，天一阁的管理人员没有义务进行介绍，更不会让其登楼参观。不过，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遗憾。

　　在其院落出口的屋檐下，置有一组按1∶1比例铸造的铜像：身着长袍马褂的清末绅士和西装革履的洋人围坐在麻将桌边，正好三缺一。

　　这组散溢着闲趣的雕塑，与天一阁藏书和读书的主题相去甚远，它似乎是要让我们从这座院落沉重的气氛中走出来，从一种敬畏的心情中走出来。

　　是的，如今的天一阁有多少藏书，甚至有没有藏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它只是一个文化的象征，一个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精神的象征。

　　告别之际，我也在随行者的说笑声中走近那组铜雕，饶有兴致为几位冰冷的古人凑了个“角”，拍了最后一张留影。但是，起身没走几步，天一阁悲壮的历史又开始在我的脑海闪现起来。

　　责任编辑：田芳妮